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快速改变着的环境——首先是物质的。我们在硬件方面迅速向西方靠拢，在大都市，生活条件不让美国的一些大都市。工资在增长，研究经费在增长，通讯手段在增长。我们现在几乎没有借口不将自己的工作做好，因为过去所有物质的抱怨几乎不再成立。我们甚至有比我们西方同行更为有利的条件，每一个老师都有不止一个两个学生。我们甚至在“软件”上看齐西方，例如我们开始要求发表SCI论文，要求高的引用率，要求高的论文质量。其实，我们甚至走得更远。过分强调量的指标使得我们的一些大学和研究所看上去沦为美国的第三流大学，因为只有在三流大学里，SCI和影响因子才是重要的。在第一流的学校，人们关心的不是你发表了多少篇文章还是引用次数多少，人们问的是，你到底做了什么？
我本想写中国科学不是什么，还是觉得这个题目大了。不如自省一下，想一想自己是谁，或者，自己不是谁。推而广之，也许我们能看出一点儿中国科学的影响，虽然在中国科学这个巨大的背景之下，你拿多少倍的放大镜也不容易看到我。
所以，现在基本上可以回答我是谁了。我是在一个还在流行着美国第三流大学标准之下工作的物理学家，虽然这种标准在艰难而缓慢地改变。我并不抱怨，因为改变是一个过程，一种进化。我们不能像小人鱼那样强迫自己走在锋刃上，将自己的尾巴分成两条腿成为人类。
我也不是一个纯学者。这种定位是回国数年后才有的。我们需要更多的纯学者，没有其他爱好一心向学。很多人成为办公室政治家或者愤青。我两者都不是，我喜欢码字，而且我觉得在中国，学者得自己去争得话语权。
1978年高考，1985年出国再回国，1987年再出国，直到1999年回国，这几乎是我们这一代还留在学术界的大多数人的生活轨迹，不奇特，却决定了我们这一代人如何生活，如何工作，甚至决定了我们如何去影响环境，如何影响我们的学生。中国学术界是什么，我不敢为长我一辈或两辈的人代言，但40岁到50岁这一代，我还是有一点自己的看法的。
将一碗粥喝得底儿掉是一种痛快淋漓的幸福，而被系在门框上是一件极度郁闷的事情。但是，在一个无知无识的小儿记忆中，所有这些并不存在。没有感觉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推而广之，我们需要钝化感到苦痛的器官，而使感受幸福的器官更加敏锐。也许这是一种生存之道。
我肯定不是书斋里的学者，西方人虽然也不是，他们也需要参加各种委员会，尽自己的行政义务，但他们没有太多的单位和办公室政治。所以他们有更多的时间用来做研究。
我肯定不是我国外的那些同行们，我需要适应我们的环境，而且我不会期待我们的环境在未来会成为北美的环境或者欧洲的环境，因为至少日本和韩国的环境还是东方式的。就是说，我需要一个习惯西方思维的大脑但遵从东方儒家文化的行为。我不能径直批评同事和同行，但需要在行动上表达自己的价值观和标准。在学术上，我们当然可以像西方人那么做，可以争论。换句话说，好钢不能用在刀刃上，而是用在刀身上。
那么，我不是谁？
而且，我从来不善于做宏观思考，喜欢甚至沉迷于细节的观察和玩味——有趣的是，最近我在一个海外华人八卦的地方，看到有人八卦我不善于计算。他们甚至拿出我佩服的弦论家苏士侃来做比较，说他也不善于计算。年轻的代价是什么？代价之一就是只看到表面，这些人不知道苏士侃在没人的地方做了多少计算。回到我自己，我这人还真喜欢计算，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那种人。
那么我是谁？我出生于1962年，“三年自然灾害”的最后一年，严格地说1961年才是最后一年，所以我赶上了三年自然灾害的尾巴。作为一个婴儿，没有奶喝，但有稀粥喝。据我母亲说，我喝粥的时候很没有风度，两只手抓住碗沿喝，而且还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我长大后，母亲把这件事情作为善意嘲笑的材料告诉我。对了，我另一个记忆中调不出来的被嘲笑的事情是，会走路之后，家里没人，被绳子拴着系在门上，半天不哭不闹，这被拿来当作我既老实又傻的证据。
“中国是什么”，不是要每一位作者写这么一个大而无当的题目，而是让博文作者们在这个巨大的题目之内自由地写。刚接到邀请的时候我想，去界定一个对象是什么是极为困难的事情，而解释这个对象不是什么相对容易些。
我是谁？
对了，我还是一位诗人。在当下的中国，诗人不是被人嘲笑就是被人无视。成为诗人怎么了？他有一种审美爱好，就这么简单。允许你吃肉吃成大肚子，就得允许我成为一个诗人。今天读严力，有几句值得在这里引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随便扔一块砖头就能砸到一个诗人/如今随便扔一块砖头/就能砸到另一块砖头。
在那个八卦中，有人甚至说我自己给自己做过定位：我是中国弦论研究者中的前三名。也许那位同学在梦中见过我这么说过。我即使狂妄，但至少懂得外柔内刚这个处世哲学。何况到了我这个年纪，雄心消磨殆尽。对了，难道我们走到哪儿都改变不了背后八卦别人的爱好吗？我在我的学生身上看到了希望，但八卦的牌子总是被一些人贴在脸上，被人误以为这些人是中国人的代表。
我不是西方那种只带一两个学生的教授。没有办法，不是我想多带，而是教授太少，学生太多。我将基础稍差的学生带到自己能做研究，而希望将基础特别好的学生培养成和北美好学生可以比一比的程度。
我们每个人在回国之初都觉得自己学到了西方那一套价值观，在中国的环境下待几天，很快成为愤青。有些人继续愤青下去，觉得这个不好那个不好，需要改变。有些人很快学会生存之道，不再愤青，而是适应大环境，希望将环境慢慢改进。还有一些人，大概适应环境是唯一目的。我很难判断三类人各占多少比例，我希望第二类人多一些，因为适应环境是改变环境的先决条件。
网易博客在建国60周年之际，组织了“中国是什么”的博客写作活动——我姑且这么叫，现在还不知道他们取了一个什么样的名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