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渐渐黑了下来，照明的灯光开始点亮，胡同开始变得空荡，余也感到精疲力竭，饥渴难挡。余于是跟导游说，应该最后给余找家饭馆吃饭。一家好的吗？他眨着眼睛问。一家好的，余说，但不要太贵。他把余带到位于主街后面胡同里的一栋房子前——通往楼门的台阶旁有一个黄铜扶手，就跟他帽子上的牌子一样闪闪发亮，门上悬着一个灯笼，就跟这家伙头上的软帽一样鲜红。余一分不少地付清他的报酬，他祝余胃口好，说罢即刻转身离去。余按响门铃，门自动打开，走廊上有一位穿着讲究的夫人迎面向余走来，她的双颊呈葡萄干色，肥嘟嘟的脖子上挂着一串由蜡染珍珠串成的十字架念珠，她欢天喜地地迎接我，极尽甜言蜜语之能事，似乎我就是她期盼已久的那个人，随后彬彬有礼地掀起门帘，把余引进一个微光闪烁的房间，里面有镶边的帷幔，水晶枝形吊灯，镜前壁灯，而在真丝的秋千上则坐着六七个山林水仙和沙漠女儿。我该怎么说呢，摩尔福蝶，透翅蛾，还是艾丝梅拉达？她们穿得极少，透明的绢网、纱罗，身上的饰品闪闪发光，有的长发飘散，有的短发拳曲，两个半球上全都涂抹了脂粉，手臂上戴着手镯，她们用充满期待的、由于枝形吊灯而熠熠发光的眼睛看着你。
彼得斯大街，27号楼
对于您的挂念和来信，以及您对您目前中规中矩的、愚蠢的和艰苦的现状，对您的跑跳、训练、洗漱和射击的形象而又无比诙谐的描绘，鄙人表示衷心的谢意。您所讲之事全都令鄙人开怀大笑，尤其是那个军士，不管他如何修理与刁难您，他对您所接受的高等教育和拥有的渊博学识还是十分景仰的，故而您不得不在食堂里把所有的诗律都按照音部和短音节的延时给他记录下来，因为他以为掌握这样的知识就是达到精神完美的极致了。对于您所讲的这些事情，余将竭尽所能投桃报李，把余在这里所遭遇的卑鄙无耻的插科打诨及恶作剧讲与您听，以使您也有机会得到一番惊喜。余之所以首先向您表明余内心的友情和良好的意愿，就是希望，您能尽可能心甘情愿地忍受诸如此类的鞭笞之苦，这样也许会有助于你咬紧牙关，度过由他统治的这段时间，从而最终能够以满载扣子和金银丝绶带的预备役中士形象鹤立鸡群。
余很用功，有勤奋之美德。余有很多事情要做，这些事情多得都快叫人喘不过气来，这不，余还要在大学那边听劳腾萨克的哲学史和有名的贝尔梅特尔的哲学科学百科与逻辑学。——再见。就此搁笔。祝您平安，愿上帝保佑您和所有无辜的心灵。“您忠诚无比的仆人乐意为您效劳！”这是当年有人在哈勒所说的一句话。——那场闹剧和那些琢磨，还由于发生在余与撒旦之间的事情，由此你的胃口已经被余狠狠地给吊了起来：其实也不是别的，就是那个脚夫在第一天将近傍晚的时候把余领入歧途——这个家伙，穿一件针织外衣，搭配红色软帽和黄铜牌子，身披防雨的短斗篷，下颏竖起，说起话来同这里所有的人一样，跟个魔鬼似的，由于他的小胡子，余以为，他远看就像吾辈之施雷普福斯，甚至是越看越像，要不就是自打这一天起在我的记忆里同他越来越相像了。不过，由于哥塞啤酒的缘故，他长得更胖、更结实。他自称是导游，而他的黄铜牌子和三两句英语、法语也足以证明他是一个导游，“漂亮建筑”用英语说应该是“beautiful building”，到他嘴里却成了“peaudiful puilding”，“极其有趣的古迹”用法语说应该是“antiquité extrèmement intéressant”，到他嘴里却成了“antiquidé exdrèmement indéressant”，说得跟个魔鬼似的。
他的信是这样写的：
门德尔松，你知道的，我很喜爱他，他其实就是直接从贝多芬的第三个时期，即以多声部的风格为起点的，而这要比策尔特流派重要，并且也是与之不同的。我对他的全部异议在于，复调音乐在他那里变得过于简单了。虽然也有女精灵和女水怪，但他仍是一个古典主义者。
总之，我们谈好价钱，这家伙只用两个小时就让余把所有的东西都看了，把所有的地方都转了：我们去了保罗教堂，其十字形的回廊上开有神奇的凹槽，去了托马斯教堂，因为约翰·塞巴斯蒂安的缘故；我们还去了后者在约翰尼斯教堂的墓地，宗教改革纪念碑和新建的莱比锡音乐厅也在那里。街上是一片欢乐景象，因为，正如余前面已经说过的那样，正值秋季博览会期间，各种各样鼓吹皮革和其他商品的旗帜和标语从楼房的窗户里打出，顺势悬挂下来，胡同里全是人，特别是老市政厅附近的中心城区，更是人山人海，那家伙带余到那里参观王室和奥尔巴赫王宫以及普莱瑟堡遗留下来的钟楼——这里是路德当年和埃克辩论的地方。而真正水泄不通的地方则是市场广场后面的那些狭窄的老街，这里的房屋屋顶陡峭倾斜，院子和过道昏暗无光，周围的仓库和酒馆鳞次栉比，犬牙交错，宛如迷宫一般。各色商品堆积如山，游人如织，人们在这里摩肩接踵，他们用充满异国风情的眼睛看着你，他们说的话你从来不曾听见过。余万分激动，感到世界的脉搏就在自己的身体里跳动。
她们看的是余，可不是你。那个家伙，那个喝哥塞啤酒的施雷普福斯，他把余带到了一家妓院！余站在那里，不露声色，余看见余对面放有一架空钢琴，好一个朋友，余抬脚跨过地毯，径直走了过去，站着弹了两三个和弦，余还记得当时所弹的内容，因为余的脑子里当时正好在想音的现象，从H大调转到C大调，活跃气氛的半音距离，就跟《自由射手》终场里隐士的祷告一样，在C的四六和弦上加入定音鼓、小号和双簧管。余是事后才知道的，当时并不知道，而是就那么去弹了。一个棕色皮肤的女人走到余身旁，她身着西班牙小夹克，大嘴巴，狮子鼻，杏仁眼，艾丝梅拉达，她用胳膊抚摩余的脸颊。余猛地转过身来，余的膝盖将长凳撞翻了，余健步如飞，跨过地毯，冲出淫窟，余从大喊大叫的老鸨面前跑过，余穿过走廊，一步十级地下了台阶，冲到街上，余的手甚至连黄铜栏杆都没有扶过一下。
肖邦我弹得很多，我也读点写他的书。我热爱他那同雪莱十分相似的天使般的形象，而同时又是神秘无比的朦胧、不能容忍、逃避，他的存在的平淡无奇，不闻世事，拒绝体验素材，他那美妙无比的想象力和艺术的诱惑力的高雅结合。而德拉克洛瓦深表关注的友情又是如何力挺这个人的啊，他在给他的信中这样用法文对他写道：“我希望今晚见您，但这个时刻却无法让我变得疯狂起来。”对于绘画界的这位瓦格纳，什么都是可能的！当然，肖邦这里在和声方面，同时也在普遍精神之意义上，能够立刻超越而不仅仅只是预告瓦格纳的东西，倒也确实并不算少。你就拿升c小调夜曲作品第27号之编号2，还有那首二重唱来说吧，这首二重唱是根据升C大调和降D大调的等音交换来开始的。这在刻画绝望的美妙音乐方面超越了《特里斯坦》的全部疯狂——而且是以钢琴式的亲密，而非淫逸的大战和斗牛式的堕落粗俗的戏剧神秘。你也可以首先拿他同调性的关系为例，拿他那种取笑逗弄的方式，拿他那种藏而不露、那种否认拒绝、那种飘荡悬浮、那种对预兆的含讥带讽为例。他在那里的步子可谓迈得大、迈得远，完全是那种令人欣喜和震撼的远大……
他在信的结尾用拉丁文高呼“你自己看信吧！”，且紧跟着补充写道：“不言自明，此信看后立即销毁。”落款是他姓名开头第一个字母的花体大写，是L，而不是A。
至于羽管键琴，那胖女人倒也没怎么找借口刁难；他们这里的人都习惯了。再说，被她听见的机会也不会太多，因为余目前主要依靠书和笔搞理论，搞和声和punctum contra punctum，完全是自己一个人独立地搞，余要说的是：在友人克雷齐马尔的批评监督和处罚之下，余每隔几天就把所做的练习拿去给他评判。这个人每次见到余都显得格外高兴，他还会拥抱余，而余也不愿意挫伤他的信心。就自身而言，余对音乐学院是毫无兴趣可言，无论是大型的音乐学院，还是他所执教的哈泽，一概没有兴趣；他说，假如没有适合余的气氛，余莫不如就像海顿老爹那样去做，想当年，人家四处碰壁，到哪里都找不到一个老师，而是自己弄来富克斯的《对位津梁》以及当时的一些音乐，尤其是汉堡的巴赫的音乐，从中老老实实地磨炼自己的技艺。私下里说，和声学让余哈欠连天，不过，对位法又能马上让余变得生龙活虎，在这方神奇的天地里，余充满了欢乐，无论怎样的精雕细刻余均能百做不厌，余解决着无穷无尽的问题，快乐满怀，如痴如醉，经余所做的滑稽可笑的卡农曲和赋格曲练习已经堆成了小山，余有时也会因此得到老师的几句表扬。这是创造性的、刺激想象和发明的工作，因为在余看来，没有主题的和弦的多米诺游戏并不能够为世界提供蒸煮和煎炸。延留音，经过音，转调、准备和转变，这一切通过实践，通过听、体验和找到自我的方式来学习难道不是比通过书本的方式要好得多么？而现在却恰恰相反，机械地把对位法与和声学分开，这真是愚蠢之极，要知道它们彼此是互相渗透、不可分离的，因此，教师不能够把它们分开来教，而只能够教整体，也就是音乐——只要他有能力做到的话。克雷齐马尔也向余承认，而且他自己也说过，学音乐的人应该从一开始就掌握旋律在形成良好连接的过程中所具有的作用。他说，大多数的不谐和音当然是首先通过旋律进入和声，而不是通过和声的连接。
毋庸赘言，我们的分别冷静而克制，几乎连对视和握手的程度都没有达到。在我们年轻的生命中，聚散离合乃是家常便饭，以至于握手在我们之间都显得多余。他比我早一天离开哈勒，那个晚上我们两人是在一家戏院里度过的，我们没有叫“温福里德”协会的人；第二天早上他就要出发，我们在大街上分手，正如我们曾经有过的无数次分手那样，我们转身向着不同的方向而去。我不得不通过叫他的名字来强调我对他的祝福——是名而不是姓，这在我是很自然的。但他并没有这样做。他只是用英语说了声“回见”，这是克雷齐马尔的套话，他也总是讽刺性地引用它，对于这种引文，对于这种能够打开记忆闸门的逐字逐句对某件事和某个人所进行的暗示，他有着非同寻常的兴趣；他还就我即将迎来的一段军旅生涯加开了一个玩笑，随后便走他自己的路去了。
这是一个重要的，对我的感觉而言尤其具有灾难性的决定，它从某种程度上抹平了之前的那段时光，并且重新勾起我内心深处所怀有的对我们共同生活中的那些遥远的瞬间的回忆：我想起了那个时刻，当时，我发现他在伯父的风琴上初试锋芒，而且，还有比这更为遥远的时刻，我想起了我们在菩提树下和管牲口的女佣汉芮一起演唱卡农曲。这个决定愉悦地提升了我的心情——但同时也让它恐惧地收紧。我只能把这种感觉比作一种身体的猛然震颤，这是一个孩子站在荡至高空的秋千上所能体验到的那种掺杂着高飞的恐惧和欢呼的震颤，而迈出这一步的合理性、必要性和正确性，以及神学只是一种对它的回避、一种隐瞒而已，这一切我其实心里都很清楚，不过，令我感到自豪的是，我的朋友不再犹豫，他坦率地表露了自己的心迹。为了让他能够坦率地表露心迹，说服当然是必要的，而且，尽管我对此抱有相当的奢望——在满怀喜悦地感到不安之余，我仍然为自己可以说自己没有参与这份说服工作而感到宽慰。我充其量也只是用一种听天由命的态度，用“我想，你自己知道该怎么办”之类的话来敷衍了事而已（但实际上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这并不是说余特别喜欢这座尼尼微，它肯定不是吾国最美丽的城市，凯泽斯阿舍恩就要美得多，当然也美得轻巧些，庄严得轻巧些，因为它只需要古老和宁静而没有动感和活力。余之莱比锡，那建筑可谓华美，全然像是用一盒昂贵的石头积木搭成，不过这里的人，其谈吐却绝对是宛如魔鬼般粗俗下流，让人很是无奈，只有先行讲好价钱才敢进商店——就好像我们软绵绵、懒洋洋的图林根话被唤醒，变成了七十万人的放肆和无耻，这些放肆无耻，它们从长在前突的下颚上的嘴巴里说出，可怖之极，可恶之极，但却绝对不是，肯定不是出于恶意，而且还夹杂着一种对自我的嘲讽，这里的人们因为他们的世界脉搏，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音乐中心，印刷中心，光芒万丈的大学——而建筑布局上却是四分五裂：主楼在奥古斯都广场，图书馆在音乐厅附近，各个系所都有着自己专门的办公楼，如哲学系的是位于林荫道旁的红楼，法律系的是真福童贞女马利亚协会楼，位于余所在的彼得斯大街，余下火车之后直接进城办理的第一件事情也就是在这条街上找到一处合适的住处安顿下来。余是下午到的，寄存好行李之后，就鬼使神差地来到这里，循着下水管上的字条，余拉响门铃，不大一会儿工夫就开始跟那个胖胖的说话跟魔鬼似的女房东讨价还价起来，最后租下她底层的两间房。办完这件事情时，天色尚早得很，余于是利用天亮这段时间，乘着初来乍到的兴致把这座城市几乎看了个遍——这一次还倒真是有人指引，此人就是把余之背囊从火车站取回的那个脚夫：所以最后就有了余前面所说的那场闹剧和恶心的鬼事，余后面也许还会跟你细说。
尊敬的、渊博的、亲爱的、好心的教师，兼火炮师先生！
他是对的，不要把离别看得太重。最迟一年，等我在部队的服役期结束，我们说不定就又会在哪儿重逢。然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却又是一个阶段、一个时期的结束，一个新的时期的开始，而如果说他似乎并未对此加以重视的话，那么，我就会以某种动情的感伤的方式来让自己对此有所意识。我通过跑到哈勒去找他而使得我们的中学时代得以延长；我们在那里的生活同在凯泽斯阿舍恩的相比并没有什么大的不同。而那段我已上大学、他却还在中学的时光，我也无法把它拿来同现在出现的变化相比。那时，我把他留在了故乡城市和中学那熟悉的氛围，并随时重新出现在他的身边。只是到了现在我才觉得，我们的生存开始彼此脱节，我们两人开始各自独立生活，而曾经在我看来是如此必要（即便毫无意义）的事情行将结束，这件事情我也只能再度用前面说过的同样的话语来描述：我将不再知道他都做了什么，经历了什么，我将不再可能坚守在他的身旁，目不转睛地去关注他，相反，我却恰好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在我最最希望观察他的生活的时候不得不离开他，尽管这种观察肯定是改变不了他的生活，也就是说，在他放弃学者的道路的时候，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放下圣经”，全心全意投身音乐的时刻。
这里的口头禅是：“信上帝，看风景，不害人。”不可否认，普莱瑟、帕尔特和埃尔斯特河畔的生存方式和动感活力完全不同于萨勒河畔，由于这里云集了众多的人口，有七十多万，致使这里从一开始就定下了某种同情与容忍的基调，正如先知早就对尼尼微的罪恶心怀知情的和幽默的理解那样，因为他曾经不无谅解地说过：“这样的一座城市，里面住着成千上万的人。”你可以想想，如何在七十多万的情况下做到宽容，此外，每逢博览会召开，大量人流还会从欧洲各地以及从波斯、亚美尼亚和其他亚洲国家潮水般地涌来，而余这个初来乍到的所体验的不过只是它秋季博览会的皮毛而已。
莱比锡，1905年洁身礼后的星期五
这就是我的遭遇，我把此事的来龙去脉娓娓道来，讲与你听，用以回报你之前讲与我听的那个咆哮的、要你教他诗歌格律的下士的故事。阿门，为我祈祷吧！迄今为止，我只在莱比锡音乐厅听过一场音乐会，其中有舒曼的第三作主打。当时的一位评论家盛赞这部音乐是“全面的世界观”，这听起来当然很不切实际，很空洞，因此，就连古典主义者们对此都是嗤之以鼻的。不过，这种说法也自有其道理，因为它表明音乐和音乐之社会地位的提高，而这一点应该归功于浪漫主义。浪漫主义把音乐从庸俗狭隘的地方专业主义和城市乐师们的手中解放出来，使之与伟大的精神世界、普遍的艺术和知识的时代运动发生联系——人们不应该忘却浪漫主义的这一功绩。这一切均发源于最后时期的贝多芬及其复调音乐，而反对浪漫主义的人，即反对一种走出纯粹音乐而进入普遍精神领域的艺术的人，始终也是反对贝多芬的晚期发展并为之感到惋惜的人，我认为这一点是极其重要的。你有没有想过，同稍早的音乐相比，声部的个性化在他最为崇高巅峰的作品里又显得是多么的不同，又到底带有几分痛苦和意味深长的色彩？要知道，相比之下，声部的个性化在稍早的音乐里其实更为精湛娴熟一些。有些断言因其明显的、让断言者出尽洋相的真实性而令人忍俊不禁。亨德尔就曾经这样说过格鲁克：“我的厨师都比他更懂得对位，”——这在我看来是一句可贵的行话。有位在批评界不可小视的法国人，他是贝多芬创作《第九交响曲》之前的一个热烈的崇拜者，他1850年前后曾经声言，这部精神疲弱的作品里充斥着一个缺乏才华的对位音乐家的死气沉沉。你了解这类切中要害的错误判断所给予我的巨大热情和幽默吗？贝多芬的赋格曲在技巧上从未达到过莫扎特所具有的那份精湛、娴熟与轻盈。也正因为如此，他的复调音乐才拥有了一种超越音乐并拓展音乐的精神性。
下面的这封信是我在瑙姆堡开始服兵役之后他写给我的。它让我像一个母亲读到自己的孩子的来信那样百感交集——只是这样的内容孩子肯定是会千方百计对母亲进行隐瞒的。我大约在三周前，在我还不知道他的地址的情况下，通过供职于哈泽音乐学校的文德尔·克雷齐马尔先生的亲手转交，写信向他倾诉了我的新生活的艰难困苦，我同时还请求他，也给我，哪怕只用几句话地勾勒一下他在那座大城市里的生活情况和学习安排。在公布他的回信之前，我只想说，这封信的表达方式是古色古香的，不乏滑稽模仿的，是对可笑的哈勒生活经历，即艾伦弗利德·库姆甫的语言习气的影射——但同时也是个性的展示和自我风格的形成，是他自身内在状态和喜欢运用最典型的滑稽模仿并隐藏其后进行自我实现的倾向的流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