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我一个远房叔叔，远房到不是过年就聚不到一起的那种，四十年前倒了些霉，后来一直会反复陈述“其实那也不算大灾，我还是有许多收获的”，大人们都会听着点头，哪怕他说过许多遍，大家也会耐心倾听。一开始，我觉得大家被他迷惑了，后来才隐约感受到，其实大家对他的心态心知肚明，但因为他的时光已经流逝，无从复回，对苦难的叙述和自我安慰，是他的一种自我疗愈手段，我们给出的认同就是他的自我疗伤——而返回来说，每个人到最后，都可能会积一肚子的苦水，希望去跟别人倾吐，所以原谅这种苦难陈述，并给予体恤与怜悯，也是另一种同病相怜。
但这种心结，一旦发展成对功利行为的解释，比如“别看我做这些看上去不厚道，我是苦出身”，就成了矫枉过正，于是苦难本身，就成了挡箭牌。仿佛受了苦难，人就有豁免权，可以不受道德指责似的。如果依此考虑，则大多数炫耀苦难的人，因为其最后总能获得某种程度的报偿和豁免权，于是其炫耀行为本身似乎也带有恶意了。
但是“炫耀苦难”，另有一种不大妙的倾向。因为大多数炫耀苦难者，到后来都难免落入这样一种叙事语境：我生于丛莽，是从苦难里摸爬滚打出来的；我被迫信赖丛林法则，因为我过早经历了弱肉强食的世界……这东西如今简直成了美国电影的俗套：一切有反社会人格的家伙，小时候一定吃苦受难，哪怕经济上宽裕，精神上也会备受打击，所以总有借口。如是，少年的苦难，可以解释许多后来的行为，让大家觉得：虽然不合理，却也情有可原，说不定还对反派心怀悲悯……
但是，如果，再想深一点呢？
我陪一个朋友，跟别人吃过许多次饭。每一次，我是说，每一次，他都会申述这一段：
因为经历苦难，他们失去了许多东西，他们对此愤懑不平，而且时常会向命运叩问“为什么会是我”。人的心理卫护机制，让他们倾向于从缺失中寻觅回报，他们必须说服自己：苦难是有价值的。他们反复陈述，也是希望周围人多给些鼓励；他们其实知道苦难本身是坏的，但如果相信自己天生倒霉而毫无收益，就会让自己崩溃。所以必须不断地吸取赞许来说服自己，苦难也是有价值的。而从周围汲取各类资源，其实也都是这种自我说服的一部分。
司马迁著名的《报任安书》里，列举了一大堆例子，比如周文王被幽禁，于是演了《周易》；孔子受厄，作了《春秋》；屈原放逐，赋了《离骚》；左丘明瞎了、孙膑坏了脚、韩非囚在监狱里，才有作品传世。他的结论是：“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简单说吧，一个人要倒了霉，想发泄，才有东西可写。
这样的做法，并不太难理解。中国古来文化里，很是推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而这种逻辑其实有个微妙的反推，即“接受过苦难的人，比一般人，更接近天将降大任的那位爷”。所以，一个人对苦难的炫耀和渲染，其实是这种潜台词：
“我小时候，在某某乡村长大，家里很苦啊（此处描述里，加一些细节，让人感官印象鲜明，听了吃不下饭）；后来还生了什么什么病，平时不发作，发作起来要人性命；后来工作了也不容易（此处加一些惨淡的故事，对痛楚的描写格外逼真，让人听了，心情格外抑郁）……现在呢，终于闯出来啦！”
“别看我们现在差不多，但我起点比你们低得多。我经历过那么多苦难=付出的努力比你们多得多=心志也更坚毅=见识也更宽广=对人生的体悟也更深，你们应该尊重我，就像低难度游戏玩家对高难度游戏玩家顶礼膜拜一样。我炫耀渲染的苦难越多，我游戏的难度就越大！”对弱者的尊重，在这个时代成为一种政治正确的理念，所以苦难越多，在这个时代越有发言权——这也是许多选秀节目到后来，总得去比惨的根由。或者可以这么说：当“炫耀苦难”在一个时代吃得开时，至少说明一点：这个时代的大众共识，是比较倾向于保护弱者的——这算文明的开端。
但这其实是个伪命题，是司马迁的自我安慰。要不然，古往今来那么多受了宫刑的，为什么只有他一人写了《史记》呢？但你可以理解他以及大多数苦难者的心路历程。
每次听这朋友诉完苦，没那么多苦可诉的朋友们都深感过意不去，纷纷安慰，而诉苦的那位朋友就满脸泰然状，一副“都熬过来了”的半自豪状。仿佛孙权数周泰身上的疤痕，每道疤痕让他饮一杯酒。这些苦难成了他的勋章，于是大家便竖起耳朵，听他情不自禁地念叨：“我是看透了，人生啊，就是得如何如何（此处添加一些用口语描述的成功学秘诀）……”大家都停箸不食——一方面是吃不下了，一方面大概也觉得，人家在说苦难，自己一股劲吃东西，也确实不恭。哪怕有些人之前已经听过，也被迫在这苦难历程之前收心慑神，安静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