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传说里，红玫瑰们的命运总更诗意曼妙些。她们多半是天生交际花，芳华绝代，艳名远播，一堆裙下之臣每天从床前排队到沙龙，准备孝敬各色甜言蜜语。当然啦，她们大多红颜薄命、晚景凄凉，但晚年也有些来得及转身变形，博个洗尽铅华岁月静好的名声——说刻薄点，也叫从良。
最可怜的一种情况是这样：大师们很容易把世界轻重化。轻的则风流、飘逸、才华锦绣、风摆柳絮、传奇，红玫瑰；重的则日常、世俗、平心静气、安稳踏实、不传奇，白玫瑰。太多故事都是这样描摹的：某男放弃了庸碌平常的生活，放弃了白玫瑰，自己跟着理想跑了。
白玫瑰们最后都会成为衣衫上的米饭粒，白玫瑰就跟白米饭一样，日常温和真实，于是她们当不了主角。因为所有的传奇故事都需要在短短的时间内浓缩、巧合、矛盾、剧烈的爱和痛苦，而没法在漫长篇幅里日复一日照旧描画生活。所以泽尔达折磨菲茨杰拉德的孽缘，比一百个作家的平实婚姻都有传奇性。所有的平凡妻子和母亲都是或者曾经是白玫瑰，可以当床前明月光看待，但抱歉，月光这种事只有静夜无人时才来得及扪心自问去欣赏起来。纳博科夫有过一个略带自嘲的小说结尾：《奥勒留》里，一个做蝴蝶梦一辈子的老男人，终于凑足一笔钱，可以摆脱庸碌日常生活，去捉蝴蝶了。于是他扔下老婆，企图一个人去做人生最后的绚烂旅游，结果出门前，意外地，神奇地，死掉了。到最后，他还是没办法离开那被他嫌弃的、不够浪漫的老婆。这算是纳博科夫自己人生的写照：虽然他才情盖天，但还是离不开他家那位替他接电话、备课、收伞、预备心脏病药的薇拉阿姨。大多数企图飞天去找红玫瑰的老男人，都得到跌下地来才觉得白玫瑰的好——虽然通常意识到这点时，会晚那么一点。海明威要到近花甲之年经历好多番婚姻，才来得及在《流动的圣节》里痛悔和哈德莉的第一段婚姻：“我要是不爱她，不如去死了的好。”很真诚，很感人。但对哈德莉来说，和所有白玫瑰一样：总是不吵不闹到最后，才能等来这迟来的、男性视角的、虚空的安慰。
很偶尔很偶尔，有些白玫瑰能有些光彩照人的时刻。比如张幼仪被徐志摩当糟糠弃掉，多年后事业有成情深义重，于是博得了美名，但这要求着实有点高。梅兰妮那么天使般的女人，张幼仪那么难得的志节，百炼成钢承担一切，绕指柔般不怨不艾，才拿得这些赞美。迟来的安慰，得羔羊般的圣徒才能获得。反过来，托尔斯泰的太太算是持家有道，但是被崇拜者们当作阻碍托尔斯泰创作的原因之一。因为托大爷晚年的世界规划是想要天国，托太太双脚稳稳站在人间。
张爱玲的聪明处是她才华出众，了解自己的不凡处，但比其他天才多一点自觉——或者至少表现出，她有这种自觉，深知才情飘逸的不稳定——所以她时不时会用不露痕迹的讽刺点一点才情与虚荣。经历过那样传奇爱情的白流苏，到最后不过安静地把蚊香弄桌子底下去，传奇里倾国倾城的人大抵如此。她写的所有的红玫瑰的故事，最后都会把她们往地上拽一拽。不管她自己的感情是否精明，笔下写得总是很清楚：许多红玫瑰及其幻梦色彩，许多爱情，多半是人自己捏造的。
白玫瑰们能获得各种安慰奖、同情分、好人卡。她们普遍是苦命正室的命，满身的贤妻良母天使气息，代表着某些逝去的古典的柔美姿态，比如《乱世佳人》里的梅兰妮。通常都能得善终，比如《金瓶梅》里的吴月娘。但可惜，她们很少、很少、很少担当主角。
这种理想未必是红玫瑰——比如《月亮与六便士》里，原型为高更的那位男主角是画画去了。但白玫瑰总是被当成拖累主角的一环。她们通常会作为婚姻的代言，被描述成枷锁、扼杀才华的绞肉机、爱情的坟墓、头发长见识短、日常机械生活的代言、责任、世俗生活。
张爱玲写红玫瑰与白玫瑰，着重说是“男人有过的女人”，意思是这分类也是男性视角。小说里写来，红玫瑰狂蜂浪蝶妩媚万端，白玫瑰白净朴素呆闷无趣还是个平胸（张爱玲着重写白玫瑰的胸跟鸟嘴似的），有点儿脸谱，但不远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