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学物理和做物理的人，一直以来虽然关心能源问题和环境问题，过去并没有读过任何一本这方面有价值的书。但是，作为一个生活在中国的城市人，很难不注意到环境问题。我在博客上曾经写道：
在读书的过程中我想，过去我们常常自夸是一个勤劳勇敢的民族，面对严重的环境问题，这个勤劳勇敢可以重新解释：我们勤劳地上山砍柴，破坏环境，勇敢地面对破坏森林和环境带来的恶劣后果。
《崩溃》讨论的最后一个国家是澳大利亚。过去，在我的印象里，澳大利亚是地球上最绿环境最优美的国家之一，不料也存在着严重问题。澳大利亚土壤过老，农业不足以养活太多的人口（作者估计澳大利亚最佳人口是800万，而现在却有2000万），过度放牧，过多的野兔子和狐狸造成灾害，滥伐森林，使得森林覆盖率只有20%。在这么低的森林覆盖率的前提下还将木材出口到森林覆盖率最高的日本，而日本人用这些碎木造纸，然后出口到澳大利亚。澳大利亚的水质也有问题，淡水资源匮乏。实在没有想到，在环境问题上，美丽的澳大利亚居然和中国有了这么多共同点。
这是两年前写的。其实，最近几年来，由于北京奥运以及车辆限行，北京的环境污染问题改善多了。如果一直这么改善下去，我期望有一天能够看到与欧美的一些环境好的城市类似的北京。
书中也谈到了日本和中国。我去过日本，对日本的好环境印象很深，例如他们居然能在房子附近不大的一块地上种水稻。这本书将我的感性认识变成了有数据的认识。例如，日本人在1666年以前和1998年以前的中国人类似，滥砍滥伐严重。1666年德川幕府下令不得任意砍伐森林，他们对森林减少引发土壤侵蚀、河流淤积和洪水问题比我们的认识早了整整三个世纪。日本经过长时间的努力变成了环境最好的国家之一，虽然他们的人口密度是世界最大的。戴蒙德认为，日本的成就一方面与日本人爱好自然有关，一方面与较好的天然条件有关，如降水丰富，土壤年轻，没有破坏山林的山羊和绵羊。如今，日本的森林覆盖率达到了74%。相比之下，中国的森林覆盖率只有16%。
科学松鼠会的张撞鹿组织读书会，上一期读书会读的书是阿尔多·李奥帕德（Aldo Leopold）的《沙郡年记》，下一次是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的《崩溃》。读了《沙郡年记》，我成了环保主义者，这主要归功于李奥帕德对美国一些州的变化的描写，特别是湿地生态变化的描写。现在，一本厚厚的《崩溃》也快读完了，我在环保主义的路上又向前迈了一步。
不过，《崩溃》的作者还是很看好中国的前途的，例如中国政府大力推行植树，为了防御沙尘暴，投入60亿美元在北京周围建立防护林。中国在一年多时间内逐步淘汰了含铅汽油，建立实施最低燃油经济标准，新车废气排放开始向欧洲标准看齐。中国建立了1757个自然保护区，大面积使用传统环保技术，如在水稻田里养鱼，鱼的排泄物用作肥料，而且可以控制虫害和杂草，减少杀虫剂和化肥的份额使用。作者最后说，如果政府像执行计划生育那样致力于实施环境保护政策，中国的未来必定光辉灿烂。
根据《崩溃》中的介绍，中国的人均森林面积是0.3英亩，而世界人均森林面积是1.6英亩，中国的草原面积虽然仅次于澳大利亚，但90%的草原开始退化。有19%的土壤遭到侵蚀，肥沃农田面积减少50%。幸而1998年的一场洪水使得政府颁布原生林砍伐禁令。这个重要举措比日本晚了三百年。
怕门庭冷落是和“小园香径独徘徊”的境界完全相违背的。住在一个污染空前严重的城市，南面是川流不息的北四环，北面是人来人往的成府路，我就是想“小园香径独徘徊”也不可得。陶渊明先生说，“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估计是住在一个小城市，并且是在农业社会，只要没有那些官来拜访，自然无车马喧了。尽管我自己没有汽车，架不住咱们的小康社会越来越小康，就是一个贫民百姓整天也为车马喧所困。
陶先生继续说，“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这个咱们倒偶尔可以做得到。不去想杂事，不去羡慕别人的宝马奥迪，就能够心远了。再下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现在不是秋天，采菊自不必说，楼下人家的玫瑰月季倒是有几株。南山没有，咱们有西山，可是西山，你的心情再悠然，她是不肯现的，还是污染的问题。
《崩溃》成书于2005年，中文版出版于2008年4月。这本书主要研究古代和现代几个社会的崩溃原因。古代崩溃的社会包括位于太平洋中的著名的复活节岛，玛雅文明，格陵兰的维京社会。导致社会崩溃甚至最终完全消失的原因有多种，一些重要的原因有，乱砍乱伐导致环境恶化，气候的变化，以及贸易邻居的改变等。今天，某些国家和地区出现的一些灾难有类似的原因，例如卢旺达的种族屠杀。按照作者的观点，卢旺达出现的两个种族之间的相互屠杀起因于人口压力、人类对环境的影响和干旱，虽然表面的原因是政客们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政客下令屠杀，但执行对另一个种族屠杀的人却是普通农民。这些农民执行得如此彻底的原因，在于他们觉得人口太多而土地太少，彻底屠杀另一个种族其实是对资源的掠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