第一位是我的妻子西拉（Shira），她鼓励我突破极限，在学术研究和学术写作之外做一些别的事情，最后又鼓励我点击“发送”按钮。没有她的爱和信任，这本书就不会存在。
全世界的许多科学家都帮助我把这本书打造成为一部具有科学正确性的著作。伊安·鲍德温（马克斯·普朗克化学生态学研究所）、珍妮特·布拉姆（莱斯大学）、约翰·基斯（迈阿密大学）、维克托·扎尔斯基（Viktor Zarsky，捷克科学院）和埃里克·布伦纳（Eric Brenner，纽约大学）这几位教授热心地从百忙之中抽出空来审读了本书的部分章节，保证其中的科学内容得到妥当的表达。写这本书的念头源于和埃里克的讨论，我会永远感谢他的洞察力、鼓励和友情。我还要感谢特德·法默教授（洛桑大学）、约拿单·格雷瑟尔教授（魏茨曼科学研究所）、莉拉赫·哈达尼博士（特拉维夫大学）、安德尔斯·约翰森教授（挪威科技大学）、伊戈尔·科瓦尔楚克教授（莱斯布里奇大学）和弗吉尼亚·谢泼德博士（Dr.Virginia Shepherd，新南威尔士大学），他们在本书写作的不同阶段给予了意见建议。我的两位良师约瑟夫·希尔什伯格（Joseph Hirschberg）教授和邓兴旺教授对我的影响，在我所研究和在书中写到的全部科学课题中都随处可见。
第三位是《科学美国人》和法拉尔-斯特劳斯-吉鲁（Farrar，Straus and Giroux）出版社的编辑阿曼达·穆恩（Amanda Moon），她接受了把我的学术气措辞改造成易读的文笔的艰巨任务。她不知疲倦地把每一章改了一遍又一遍，然后又是第三遍，第四遍，第五遍，每一次都带着最大的耐心。
对本书的增订版来说，瓦雷里亚·鲍德（Valeria Pouder）是极出色的研究助理。我要感谢凯伦·梅因（Karen Maine）对本书做了编辑工作，并勤奋地督促我按时完成任务，感谢英格丽·斯特纳（Ingrid Sterner）的精美排版，还要感谢《科学美国人》和法拉尔-斯特劳斯-吉鲁出版社的团队，和他们一起工作的感觉好极了。
第二位是我的代理劳丽·阿布克迈尔（Laurie Abkemeier）。她的经验、毅力、支持和无限的乐观主义使我这样的一位青涩的作者感觉自己好像是久获普利策奖的老手。她不仅是我的代理，还是我的朋友，这让我感到很幸运。
我还要感谢阿兰·查佩尔斯基（Alan Chapelski）拍摄我的近照，德波拉·拉斯金（Deborah Ruskin）帮助我开始写作。我的家人和亲戚也为我提供了无止境的支持。我会永远感谢我的姐姐莱娜（Raina），以及埃胡德（Ehud）、吉塔玛（Gitama）、亚奈（Yanai）、菲利斯（Phyllis），还有我的母亲玛尔西亚（Marcia），她们是我的书稿最早的读者。我的孩子艾坦（Eytan）、诺阿姆（Noam）和沙尼（Shani）是我快乐的永恒源泉，他们还能指出我的书稿中落掉了一个单词。最后，我要感谢我的父亲大卫（David），他一直为我提供支持，还修改过书稿。在这本书出版的过程中，他和我一样操心，仿佛这本书是他写的一样。
我很幸运地能在特拉维夫大学拥有这么多出色的同事，我和他们在走廊里进行了很多有益的讨论。特别要指出的是，本书中的很多观点最早是在我与尼尔·奥哈德（Nir Ohad）和沙乌尔·雅洛夫斯基（Shaul Yalovsky）两位教授合开的植物科学导论课上提出的，并得到了我们的共同讨论。我要感谢我的实验室同事奥弗拉（Ofra）、鲁提（Ruti）、索菲（Sophie）、埃拉赫（Elah）、摩尔（Mor）和吉里（Giri），我为了写这本书而没有去监督他们的研究工作，他们对此表示理解。我特别要感谢代我管理实验室的塔利·亚哈罗姆（Tally Yahalom）博士。正是每天和他们的交流，才让我持续不断地意识到科学研究为什么会如此激动人心。我对吗哪植物生物科学中心的赞助人也心存感激，他们向我表明，谦虚加上精力集中，可以帮助人更快达到重要的目标。
如果没有三位了不起的女性的贡献，《植物知道生命的答案》这本书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摆在你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