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正确的实验对照在这里就开始显示出重要性来了。实验继续进行，但这一回斯科特用一把小扇子把来自扬声器的所有热空气都扇得离种子远远的。在这一组新实验中，安静环境中的种子和暴露在音乐声中的种子的萌发率就没有区别了。科学家在第一组实验中发现，放出音乐声的扬声器明显会散发热量，这提高了萌发效率；起决定性的因素是热量，而不是莫扎特或密特·劳弗的音乐。
如果对科学文献做一番仔细的检查，反倒能在报道其他发现的论文中找到穿插在其中的戳穿“植物能够听到东西”神话的实验结果。在珍妮特·布拉姆确定TCH基因（在触碰植物时被激活的基因）的最初的论文中，她曾提到她检验过这些基因在物理刺激之外是否还能被响亮的音乐（她播放的是传声头像的音乐）所诱导。可是，唉，这些基因毫无动静。同样，研究者彼得·斯科特也曾做过一系列用来检验音乐——特别是莫扎特的《交响协奏曲》和密特·劳弗的《地狱蝙蝠》——是否能对玉米产生影响的实验。（这类实验总能够向我们透露科学家自己的音乐品味，这挺令人惊奇。）他在《植物的生理和行为》上报告了这些实验的结果。在最开始的实验中，比起安静环境中的种子来，暴露在莫扎特或密特·劳弗的音乐中的种子萌发得更迅速。这对于那些声称音乐能影响植物的人来说是个好消息，可对于那些认为莫扎特音乐的质量高于密特·劳弗的人来说又是个坏消息。
唉，除非用别的方法证明并非如此，否则所有的证据似乎都告诉我们植物实在是个“聋子”。如果你知道植物含有一些和已知能导致人类耳聋的基因相同的基因的话，这就更有意思了。
耳朵中的毛细胞可以传达两种类型的信息：响度和音调。响度（也就是声音的强度）是由抵达耳朵的波的高度——更常见的说法是振幅——所决定的。响亮的声音振幅大，柔和的声音振幅小。振幅越大，静纤毛弯曲得越厉害。至于音调，则是压力波的频率产生的效果。频率和振幅无关，是每秒钟察觉到的波动次数。波的频率越快，静纤毛来回弯曲的速度越快，音调就越高。
他们假定，治疗性能量和“柔和”的音乐（由美洲原住民的笛子和自然界的声音组成，他们说过实验者自己偏好这种音乐）有益于种子萌发。克里斯和施瓦茨认为他们的数据揭示，比起安静环境中的种子来，在柔和音乐声响环境中萌发的西葫芦和秋葵种子数目略多一些。他们还提到种子的萌发率也因为克里斯用双手摸过种子，给予了它们治疗性能量而有所增长。但没人提到的是，这些结果从未被其他植物学实验室的后续研究所证实；相反，克里斯和施瓦茨引用的支持他们的实验结果的文献之一，是多罗西·雷塔拉克的《音乐之声和植物》。
森林里回荡着各种声音。鸟儿鸣啭，蛙儿歌唱，蟋蟀动股，叶子在风中沙沙作响。这永不止息的交响乐包含了预示危险的声音，与交配仪式有关的声音，威胁性的声音，安抚性的声音。一只松鼠在枝条折断发出咔嚓声时跳到树上；一只鸟儿回答另一只的鸣叫。动物每时每刻都为了对声音做出反应而运动，而它们的运动又制造了新的声音，这些声音共同交织成一片循环往复的喧嚣。然而，即使森林在嘁嚓作响，植物却一直无动于衷，对周边的嘈杂毫无反应。是植物听不见森林的喧闹吗？还是说，其实是我们对它们的反应视而不见？
——松尾芭蕉
雷塔拉克的《音乐之声和植物》，令我们对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政治氛围可见一斑，但也能清楚地展现出她自己的观点。雷塔拉克给人的印象是一位社会保守派和一位“新时代”宗教的唯灵论者的独特混合。作为社会保守派，她相信吵闹的摇滚乐与大学生的反社会行为有关；作为唯灵论者，她在音乐、物理学和整个大自然之间看到了神圣的和谐。
让我们用怀疑者的观点，再回头看一下雷塔拉克认为摇滚乐强烈的鼓点对植物（还有人）有损害的结论。是不是能有一个替代性的、科学上合理的说法，能够解释响亮鼓声对植物的负面效应呢？事实上，正像我在前一章中强调的，珍妮特·布拉姆和弗兰克·萨利斯伯里都明确指出，只需触碰一棵植物很多次，就可以让它个头矮小，发育迟滞，甚至死亡。可以设想，如果用合适的扬声器把摇滚乐中那些强烈的打击乐器声响亮地播放出来，这些音乐就会激发强有力的声波，使植物发生振动，前后“摇滚”，仿佛置身风暴之中。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预料会在暴露在齐柏林飞艇音乐中的植物身上发现生长减退现象，就像雷塔拉克所报道的那样。也许植物并不是不喜欢摇滚乐；也许它们只是不喜欢被“摇滚”。
我举这些论文中的一篇（虽然是很荒谬的一篇）为例。这篇论文发表在《替代和补充医学杂志》之上。其作者是加里·施瓦茨及他的同事凯瑟琳·克里斯。施瓦茨是心理学和医学教授，克里斯是光学教授；二人都在亚利桑那大学工作，施瓦茨在那儿发起了“VERITAS研究计划”。这个研究计划要“检验一个人在身体死后意识（或人格）仍然存在的假说”。显然，研究人死后的意识会带来很多实验困难，所以施瓦茨也研究“治疗性能量”的存在。因为参与研究的人能够被暗示的力量强烈影响，施瓦茨和克里斯改用植物进行实验，以揭示“音乐、噪音和治疗性能量的生物学效应”。当然，植物是不会被安慰剂效应所影响的，到目前为止，也没听说它们会被音乐偏好所影响（尽管做实验和分析实验的研究人员会受到这些影响）。
多罗西·雷塔拉克自称是“医生的妻子，家庭主妇，十五个孩子的祖母”，1964年，在她最后一个孩子从大学毕业之后，她在现已注销的坦普尔·布尔学院注册为一名大学新生。雷塔拉克是一位专业的女中音，常常在犹太教堂、基督教堂和殡仪馆演出，她打算在坦普尔·布尔学院主修音乐。为了完成科学必修课，她选了一门“生物学概论”的课，在课上她的教师要她做一些实验——不管是什么实验，只要她感兴趣就行。于是，雷塔拉克的生物学必修课和她对音乐的热爱结合在一起，就成就了一本被主流科学厌弃，却很快被大众文化热情接受的书。
玉米（Zea mays）
多罗西·雷塔拉克和她的指导教师弗朗西斯·布罗曼（Francis Broman）在实验室中雷塔拉克的实验结果也与1965年发表的一项重要研究相互冲突。来自纽约植物园的科学家理查德·克莱因和帕米拉·埃德萨尔决定做几个实验，确定植物是否真的能受音乐影响。在此之前，印度有人做研究宣称音乐增加了好几种植物将要萌发的枝条的数量，其中一种植物是万寿菊（Tagetes erecta）。他们的试验就是对印度这项研究的回应。为了能够重复这些实验的结果，克莱因和埃德萨尔把万寿菊分别暴露在格里高利圣咏、莫扎特的《C大调第四十一交响曲》、戴夫·布鲁贝克的《三人一心》、戴维·罗斯管弦乐队的《脱衣舞者》及披头士的歌曲《我想牵你的手》和《我看到她站在那儿》之中。
正如她预测的，植物所受到的损伤不像它们被包括鼓声的完整版本的《全部的爱》和《机关枪》震撼时那么厉害了。这是否意味着植物对音乐的偏好和雷塔拉克自己的偏好相重合呢？我自己是从小到大在音响系统日复一日放出的齐柏林飞艇和亨德里克斯的轰鸣声中长大的，出于一种不安的情绪，当我第一次看到雷塔拉克那本书时，我怀疑自己是不是也可能被这些音乐伤害了，就像她把针对植物的实验结果类推到摇滚乐对年轻人的影响时所推测的那样。
克莱因和埃德萨尔从他们的研究（采用了严格的科学对照法）中得出结论：音乐并不能影响万寿菊的生长。在报告中，他们用幽默表达了对这类研究的普遍愤慨：“并没有任何叶片的脱落可归因于《脱衣舞者》的影响，我们也没有观察到植物的茎在披头士的音乐中做出任何转头运动。”我们该怎么解释这些实验结果和雷塔拉克后来的研究之间的矛盾呢？要么克莱因和埃德萨尔的万寿菊和雷塔拉克的植物有不同的音乐口味，要么雷塔拉克的研究和主流科学界有重大的方法论和科学上的差异，导致了不可信赖的结果。这后一种情况看来更可能。
就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的植物感觉而言，各种形式的严谨的科学研究已经清楚地揭示了它们存在的事实。然而，几乎没有什么可信的、能够作为定论的研究能够明白无误确证植物对声音的反应。考虑到我们已经听说了大量有关音乐如何影响植物生长的逸闻趣事，这个事实不免令人意外。我们在听说植物有嗅觉时，还要仔细琢磨一下，但植物能够听到声音的念头却丝毫不会让我们惊讶。很多人都听说过植物会在播放古典音乐（尽管也有人声称只有流行音乐能让植物动起来）的房间里欣欣向荣。然而，通常来说，多数有关音乐和植物的研究，是由小学生和科学爱好者完成的，他们不会坚持在实验中设置对照组，而设置对照组是以科学方法为基础的实验室中不可或缺的手段。而且，当新闻标题在暗示植物具有听力时（比如《纽约时报》的这个标题：“研究发现吵闹的捕食者会让植物处于警备状态”），真正的研究实际上只不过是说植物能对昆虫的物理振动做出反应，而不是对声波做出反应。不过，也有少量研究报道认为我们很快就能听到大量有关植物听觉能力的消息。
毛细胞的静纤毛一边振动，一边引发动作电位（如同我们在前面各章中见到的其他类型的机械感受器所做的那样），传递给听神经，再从那里传递到脑，脑再把这些信息转化成各种声音。所以人类听觉是两个解剖学事件的结果：耳中的毛细胞接收声波；脑处理信息，使我们能对各种声音做出反应。那么，如果植物没有眼睛也能察觉光的话，它们没有耳朵是否能察觉到声音呢？
万寿菊（Tagetes erecta）虽然克莱因和埃德萨尔的研究发表在一本备受尊重的专业科学期刊上，却基本被一般公众所无视，而雷塔拉克那样的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却继续在大众媒体上占据优势地位。这种现象在另一本书那里也很明显。1973年首次出版的、由彼得·汤普金斯和克里斯托弗·伯德合著的《植物的秘密生活》一书几乎成了经典。这本书在售卖时被说成是“对植物与人类之间的肉体、情绪和灵魂关系的迷人论述”。在书中题为“植物的谐和生活”的非常生动优美的一章中，作者报告说，植物不光会对巴赫或莫扎特做出正面反应，它们实际上对拉维·香卡的印度西塔尔音乐有更显著的偏好。可是，《植物的秘密生活》一书中展示的多数科学研究依赖于研究者对很少量试验植物的主观印象。著名植物生理学家、教授、知名怀疑论者阿瑟·加尔斯顿在1974年就直截了当地写道：“《植物的秘密生活》的问题在于，书中几乎全都是没有足够支持证据就提出的古怪说法。”但是这同样不能阻止《植物的秘密生活》对现代文化产生重大影响。
雷塔拉克曾说过，她被1959年出版的一本叫《祈祷对植物产生的力量》的书激起了兴趣。这本书的作者声称受到祈祷的植物会茁壮生长，而遭到仇恨思想轰击的植物却会死去。雷塔拉克想知道类似的效应是否也能被积极或消极的音乐流派所引发（当然，积极或消极的判断规则是由她自己的音乐品味说了算的）。她做的一切研究，都是为了解答这个根本问题。她希望通过监测不同流派的音乐对植物生长所产生的效应，为她的同时代人提供证据，证明摇滚乐具有潜在危害性——不光是对植物如此，对人也一样。
自达尔文的尝试失败之后，植物的听觉能力这个研究领域就从未有过真正热门的时候。光是去年一年发表的科学论文中，有关植物对光、气味和触碰的反应的文章就有数百篇之多，但是最近二十五年中发表的专门研究植物对声音的反应的论文却屈指可数，何况在这些论文中，大多数都不满足标准，不足以让我认为给出了植物能“听”的真实证据。
很多人都曾经在这样或那样的场合被植物能对音乐产生反应的说法深深吸引。就连查尔斯·达尔文（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他在一个多世纪之前就做了植物视觉和触觉领域的开创性研究）也研究过植物是否能觉察他为它们演奏的曲调。达尔文在终生从事生物学研究之外，还是一位狂热的大管爱好者。他做过的古怪实验之一，是监测他亲自用大管演奏的音乐是否能对植物生长产生效应，具体方法是看大管奏出的音乐能否诱发含羞草的叶子合拢（实验结果是没有合拢，这使达尔文认为这一研究是“蠢人的实验”）。
雷塔拉克把多种植物（包括喜林芋、玉米、天竺葵、堇菜等等，每一次实验都用一种不同的植物）暴露在她从不同流派的音乐中挑选出来的唱片音乐声中——这包括巴赫、勋伯格、吉米·亨德里克斯和齐柏林飞艇的音乐——然后监测其生长。按她的报告，暴露在柔和的古典音乐中的植株生长繁茂（哪怕播放的是我们都熟悉且喜爱的高雅的升降电梯背景音乐），而暴露在《齐柏林飞艇II》或亨德里克斯的《吉普赛人乐队》专辑中的植株的生长却遭到了阻滞。为了证明对植物有害的其实是臭名昭著的约翰·波纳姆和米奇·米切尔之流的鼓手奏出的鼓点，雷塔拉克使用同样的专辑做了重复实验，但这一回她把里面的打击乐器剔除掉了。
在我们深入探究植物是不是真有听力之前，不妨先来更好地了解一下人类听觉。“听觉”的一般定义是“由耳朵之类器官察觉振动、感知声音的能力”。声音是在空气、水以至门扇、地表等固体中扩散的连续压力波。通过击打物体（比如敲鼓）或制造一个重复振动（比如拨动琴弦）就可以导致空气有节奏地压缩，从而形成这样的压力波。我们的内耳中有对触碰敏感的毛细胞，可以产生一种独特的机械感受，由此我们就感知到了空气压力波。这些毛细胞是特化的机械感觉神经细胞，从胞体延伸出毛状的细丝，叫作静纤毛，在被空气压力波（声音）击中时会弯曲。
伊安·鲍德温对植物通信和挥发性化学物质的开创性研究（已在第二章中介绍过）一开始也被主流科学共同体拒绝接受，但后来就在很多实验室中得到验证。与此相反，雷塔拉克的“爱乐植物”实验却被扔进了科学的垃圾桶。虽然她的发现被报纸文章所报道，她试图把结果投给一家声名远播的科学期刊的努力却失败了，她的书最终是作为“新时代”宗教文献出版的。当然，这并没有妨碍这本书成为那个时代的特色文化的一部分。
幸运的是，对我和其他离经叛道的齐柏林飞艇歌迷来说，雷塔拉克的研究充斥着科学上的错误。比如说，她的每次实验只用了很少数目的植株（不到5株）。在她的研究中实验的重复次数太小，不足以支持统计分析。实验的设计也很简陋，有的研究竟是在她朋友家里完成的。还有，像土壤湿度之类的参数，是靠用手指触摸土壤确定的。虽然雷塔拉克在她的书中引证了很多专家，其中却基本没有生物学家。他们是音乐、物理学和神学方面的专家。还有不少引证的出处没有任何科学信誉可言。然而，更重要的是，她的研究结果未能在任何一家可信任的实验室中得到重复。
寺钟已停撞/但我仍然能听到/声从花中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