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里哀先生三十七岁之前生活平淡，开始创作戏剧，然后把生命里最后的十四年都搭进去，死后被葬入圣地。
最后，我们熟悉的山德士上校，人生前三分之二都不太得意，简直处处布满失败痕迹；六十五岁到九十岁这二十四年人生里，这个领社会救济金的老爷爷，创立了肯德基，让自己那个大胡子成了地球上最有名的logo（标志）之一。
再往前，希腊人编神话，就不客气得多。也不跟神明讨论一下，就擅自把宙斯编成一个大脾气的老色狼；把赫拉编成个醋婆娘；众神都爱听奉承，脾气极大，性格粗放，乍看之下，像群小人得志、不小心掌握了人类命运的土皇帝。
怎么对付呢？没什么法子。法国人学艺术法规的，也只有宽慰：艺术家的产品不能按流水线产品对待，须当给予时间，并在漫长职业生涯中对他们呵护……
总而言之吧，大家都觉得自己的人生里，总有一段传奇，在等着自己呢。
对那些平淡度日、上班打卡的世人而言，不用日日朝九晚五的生活，想起来都垂涎三尺，但对那些拥有自由却没有保障的人而言，生活就是这样的。除非日积月累，否则，你不知道自己最巅峰的岁月是怎样的。
话说，中世纪时候，欧洲经院最爱争论上帝的意志。有些派别觉得：上帝性子苛刻，人类非得做各类诚意善举，上帝才能原谅。有些派别相信：上帝性子善良，只要你一念从善，最后总会得拯救。还有派别觉得：上帝根本不在乎区区人类的所作所为——最后这一点，有些像老子所谓“天道无亲”。以我看来，最好玩的一个逻辑，是这样的：
说白了就是，全世界的人年轻时，或多或少，都爱揣摩上帝的意思，把上帝想象成土皇帝、言情剧编剧和中学老师，希望能给点面子。或者说，全世界的人年轻时，都觉得自己很特别，命运是一部叙事作品，而自己是主角。命运啊，它有情有义，虽然苦我心志，劳我筋骨，但只要我守得住，最后一定会迎来王子或公主……
法国人定艺术相关法律，出了名的喜欢保护艺术家，他们自己也引以为傲，觉得在法国，原作者权益比天还高——相比起来，美国法律就略功利，对传播者优待过头；德国和瑞士的法律则比较中庸，没啥特色。话说法国人定这法度的缘由，倒不是天然热爱艺术家，而是二十世纪中后期一些学者的研究证明，艺术家如不保护保护，必然会死绝。比如，拉永德·穆兰写过《艺术、工业与市场》。她写道，1980年，法国有大大小小艺术家大约一万八千人，其中大概一百七十个人声名显赫，百分之一而已，倒有百分之七十一的艺术家颇潦倒。倘若追根溯源，这一万八千名艺术家里，有百分之八十都一度红过，但抵不过时间流逝。娜塔莉·穆罗的另一份报告里则说，1965年，她跟踪了一百六十五位著名艺术家；二十年后，这些人里头，只有十七位还保有着声名，其他基本湮没无闻了——创作少了，创作出来也卖不了钱。如是，艺术家不保护不行啊：就整个职业生涯而言，他们太脆弱了。
既然上帝是完美的、预知一切且善良的，他怎么会设定出犹大这么个角色，来出卖耶稣呢？如果他是上帝有意安排的卧底，那么，他还是不是罪人呢……
但是再想远一点，这定律，怕还不局限于艺术家。
更进一步来说，命运这东西，就是没什么道理可讲。你不知道欢欣与灾厄会在你什么岁数时急速降临，然后忽然离去。更让人不快的是，你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还有那么一段巅峰岁月可以享用——甚至可能，你的巅峰岁月已经过去了，被你远远抛诸身后，而你还如猪八戒吃了人参果，吃到肚里，却没尝出味道，偶尔想起以往，觉得“那也不错，但明天会更好”，没有意识到一切已经过去了。
巴顿将军在五十四岁之前，就是个脾气颇臭、才华横溢的美国军人；五十四到六十岁，赶上了二战，于是成了传说。
但总有那么一天，你会觉得，自己其实一点都不特别。天道无亲，根本不把你当回事。越是年长，越觉得命运真是冷酷无情，存心耍我，不指望它能帮衬，那就走到哪儿是哪儿吧。
大家都觉得，自己不是普通人。命运不喜欢平凡生活，命运也喜欢惊喜，就像老阿姨们喜欢八点档电视剧；命运不会设定你家隔壁的张三是理想伴侣，不会把你从小学到高中的同班同学李四当作你的命定情人。命运需要你去侦察叩问，像解谜题似的，一把把钥匙开门到最后，才见得到意中人——好吧，为什么这会儿的命运，听上去像中学考试的出题老师？“答对这些题才能得满分！不然就蹲班！”而且，命运总会给你点提示。你梦见了谁，你在浪漫的流星之夜、游园会或下雨天遇见了谁，那就是上帝指派的对象——嗯，在这些故事里，上帝就是个心如少女的言情剧编剧。
每当这时，我们便有大堆话题可说：三十六岁之前走红阿姆斯特丹，之后二十七年人生惨淡不堪的伦勃朗；三十九岁那年只好看妻子病重死去，到四十六岁才红的莫奈；没等到自己声名大显便自尽的凡·高；五十二岁才真正有名的柯罗……大体而言，除了少数例外，如鲁本斯和毕加索这样孜孜不倦、创作不停，到晚年都灵感和性欲齐飞的常青树，其他艺术家多半只有那么几年巅峰岁月，耗干用尽，便即熄灭。
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怀过这么个迷信想法：命运像送快递那样有思维有感知，每次要给你些东西时，都要按门铃给你提示。所以大家编起故事来，都有些命中注定的开场：杜丽娘游了园，梦中会见柳梦梅；贾宝玉初看林黛玉，就笑称“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不只才子佳人如此，连奸夫淫妇也都有命运做主：你看潘金莲那段生死因缘，不就是失手落了叉竿，打在西门大官人头上？
美国人写古典乐评聊欧洲大师，一向不大恭敬。比如菲尔·古尔丁老实不客气地说：莫扎特三十五岁过世，舒伯特更不过活了三十一岁，英年早逝。而海顿先生，幸亏活到七十岁开外，如果在三十来岁过了世，就没有如今的声名啦。
我们如今见到的最惯常的莎士比亚中译文，出自朱生豪先生手笔。朱先生二十五岁始译《暴风雨》，三十二岁上的冬天，译完《莎士比亚全集》，因肺结核病去世，前后不过七年。
这种思想可以归纳为：你无法对自己的人生抱有太机械的期望，而需要耐心温和地等待并接受一切——每个人的命运是不同的，别看他人的跑道，你有你自己的生活。
意大利史上最伟大的歌剧家之一罗西尼，十八岁到三十七岁写了上帝赐予他的三十八部歌剧，然后把剩下的四十年时光拿来享乐。
也许最好的已经过去了，也许最好的还没到来。
隋朝最后的支柱大将张须陀，活了五十一岁，人生前四十几年，也就是个县级干部。如今他的传记里，全是他人生最后几年四处平寇、支撑隋朝末代江山的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