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在这里所编织的音乐从艺术的角度而言是极其值得钦佩的。鄙视任何挥霍奢侈的他，原本是只打算为贝多芬式的古典管弦乐队写总谱的，可是，不曾想，仅仅为了亚马多这个人物，一个滑稽浮夸的西班牙人，他就把第二对圆号、三个长号和一个大号收进了他的管弦乐队。不过，一切皆为严格的室内乐风格，是用金银丝编织的装饰品，一种由声音组成的聪明的怪诞，富于联想和幽默，充满一种纯粹狂妄的灵感，一个音乐爱好者，假如他厌倦了浪漫主义的民主和面向大众的道德说教，渴望过一种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一种没有野心的或者只在最为高雅的意义上有野心的为艺术家和行家而存在的艺术的话，那么，他是肯定能够从这种以自我为中心而又冷若冰霜的深奥之中找到他所需要的那份狂喜的。不过这种深奥，作为深奥，却又依据作品的精神，想尽各种方法进行自我嘲弄，滑稽模仿式地进行自我夸张，从而使得这份狂喜里又同时夹杂了一点悲伤、一丝绝望。
是的，倾慕和悲哀在凝视这种音乐的过程中非常奇特地相互交融。“多么美啊！”心在说——至少我的心在这样对自己说。“——可同时又是多么悲伤啊！”因为，这种倾慕的对象是一件既幽默又感伤的艺术作品，是一项可以称作英雄壮举的知识成就，是一种以傲慢的滑稽模仿的姿态出现的勉强，我称之为一种永不松弛的、紧张得令人窒息的艺术行走在不可能性的边缘的游戏，除此之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叫法能够更好地说明它的特点了。悲伤的基调就是这样定下的。然而，倾慕和悲哀，倾慕和忧愁，这不几乎就是爱情的定义么？我对于他和他的一切怀有一种充满痛苦和期待的爱，我就是怀着这种爱来倾听阿德里安的演奏的。我不是很能说的人；席尔德克纳普则不然，始终充当着一个接受力很强的好观众的角色，他对他呈献的东西所作的评论比我敏捷，比我知性——我事后还会，在吃中饭的时候，恍恍惚惚、若有所思地坐在马纳尔迪家的那张桌子旁，心潮起伏，而我们所听到的那个音乐对于这样的感情是根本不予理睬的。“多喝点啊！多喝点啊！”女主人用意大利语说道，“葡萄酒能够强血补血！”阿美莉亚在她的眼前晃动着那把勺子，嘴里同时喃喃自语道：“妖怪……妖怪……”
这三个兄弟姐妹还有一个亲戚，是内拉太太那死去的丈夫的兄弟达利奥·马纳尔迪，一个温和、胡子灰白、拄着拐杖走路的乡下人，他和他那不起眼的病怏怏的妻子一道生活在这栋家族小楼里。但他们俩却是自己单独开火，而我们七个，这兄弟俩、阿美莉亚、那两个常住客人和我们这对临时来访的夫妇，则由西格罗拉·佩罗内拉从她充满浪漫气息的厨房里给我们供给膳食。她为我们端上一道又一道菜肴，不知疲倦，慷慨大方，款待之盛，我们所交的那点膳宿费根本不能与之相抵。您瞧，我们津津有味地享用着营养丰富的浓菜汤、小鸣禽配油煎玉米饼、马尔沙拉甜葡萄酒泡煎牛肉片、羊肉或野猪肉配糖拌蔬菜，还有很多的沙拉、奶酪和水果，我们的朋友们呢，则一边品着清咖啡，一边抽起他们的国家专卖香烟来，每当这时，她就会用一种提建议和想出一个高招的口吻问大家伙道：“先生们，现在——来点鱼如何？”——有一种紫色的农家葡萄酒，律师在声音嘶哑的情况下仍旧大口大口地像喝水一样地喝它，这种葡萄酒，其实酒性烈得很，故而不适宜一天两次地当作高级饮料来喝，但像我们这样把它兑上水用以解渴，则又未免太可惜了。女主人于是就会用下面的话来劝我们痛饮它：“你们喝啊！你们喝啊！Fa sangue il vino。”但阿尔佛恩佐此时却会向她指出这种说法是迷信。
我们下午到外面去美美地散步，途中会时不时地被吕迪格尔·席尔德克纳普说的一些盎格鲁-撒克逊笑话逗得忍俊不禁，我们顺着山谷而下，在两旁长满桑树的小路上徜徉，偶尔也会离开小路一段，进入精耕细作的田野，领略乡间的橄榄树和宛如彩带的葡萄藤，欣赏那里的划分为一个个小庄园的良田沃土，那些庄园以墙为界，几乎称得上是巨大的正门都开在墙上。这片古典主义的天空在我们长达数周的逗留期间万里无云，弥漫在这块土地上的仿古之风又时时会栩栩如生地通过一个喷泉的边缘、一幅牧人形象的绘画，通过潘神那只恶魔般的公山羊头迎面吹来，而除此之外，我原本就因为能够再次同阿德里安呆在一起而心情激动，所以啊，这一切加起来就别提又该让我有多高兴了，难道我非要这样说不可吗？不言而喻，阿德里安只会用微笑点头、含讥带讽的方式来分享我这个人文主义者发自内心的欣喜。这些艺术家很少关注他们周围的现实，这个现实同他们的创作天地不直接发生关系，他们生活在他们自己的创作天地里，因此，这个现实充其量也只会被他们视为一个中性的、多少有利于创作的生活环境而已。——返回小镇的路上，我们会仰起头来观看日落，傍晚的天空瑰丽无比，类似的情形我还从未见过。一层涂得厚厚的黏稠如油的被绯红所环抱的金色漂浮在西边的地平线上，绝对的独一无二，美轮美奂，只要看上一眼，忘乎所以之情便能油然而生。尽管如此，当总能用自己的幽默逗阿德里安发笑的吕迪格尔·席尔德克纳普指着那神奇美妙的景象高喊他的那句“您快看看那个吧！”，从而又一次让阿德里安爆发出那种感激的大笑之时，我这心里仍然感到了一丝不悦。因为，我觉得，他是在利用这个机会对我和海伦的激动，对自然现象的壮观绮丽同时一并加以嘲笑。
毋庸置疑，一味固执地把罗瑟琳刻画成一个卖弄风骚的、不忠诚的、危险的荡妇，这是令人费解的，同时也是没有必要和缺乏充分的戏剧理由的——她得到这样一个标签只是俾隆的一面之词使然，而在喜剧的现实中她不是别的，就是潇洒大方和幽默机智——毫无疑问，这样的人物刻画，其根源在于作家内心的一种冲动，它强烈渴望保存个人经历，并且不管合适与否，用文学的方式为之复仇，因而具有强迫的性质，即使违背艺术规律也在所不惜。罗瑟琳，正如她的情郎所不厌其烦地加以描述的那样，是十四行诗的第二首里的那个深肤色的贵妇，是伊丽莎白的宫廷贵妇，是莎士比亚的情人，她和他那年轻英俊的朋友一起欺骗了他；而俾隆走上舞台开始他那散文体独白时所念的那首“蹩脚诗与伤感”——“Well，she has one o' my sonnets already”，则是莎士比亚写给这位贫血的黑美人的诗行中的一首。那么，罗瑟琳又怎么会想到要把她下面的智慧运用到剧中说话刻薄而又绝对愉快活泼的那位俾隆身上的呢：
然而，这种高深的精神活动时刻都会令人感到一丝诚惶诚恐，假如不是这样那该有多好啊！“谁寻找沉重的东西，谁就会心情沉重，”这是那封写给那些希伯来人的信里的一句话——用在我的朋友及其创作活动身上，可谓一语破的，既是无上的光荣，也不免叫人忧心忡忡。只为我用原文改编的剧本配乐，他最终没有这样去做，我本应感到高兴才是。取而代之，他给自己制订了给英德两种语言的编剧一并谱曲的任务，我要说的是：他通过风琴来使处于两种语言状态之下的旋律得到统一，同时又想办法让处于两者之中的它具有只有它自身才有的鲜明的音乐风格并被正确地诵咏。这样的一部艺术作品，一种堪称绝招的特技，甚至要比它所赖以存在的那些音乐灵感本身，似乎更能让他感到骄傲，而那种强迫倒让我有点为这些灵感的泛滥犯起愁来。
家庭餐厅连同隔壁的厨房在楼上，厨房比餐厅要大得多，从小镇来的宾朋都在这里受到款待。巨大的烟道口被油烟熏得漆黑，墙上挂满了各种神奇的、只应是法国童话中的吃人怪物才有的长柄勺和切肉用刀叉，架子和搁板上堆满了铜器，平底锅、盆子、盘子、带盖汤罐和研钵，而在这里当家作主的则是西格罗拉·马纳尔迪，家里人都叫她内拉——我现在认为，她当时叫佩罗内拉，一个罗马类型的德高望重的老太太。她上嘴唇隆起，一双和善的眼睛不是深棕色，而只是栗子那样的棕色，一头交织着银色的头发梳得光而紧，外形匀称丰腴，显示出农村妇女的朴素与能干——常常可以看见她把一双小巧、但却惯于劳作的手叉在硬朗的紧扎围裙的腰间，右手上还戴着只双重寡妇镯。
这个晚上已经是我们，我的好老婆和我，在我的两位朋友的独特的生活环境里所度过的最后几个晚上之一。过不了多久，呆了三周的我们就又得离开这里回到家乡德国去了，而那俩呢，他们还将呆上数月之久，直到秋天来临，在这期间，他们将继续忠实于他们那介于修道院花园、家宴、边缘黏稠而金黄的田间地头以及他们挑灯夜读的石头地起居厅之间四点一线的田园般的有规律的生活。他们上一年的整个夏天就是这样过来的，而他们在城里的生活方式，整整一个冬天，也同这里的这种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他们住在科斯坦佐戏院和万神殿附近的阿根廷塔楼路，四层，女房东为他们提供早餐和两餐之间的点心。正餐他们则以包月价在相邻的一家饭馆吃。帕莱斯特里纳修道院花园的角色在罗马由多利亚·潘菲利别墅替代，春光明媚和秋高气爽之时，他们会在一个造型优美、不时有奶牛和自由放养的马儿跑来饮水的喷泉附近埋头于他们的工作。阿德里安很少缺席市立小乐队在圆柱广场上举行的午后音乐会。晚上偶尔也会去听歌剧，但一般情况下都是去咖啡馆，找个安静的角落，一边玩多米诺骨牌，一边喝杯热乎乎的橙汁潘趣酒。
1912年暑假，我带上我年轻的妻子去看望阿德里安和席尔德克纳普，我的出发地照旧是凯泽斯阿舍恩，目的地则是萨宾人的山巢，这是他们给自己选择的逗留之处。我们去的时候，这对朋友已经开始度过他们在那里的第二个夏天。他们冬天是在罗马过的，等到五月份气温逐渐升高，他们就又回到那座山里，住进那同一户好客的人家，他们去年曾经在那里住过三个月，感觉跟家里一样。
“这就是我所拥有的一种天分，就是，就是！一种怪异狂放的感觉，充满了形式、人物、形象、对象、观念、现象、激动、变化。这些东西统统被收纳在记忆的子宫里，在软脑脊膜的母体里被孕育滋养，只等着时机成熟，一朝分娩。”Delivered upon the mellowing of occasion。美妙极了！在这里，在这种甚为无关紧要和滑稽的场合下，这个诗人居然乘机对艺术家精神作出了一番如此无可超越的全面描述，以至于人们会情不自禁地想把这种描述也套用到我们这位正在着手把莎士比亚青年时期的辛辣讽刺作品移植到音乐领域的杰出人物身上。
《〈爱的徒劳〉，可爱的任性的喜剧》是这部作品1598年用过的名称，里面的一些部分已经完成，为它所用的管弦乐队也是经过再三挑选的，而且大部分配器也都已经完成，在我们逗留期间，他曾用那架放在两个朋友起居厅里的五音相当不全的桌式钢琴为我们弹过——可惜只有一次——其中有代表性的段落和几个完整的舞台过渡：第一幕，包括在亚马多家的出场，以及他用先现音逐一处理过的后面的好几场：特别是俾隆的那些独白，那可是他一开始就特地定下的目标，——既包括在第三幕结尾处以诗行形式出现的那一个，又包括第四幕里不拘于格律的那一个——They have pitch'd a toil，I am toiling in a pitch，pitch，that defiles，这里表现了那个爱上花心黑美人的骑士的绝望，一种真切、深刻、却又始终充满滑稽和怪诞的绝望，以及他的发泄愤怒的自嘲——By the Lord，this love is as mad as Ajax： it kills sheep，it kills me，I a sheep，在音乐上比第一个更好，更成功。之所以会这样，一部分是由于这里的散文体速度快、终止猛，是以文字游戏的方式短促地从嘴里爆发出来，从而促使作曲家重点创造一些极为特别的古怪可笑，另外一部分也是由于在音乐中，刻意重复的和已经熟悉的东西，俏皮或深刻的提醒始终是用语言说出来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东西，最后还是由于在第二个独白里，第一个的元素又以逗乐的方式使自己重新陷入回忆。这首先适用于他内心强烈的自责，因为他迷恋那个“脸上有着天鹅绒般的眉毛、有着两只沥青般乌黑眸子而非眼睛的苍白的小精灵”，同时又特别适合那双该死的、遭人爱的黑眸子的音乐形象：一个幽光闪闪的、混合大提琴和长笛声的、半是抒情加激情、半是怪诞的花腔，在散文体“O，but her eye，-by this light，but for her eye I would not love her”一处，以大肆讽刺的面目重复，而眼睛的幽暗还通过音域来加深，眼里的闪光这一次甚至分配给了小长笛。
青春的热血怎会如此恣情
他们没有任何别的交往——或者说几乎没有，他们的封闭状态在罗马几乎跟在乡下一样彻底。他们完全回避德国分子，尤其是席尔德克纳普，只要听见有人用母语说话，就能不出任何差错地溜之大吉：如果公共汽车、火车车厢里出现了“Germans”，他甚至有本事再从车上跳下来。不过，即便是结识本地人，他们的独居，或者不妨说双居的生活方式几乎提供不了这样的机会。整个冬天里，他们一共被一位来路不明的资助艺术和艺术家的女士邀请过两次：德·科尼亚尔夫人，是由吕迪格尔·席尔德克纳普在慕尼黑的一个关系介绍过去的。这位夫人的居室位于主干道上，居室里点缀有丝绒镜框和银镜框，镜框里面装的是题词相片，他们在这里得以遇见形形色色的国际艺术人士，戏剧界的芸芸众生，画家和音乐家，波兰人、匈牙利人、法国人以及意大利人，而其中一些人转眼又会消失得无影无踪，让他们联系不上。席尔德克纳普偶尔也会和阿德里安分开一下，以便跟着那些对他深表好感的英国青年一起去小酒馆喝马利瓦西亚葡萄酒，到提沃黎去游玩游玩或者上四泉的特拉普会会员们那儿喝喝桉树烧酒，和人家胡侃乱侃一番，也好乘机放松放松自己，要知道，翻译艺术的艰难困苦可没让他少伤脑筋。
只有像我这样去迫切进行观察的朋友才能感受到或者是预感到事情在此种意义上的变化，上帝保佑，可千万别叫这种洞察削弱了我在阿德里安身边的乐趣！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可能会让我震惊，但永远也不可能让我从他身边走开。这世上有些人，同他们生活在一起是不容易的，放弃他们却又是不可能的。
总之，不论是在这座城市，还是在那个偏远的山区小镇，这两个人过的都是一种回避世界和人群的生活，他们的心里只有他们的工作。我这样说一点也不过分。难道我现在应该说，离开马纳尔迪家，同往常一样，就我个人而言是极不情愿的事情，但从阿德里安那边来讲，他心里肯定又会暗自感到一丝轻松？既然话已出口，那么也就有义务再说明一下产生这种感觉的原因，而要想较为容易地做到这一点，我就只好当着我自己和别人的面献点丑了。事实是：在一个明确的问题上，用青年人时下爱说的字眼，在首要问题上，我在这些同楼住户中应该算是一个有些滑稽的例外；也就是说，我不符合常规：即我的性格和生活方式，我是一个认同那种事情的丈夫，我们怀着既抱歉又神往的心情称之为“自然”。而在这座依傍着阶梯胡同的城堡之家里，别人都不这样干。我们的优秀的女房东，佩罗内拉太太，长年守寡，她的女儿阿美莉亚是个不大聪明的孩子。马纳尔迪兄弟，无论是那个律师，还是那个农民，均以硬邦邦的老光棍形象示人，不难想象，这两个男人恐怕从未碰过一个女人。还有头发灰白、性情柔和的亲戚达利奥，以及他那个子矮得很且病歪歪的妻子，肯定是一对只在名副其实的最最博爱意义上互相取悦的夫妇。最后再来看看阿德里安和吕迪格尔·席尔德克纳普，月复一月地固守在这个已经为我们所熟悉了的宁静而又严肃的圈子里，他们的这种活法，无异于山上修道院里的那些修士和修女。我这个庸俗的男人难道不该因此而感到一点羞耻和压抑吗？
那个地方是帕莱斯特里纳，是那位同名音乐家的诞生之地，其古希腊名字叫做普莱内斯特，另又被称作佩内斯特里诺，亦即科伦纳族诸侯固守的城堡，但丁曾在《地狱篇》的第二十七首歌里对此有提及过。这是一个风景如画的倚山居民点，有一条被房屋遮挡住、不算很干净的阶梯胡同从下面的教堂广场一直延伸到这里。一种黑色的小猪在上面乱跑，满载宽大货物的驴子也在那里上上下下，粗心的行人很容易被这些驴子当中的哪一头用驼在背上的向外凸出的货物挤到和顶到路边房屋的墙上去。出了该居民点后，这条路继续以山路的形式延伸，沿途经过一个嘉布遣会修道院，然后上至山顶，直抵卫城，那卫城虽说仅剩一点断垣残壁，不过其附近却还有一座古希腊剧院的遗址。海伦和我在我们所作的短暂停留期间曾多次登上山顶去眺望这些庄严的遗迹，相比之下，阿德里安却真的是“什么都不想看”，几个月里，他最远只到过嘉布遣会修士们的那座花园，那里绿树成荫，是他最爱驻足的地方。
恰似倒向淫荡的一本正经？
他确实是年轻，而且一点也不“正经”，而且也绝对不是那种可能让人产生这种看法的人，如果智者变成傻瓜，同时还要把他们全部的精神力量都用来赋予这种愚蠢以价值的假象，这该是多么可悲。在罗瑟琳和她的女友们的嘴里，俾隆的行为举止极不检点；他不再是俾隆，而是同那个深肤色贵妇有着不幸的暧昧关系的莎士比亚；而阿德里安呢，他的手头总是备有一本袖珍英文版，他可以随时查阅这些十四行诗，这个根本离奇的诗人、友人和情人的三人组，在创作上，他从一开始就力求他的俾隆的性格能够同他所珍爱的那处对话相吻合，同时赋予他一种音乐，这种音乐——与其所从属的整体的漫画风格相匹配——突出了他的“正经”和他的思想价值，真实地把他刻画成一种无耻的情欲的牺牲品。
我前面已经说过，广阔的世界充满了幸福的可能性，席尔德克纳普同这个世界的关系很特殊，他也很喜欢通过吝惜他自己来吝惜这份财富。我认为这一点是了解他的生活方式的关键，它可以帮助我解释下面这个令我很难理解的事实，即他使这种生活方式得到实现。阿德里安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尽管我很清楚，共同的禁欲是他们的友谊，或者说，如果这个词用得太过的话，他们的共同生活的基石。我猜想，读者很可能已经看出来了，我有些嫉妒这个西里西亚人跟阿德里安的关系；那么，但愿他也能够理解，那种嫉妒所最终针对的正是这个共同点，这种节欲的黏合剂。
那么，我该不该把这种犯愁的原因归结为那种稍带个人色彩的委屈或忧虑呢？这种委屈或忧虑是由嘲讽古典研究这件事情本身带给我的，而古典研究又在这部作品里表现为不自然的禁欲。阿德里安无须为这幅人文主义的漫画负责，应该为此负责的倒是莎士比亚，而且，那种乖僻的、“教养”和“野蛮”这些概念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观念秩序也是由他事先设置好了的。前者是精神的禁欲，是一种极大鄙视生命和自然的，恁把生命和自然，把率真、人性、感情视作野蛮的文人的讲究过度。甚至连当着阿卡德摩林苑那几个忸怩作态地发誓不恋爱的人的面为自然说了几句好话的俾隆自己都承认，他“替野蛮所说的话比替智慧天使所说的更多”。这位天使虽然受到嘲笑，但却又只能受到可笑的嘲笑；因为，这些盟誓者重新陷落的“野蛮”，发生在他们身上的用以惩罚他们虚伪的结盟的十四行诗般的幸福热恋，同时也是风格俏皮的漫画，爱的揶揄，感情的境况最终并不见得会比狂妄地发誓不要它能好多少，对此阿德里安的音乐简直可以说是大材小用了。我以为，恰恰是音乐，就其内在属性而言，应该负有充当向导，引领人们从荒唐的造作走向自由，走进自然和人性的世界的使命才是。可唯独却是它放弃了这一使命。骑士俾隆用英文称之为“野蛮”的东西，也就是自发的和自然的东西，在它那里未能奏响凯歌。
她的亡夫给她留下一个年少的女儿，名字叫做阿美莉亚，年龄在十三四岁之间，是个有点傻里傻气的孩子，爱在吃饭时把勺子或叉子拿到自己的眼前晃来晃去，同时以问话的方式自言自语地反复强调着某个令她念念不忘的词。原来，马纳尔迪家很久以前住过俄罗斯的一户贵族，那家的老爷，伯爵或者侯爵什么的，是个看得见鬼神的能人，只要有游荡的鬼神进入他的卧房袭击他，他就会拿起手枪向这些鬼神射击，如此这般折腾让住在这楼里的人夜里没少受罪。因此，与此相关的记忆当然就会始终处于活跃状态，阿美莉亚频繁而固执地用意大利语发出“妖怪？妖怪？”的疑问便可从中得到解释。不过，更为细微的小事她也能够牢记在心。例如，“瓜”这个在德语中为阴性的词，在意大利语中为阳性，有个德国游客曾经照着德语的样子把它说成过阴性，于是，这孩子现在便会在嘴里喃喃念叨：“La melona？La melona？”，同时摇晃脑袋，一双无神的眼睛则随着她的那把勺子转动。西格罗拉·佩罗内拉和她的兄弟们对于她的这种行为早已习以为常，所以基本上是视而不见，充耳不闻，而只有在客人感到非常吃惊时，才会付之一笑，这种笑与其说是表示抱歉，倒不如说是充满了感动、柔情，甚至是幸福，仿佛那就是一桩很可爱的事情似的。对于阿美莉亚在饭桌旁的这种瞪眼发愣，海伦和我也很快就习惯了。至于阿德里安和席尔德克纳普，这俩的表现，可以说完全就当没有她这个人似的。
马纳尔迪家，阿德里安和吕迪格尔借宿的旅馆，应该算得上是当地的第一显贵，尽管他们全家有六口人之多，但仍旧还是不费吹灰之力地就给我们这两个临时跑来的人安排好了住处。这个房子坐落在阶梯胡同边上，是一座形状几近宫殿或古罗马要塞的高大肃穆的建筑，我估计建于十七世纪六十到七十年代，木瓦屋顶平坦而不突出，下面只用了很少的横线脚，窗户也不大，正门的装饰表现出早期巴洛克风格，正门是用木板包裹的，上面还开了一个小门。主人把位于底层的一个非常宽广的区域腾出来给我们的朋友们住，那是一个开有两扇窗户的起居室，其长宽比例类似于客厅，地面铺的是石头，同这楼里所有的房间一样，背阴，凉爽，光线有点昏暗，陈设极为简单，全部的家具就是几把草编的椅子和几张马毛沙发，但面积却的确叫大，在那里，两个人被相当大的空间分开，可以互不打搅地专心做自己的事情。与此相邻的是几个宽敞的、陈设却同样简朴的卧室，其中的一模一样的第三间也被主人打开来供我们这两个客人居住。
这很好，我对此赞不绝口。再说了，就他给我们演奏的东西，夸奖也好，惊喜也罢，要多少理由有多少理由！剧中那个咬文嚼字的学究霍罗福尼斯评价自己的话倒是可以好好地在这里派上一回用场了：
坐落在小镇上方的那个修道院花园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我的朋友们每天早晨都要背着包爬到上面去，然后再分开坐下干自己的工作。他们曾经去找过院里的修士，请求允许他们呆在那里，人家温和地答应了他们的请求。我们也常常陪同他们前往，那是一片杂草丛生、围墙破碎、但却馥郁芬芳的林荫地，一俟进去，我们就会立即让他们去忙他们各自的事情，我们自己则不声不响地找个他们俩看不见的地方（他们俩也都呆在彼此看不见的地方），躲在夹竹桃、月桂和染料木交织而成的灌木丛里，自力更生地度过一个越来越炎热的上午：海伦干她的钩织活儿，我看我的书，不过，我这心里却是既满足又好奇的，因为我知道，阿德里安就在附近给他的那部歌剧作曲，他的这项工作正在向前推进。
这家女主人的兄弟们我前面已经提到过，从年龄上看她大约介于他们之间，他们是：律师埃尔科兰多·马纳尔迪，通常被自家人心满意足地简称为“俺家的律师”，是这个朴实农家的骄傲，因为家里再没有别人读过书，他有六十岁，灰白的髭须乱蓬蓬的未经修理，说起话来声嘶力竭，那叫费劲儿呀，跟一头驴子叫唤没有什么两样；而阿尔佛恩佐先生则是弟弟，年纪在四十五岁左右，被他家里人亲热地唤作“阿尔佛”，以种地为生，每次我们下午去Campagna散步，归来的时候都能碰到他，只见他骑着他的那头小小的长耳朵，双脚几乎着地，头上顶着一把遮阳伞，鼻子上架着他那蓝色的护眼镜，他这是刚从田里收工回来。所有迹象表明，律师已经不再从事他的职业，而他目前依然还在坚持做的事情只是看看报纸——但不是在户外看，即使天气炎热，他也敢于穿着内裤不关房门地坐在他的房间里看。他因此而遭到了阿尔佛先生的指责，后者认为，一个搞法律的学者——他在这种时候总会用意大利语说“这种人啊！”——这样做太出格了。他在哥哥的背后大声谴责他的大胆行为，他的姐姐见状便会过来劝慰说，律师血气旺，遇到高温酷暑的天气得当心中风的危险，所以衣裳有必要穿得薄一点，可是，阿尔佛哪里听得进，继续不依不饶地说，那他这种人至少也应该把门给关严了，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把他那副过于随便的样子全部暴露在他的家人和distinti forestieri的眼皮子底下吧。别以为受过高等教育，就可以如此傲慢无理、不修边幅。显然，这位Contadino对那个上过大学的家庭成员怀有某种敌意，而现在他终于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个绝妙的借口来发泄他的这种敌意了，尽管——或者说正因为——阿尔佛先生同所有姓马纳尔迪的人一样，从骨子里佩服这位律师，看重他，把他当作心目中的政治家。不过，兄弟俩在世界观上也存在着多重分歧，律师的思想更趋保守、更趋庄严谦卑一些，阿尔佛恩佐则相反，是个无神论者、自由主义思想家和批评家，具有叛逆精神，反对教会、反对王权、反对政府，声称它们统统掉进腐化堕落之深渊，难以自拔。“Ha capito，che sacco di birbaccione？”“什么混账东西呀，尽是骗人的把戏，你明白吗？”他常常这样结束他的控诉——比律师要伶牙俐齿得多，而后者呢，会先用嘶哑的声音进行抗议，但也就一到两个回合而已，之后便会生气地埋下头去，自顾自地看他的报纸而不再理他。
他的本性中始终有着那么一点“Noli me tangere”——我很了解这一点，他厌恶人的身体的过分接近，厌恶相互影响，厌恶肉体的接触，他的这些厌恶我都是非常熟悉的。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厌恶”的人，回避的人，矜持的人，保持距离的人。身体的热情好像和他的天性格格不入；你基本上很难见到他跟人握手，而且，即便是真的跟人握手，那也是握得匆匆忙忙。他的全部特点在我们新近的这次团聚期间表现得比任何时候都要突出，我觉得，我几乎说不清这是何故，“别碰我！”、“离我远点”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改变了他的意识，似乎他这样做不仅没有拒绝一个无理的要求，而且也没有害怕和回避一个正好相反的无理要求——放弃女人也显然与此有关。
如果说席尔德克纳普，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过的是潜在的浪荡子的生活的话，那么阿德里安——我对此毫不怀疑——自那次格拉茨，或者更确切地说，普雷斯堡之行以来，过的则是圣徒的生活——正如他在那之前已经做到的那样。然而，一想到他的禁欲自此，自从那个拥抱以来，自从他的短暂的染病以及染病期间相继失去给他治病的医生以来，不再是源于纯洁的道德，而是来源于不纯洁的激情，我浑身上下就会颤抖不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