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罗伦萨大学的斯泰法诺·曼库索和波恩大学的弗兰提约克·巴卢厄卡及其同事进一步发展了达尔文的根-脑假说。他们对此十分热衷，甚至使用了“植物神经生物学”这个术语，以强调植物和动物之间的相似性。
如果植物有意识，在我们思考我们和绿色世界的关系时，这意味了什么呢？首先，“有意识的植物”不会对人类个体产生意识。我们只不过是增加或减少植物生存和繁殖成功概率的众多外部压力之一罢了。借用弗洛伊德心理学的术语来说，植物的心理完全缺乏自我和超我，虽然可能具有本我，也就是心理中接受感觉输入、按本能行事的无意识部分。植物对环境有意识，而人类是这个环境的一部分。但是，植物对不计其数的园丁和植物生物学家没有意识，尽管在这些人看来，他们都和各自的植物发展了某种个人关系。虽然这些关系对照顾植物的人来说颇有意义，它们却和一个孩子同他假想的伙伴之间的关系并无不同；意义的流向完全是单向的。我曾见过世界知名的科学家和未毕业的大学生研究者以相同的方式过度热情地使用拟人化的语言。在他们的植物叶子上染了霉菌时，他们会说它们“看上去不高兴”，在浇水之后，又说它们“很满意”。
植物具有意识这件事也并不表明植物会感到痛苦。一棵能看、能嗅、能触的植物并不会比一台拥有不完美的硬盘驱动器的电脑感到更多的痛苦。实际上，“疼痛”和“痛苦”这两个词就像“快乐”一样，是非常主观的用语，用来描述植物是不合适的。国际疼痛研究学会对疼痛的定义是“伴随有现存的或潜在的组织损伤，或者被描述为具有这样的损害的一种不愉快的感觉和情绪上的感受”。也许对植物来说，“疼痛”可以就“现存的或潜在的组织损伤”这一点来定义，比如当植物感知到导致细胞损伤或死亡的物理胁迫的时候，就发生了这样的损伤。植株能感知叶片什么时候被昆虫的颚刺破，知道什么时候被一场森林大火所焚烧。在一场干旱中，植物知道什么时候缺水。但是植物不会痛苦。就我们目前所知，它们不具备“不愉快的……情绪上的感受”。实际上，就算是在人类身上，疼痛和痛苦也被认为是两个分离的现象，由脑的不同部位所表达。脑成像研究已经确认疼痛中心位于在脑干上发展出来的人类大脑深处，而科学家也相信感受痛苦的能力可定位于前额叶皮层。所以，如果感受痛苦需要额叶皮层高度复杂的神经结构和连接的话，那么因为只有高等脊椎动物才具备额叶，植物显然不会遭受任何痛苦——它们压根就没有脑。
那么，如果人类和植物具有相似的本领，都能对复杂的光环境、错综的气味、多样的物理刺激产生意识，如果人类和植物都具有偏好性，都有记忆的话，我们能把植物当成和我们一样的生物看待吗？
对我来说，植物无脑的观念非常重要，值得反复强调。如果我们时刻记住植物没有脑，这就会从根本上大大限制对植物的拟人化描述。这使我们一边为了文艺上的清晰继续把植物行为拟人化，一边又知道所有这些描述都必须用植物无脑的观念来中和。虽然我们使用了“看到”“嗅到”“触到”这样的语词，但是我们知道植物和人类的整个感觉体验是有质的区别的。
所以，当你下一次在公园漫步时，不妨花几秒钟时间自问一下：草坪上的蒲公英看到了什么？草闻到了什么？触摸栎树的叶子吧，你知道它会记得自己被摸过。但是，这棵树不会记住你。反而是你记住了这棵树，此生此世都会葆有对它的记忆。
如果没有这种提醒，对植物行为不受限制的拟人化就会导致不幸的结果——如果不说是搞笑的结果的话。比如说，瑞士政府在2008年成立了一个旨在保护植物的“尊严”的伦理委员会。无脑的植物恐怕不会担心自己有没有尊严。而且，如果植物有这种意识，那么这将意味着我们和植物世界之间的所有互动都会发生彻底的改观。也许瑞士人这种试图为植物赋予尊严的努力反映了我们想要确定自己和植物界之间的关系的努力。作为个体，我们常常通过把自己和其他人进行比较来在社会中寻找我们的位置。作为一个物种，我们也通过把我们自己和其他动物进行比较来在自然界中寻找我们的位置。我们很容易能以黑猩猩的眼光打量我们自己；我们可以和一只缠在母亲身边的大猩猩幼仔产生共鸣。约翰·格罗根的狗玛利，以及更早的拉西和任丁丁都唤起了我们非常深的移情感觉，即使不是真正爱狗者的人，也能在我们的犬类朋友身上看到人性。我就认识声称他们养的鹦鹉懂得他们的心思的养鸟人，以及在海鱼身上发现了人类行为的鱼类爱好者。这些例子清楚地显示，“人性”只是智力的一种附加特性，虽然是一种有趣的特性。
我们必须知道的一件事是，从一个广泛的层次来说，和我们有相同生理特征的不仅仅是黑猩猩和狗，还有秋海棠和巨杉。当我们凝视盛花的玫瑰树时，应该把它看成是久已失散的堂兄弟，知道我们能像它那样察觉复杂的环境，知道我们和它共有相同的基因。当我们打量一棵在墙上攀爬的常春藤时，我们也要知道，如果不是远古时代发生的一些不可预料的事情，我们也可能免不了在墙上攀爬的命运。我们看到的是我们自己演化的另一种可能结局，在大约20亿年前分道扬镳的演化路线的结局。
植物神经生物学的很多倡导者都会首先解释，这个术语本身具有引发争议的性质，因此可以有效地促进学界对植物和动物处理信息的相似之处进行更多争辩和讨论。正如特里瓦弗斯和其他人指出的，隐喻可以帮助我们建立平时建立不起来的联系。如果通过使用“植物神经生物学”这个术语可以督促人们重新审视自己对整个生物学以及植物学这一专门领域的理解，那么这个术语就是合理的。然而，我们要搞清楚一点：不管我们在植物和动物的基因层次上发现多少相似性（以及，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不管这些相似性多么重要），它们毕竟是多细胞生命的两类非常独特的演化适应形式，每一类的生存都依赖于一套为植物界或动物界所独有的细胞、组织和器官。举例来说，脊椎动物用骨骼承重，而植物却用木质的树干承重。二者具备相似的功能，在生物学上却各自都是独一无二的。
然而，共同的早期遗传史并不能抹杀亿万年来的分离演化。虽然植物和人类具有相似的感知物理世界、对物理世界产生意识的能力，但是独立的演化路线还是让人类在智力之外，拥有了一种独特的人类能力——关怀他者的能力。
查尔斯·达尔文甚至走得更远，宣称植物的根类似于动物的脑。在《植物的运动力》一书的最后一段中，达尔文总结道：“只要考虑到植物结构的功能，我们相信不会有别的植物结构会比根的尖端更神奇……它拥有类型如此多样的感觉。具备如此禀赋的根尖，拥有指导相邻部位运动的力量，说它像某种低等动物的脑一样活动基本不是夸大其词。”只要稍发挥一点想象力，就能看到植物解剖和生理及动物的神经网络之间存在很多相似之处。有些相似之处显而易见，比如我们在捕蝇草和含羞草身上遇到的电信号转导，有些则较有争议，比如植物根系的结构和多种动物的神经网络结构的相似性。
这些用语代表了我们自己植物生理状态的主观估计，而植物的生理状态毫无疑问不带有任何情绪。植物和人类都能觉察到丰富的感觉输入，但只有人类把这些输入转换成了一幅情绪图景。我们把我们自己的情绪负担投射到了植物身上，假定盛开的花比枯萎的花更快乐。如果把“快乐”定义为“最佳生理状态”的话，也许这么说是合适的。但是我想对多数人来说，“快乐”绝不仅仅依赖于完美的生理健康状态。事实上，我们都知道有人身受各样病患折磨，却仍然觉得自己快乐，有人明明健康，心情上却痛苦万分。我们都同意快乐是一种精神状态。
虽然我们可以把“植物智力”主观地定义为智力众多类型中的又一类型，但是这样的定义并不能增进我们对智力或植物生物学的理解。我认为，有意义的问题不是植物是否具有智力——我们要对这个词达成共识，那要等到驴年马月了；有意义的问题应该是“植物有意识吗？”而我认为它们的确有意识。植物对它们周边的世界有敏锐的意识。它们对视觉环境有意识，能够区分红光、蓝光、远红光和紫外线，分别做出相应的反应。它们对周围的气味环境有意识，能够对空气中飘荡的微量挥发物产生反应。植物知道什么时候被触碰，可以区分不同的触碰。它们对重力有意识，能够改变自己的形态以保证茎向上长，根向下伸。植物还对过去的经历有意识——它们能记住过去的感染和所经历的天气条件，然后根据这些记忆改变当下的生理状况。
“智力”是英语中的一个借词。每一个人——包括发明了颇受争议的智商测验的阿尔弗雷德·比奈，以及著名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在内——对于智力这个词本身的意义都有自己的不同理解，因此什么人算是“高智力”的人也就言人人殊。虽然一些研究者认为智力是人类独有的特质，但是已经有报告指出从猩猩到章鱼的许多动物也都拥有一些多少符合于“智力”的特质。然而，如果把智力的定义用到植物身上，那就更受争议了。不过，有智力的植物这个观念实在很难说是一个新想法。医生兼植物学家的威廉·劳德尔·林德赛博士早在1876年就写道：“我发现，类似在人类身上表现出来的心智的某些特性，在植物中间也普遍存在。”
在苏格兰爱丁堡大学工作的备受尊敬的植物生理学家安东尼·特里瓦弗斯是较早的一位提倡“植物智力”的现代学者。他指出，虽然人类明显比别的动物更睿智，但智力不太可能是一种仅在智人（Homo sapiens）身上起源的生物特性。在这种观念下，他把智力看成与诸如躯体形状和呼吸之类的生物性状没有区别的一种性状，所有这些性状都通过自然选择从较早的生物体已经存在的性状演化而来。事实上，本书中讨论过的很多现象都可以追溯到植物和动物的某个共同前身。第五章中提到的植物和人类共有的“聋子”基因可以使我们清楚地认识这一点。在植物和动物古老的共同祖先身上，这些基因已经存在了，而特里瓦弗斯提出，它们身上一定也存在原始的智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