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布伦塔诺歌集里有过一次，”他说道，“在那首《我亲爱的姑娘》里。这完全是从一个基本形式，从一个四重变化的间歇音列，从h-e-a-e-es这五个音调推出来的，水平线和垂直线都由其决定和主宰，只要这在一个由如此有限的音符数组成的基本动机的情况下是可能的。它就像一个词，一个关键词，它的符号不仅在这首歌曲里随处可见，而且还要彻底将其控制。然而，它却又是一个太短的词，而且自身也太不灵活。它所提供的音的空间太有限。你不得不从这里出发继续往前走，用平均律的半音字母的十二个音级来造些较大的词，由十二个字母组成的词，确定的联合和十二个半音的相互关系，音列形态，必须从中严格地推导出这个乐曲，单个的乐章或一部完整的多乐章作品。全部乐曲的每一个音，无论是在旋律上还是在和声技巧上，都必须证明自己和这个预先确定的基本音列的关系。没有音可以在其余的音还没有出现之前重复。任何没有在整体结构中完成其动机作用的音都不得出现。再也没有自由的音符。这就是我所说的严肃乐章。”
“我没有完全搞懂。”
他禁不住笑了起来。
“非常奇特，”我说道，“按照你对这件事情的描述，其目标是指向一种作曲前的作曲的。这个素材的布局和组织恐怕在真正的工作应当开始的时候就得完成，而现在的问题只是，什么是真正的工作。因为素材的这种配制是通过变奏产生的，变奏的创造性或许可以称为真正的作曲，但它却被退回到了素材——连同作曲家的自由一起。那样的话，当他开始创作的时候，他已经不再是自由的了。”
“应该好得像一个人，成为一体，”他又重新打开了话匣子。“这难道不是一种奇怪的祝福么？谢天谢地，施罗德牧师引用的这句话是送给他自己的。当着新郎和新娘的面听到这样的话更是一件令人难堪的事情。但总归是好心好意，而且恰好就是我所说的那种驯化。罪恶的、性感的、邪恶的情欲的因素显然应该通过这种方式，像变戏法似的从婚姻中被剔除出去——因为情欲只出现在两个肉体，而不是一个肉体那里，如此看来，他们应该成为一体，这可就是一句温和的胡话。另外，让人惊奇不已的则是，一个肉体对另一个肉体怀有情欲——这的确是一种非同寻常的现象，真的，一种极为罕见的爱的奇迹。当然，性感和爱情是绝对不可能彼此分离的。人们让爱情避免背负性感的骂名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反过来证明性感中的爱情因素。对于陌生的肉体产生情欲，这就意味着克服之前固有的种种抗拒，这些抗拒是以我和你、自身和他人的陌生性为基础的。这个肉体——姑且保留这个基督教的术语——通常只对自己不反感。它不愿意和陌生的有丝毫瓜葛。如果忽然有一天，那个陌生的成为渴求和情欲的对象，那么，我和你的关系就通过一种方式改变了，而对于这种方式而言，性感不过是一句空话罢了。据说，在这个过程中，精神的东西是完全插不上手的。尽管如此，人们还是不能没有爱情这个概念。每一个情感的行为其实都意味着柔情似水，其实就是情欲在索取中的给予，就是通过给人幸福、向人示爱来获得幸福。相爱的人从未是‘一体’，而命令规定却想要通过驱逐情欲而连带着把爱情从婚姻中驱逐出去。”
“一个令人惊讶的想法，”我说道，“这也许可以被称作理性的贯通组织。以此可以赢得一种不同凡响的完整性和一致性，一种天文学的规律性和正确性。不过，如果我想象一下的话，一个这样的音程音列的没有改变的进行，即便按照规定和节奏仍算得上富于变化，恐怕也会不可避免地造成音乐的一种贫瘠化和停滞。”
他把一只捏成拳头的手放到了太阳穴上。
“吼得好，狮子！”我极尽愉快之能事地说道。“我把这叫做站在自然的杰作一边。不，你和魔鬼毫无关系。你刚才说话的口气反倒更像是个人文主义者而非神学家。你自己对此难道不清楚吗？”
“算了吧！”我也大笑着说道，“你向来看重你的玩笑胜过你的认真。”
“但也不是这么简单。必须把所有变奏的技巧，即使是那些被斥为不自然的，也全都纳入这个体系，也就是这种一下就能帮助发展部主宰奏鸣曲的手段。我问自己，何苦要花那么长的时间去跟着克雷齐马尔做那些老掉牙的对位练习，密密麻麻地写了很多很多倒影进行赋格、主旋律与经过句的反向形式以及这些主旋律与经过句反向形式的倒影进行。现在清楚了，在对十二音一词进行富有意义的修改时，这一切怕是都能派上用场了。除了作基本音列，它还可以得到如下运用，即它的每个间歇将被反方向的那一个所代替。此外，你还可以用最后一个音去开始，而用第一个去结束这个形态，然后再让这个形式重新回到自身。在此你有四个调式，你可以在半音音阶的全部十二个不同的出发音上给它们每一个移调，因而这个音列也就是以四十八种不同的形式为作曲效劳的。如果你觉得这还不够，那么我建议，通过对称地选择一定的音的办法从这些音列中进行派生，这些派生又产生出新的、独立的、但却又与那个基本音列相关的一些音列。我建议，为着加强音的关系起见，这些音列还应细分为相互间具有亲缘性的分支形式。一部作曲作品也可以使用两个或多个音列作为始发素材，根据双重和三重赋格的性质。关键是，这其中的每一个音，均毫无例外地，在这个音列或者在其派生的一个音列之中，拥有其自身的地位和价值。这样就保证了我所说的和声技巧与旋律学之间的不敏感。”
“太棒了！”他喊道。“好小子，你打算结婚了。多么本分的一个想法啊！这样的事情总是来得十分突然，尽管事情本身一点也不突然。接受我的祝福吧！But，if thou marry hang me by the neck，if horns that year miscarry！”
“甚至连旧的意义上的严肃乐章都谈不上。”
“你所说的，”我插嘴道，“有关远古革命导师的言论，很有点德意志的味道。”
这番话令我大惊失色。很难说这是为什么，然而，对我而言，从他嘴里说出来的，总而言之，一切和他相关的东西，都带有某种对于未来的恐惧，而这种恐惧里面，害怕和敬畏又奇特地混合在了一起。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在他的周围，创造力枯竭、麻木的威胁和创造力的禁止只被想象为某种近乎积极和自豪的东西，而且只和高尚与纯洁的精神性联系在一起。
他高兴极了。
“那么，”我建议道，“我们直截了当地像私交和普通人那样说话，好吗？我告诉你，我正准备……”
当天晚上，为了不耽误工作，我不得不连夜返回凯泽斯阿舍恩。他那边还留下来继续呆了几天，之后才迟迟启程前往慕尼黑，那是他给自己挑选的居住地。此时此刻浮现于我眼前的情形是，他和他的父亲——最后一次，他当时并不知道——握手道别，他的母亲亲吻他，也许所用的方式跟她当年在客厅里同克雷齐马尔说话时的一样，即让他的头靠在她的肩膀上。他将不再，而且也不愿意再回到她的身边。后来是她去找的他。
“理性和巫术，”他说道，“会彼此相遇，并在人们称之为智慧、奉之为神灵的东西里，在对于星象、数字的信仰里，合二为一……”
“我在你的乌托邦里看到了一种发挥重建作用的元素。你的乌托邦非常极端，但却可以放宽对协和和音业已执行的禁令。向变奏的古老形式回归就是一个近似的特征。”
那天下午，阿德里安和我先是围着牛槽转了一圈，然后还去了一趟锡安山。我们要谈论的是关于《爱的徒劳》的编剧问题。这个任务由我接手，而我们先前为此已经有过多次交谈和通信。我曾设法从锡拉库扎和雅典给他寄去过演出提纲和部分翻译成德语的诗文。在编写的过程中，我主要参照蒂克和赫尔茨贝格的译本，不过，当确乎有必要进行压缩和提炼的时候，我偶尔也会自己加点东西进去，但尽可能地和原来的格调保持一致。就我而言，我无论如何是愿意为他搞出一个德文版的歌剧脚本来的，尽管他始终还在坚持要用英文脚本给这部歌剧作曲。
他猛地大笑了一下。
在后半段回来的路上，我们基本上没再说话。我现在仍然记得，我们当时在“牛槽”旁有过片刻停留；我们在田间小路边上走了几步，面对夕阳的余晖，我们向水面望去。水很冷；很显然，只有靠近湖岸的地面是平坦的，而离此不远的地面很快就没入一团漆黑之中。大家都知道，池塘的中间很深。
“很有可能，”他微笑着回答道，这表明，他对这种疑虑早已有所预料。也正是这种微笑让他和他母亲的相像之处强烈地凸显出来，然而，却是以一种为我所熟悉的费劲的方式凸显出来，就跟他顶着偏头痛的压力强装笑颜一样。
“你不懂得幽默。我是以神学家的身份，当然也必然像神学家那样说话。”
“这样的话，”我毫不动摇地说道，“人们就会陷入否定自然的杰作的怪圈，人们就会成为虚无的卫道士。相信魔鬼的人就已经是魔鬼的人了。”
“你说这话有把握吗？”他问道，“再说了，这可是一种政治论调。不管怎样，在艺术中主观和客观相互交融，不分彼此，一方生发自另一方并具备另一方的性质，主观表现为客观并通过天才的唤醒而再度成为一时冲动——正如我们所说的‘受到推动’；它突然说起了主观的语言。当今被摧毁的音乐习俗并不是在过去的所有时间段里都表现得如此客观、如此外在的。这些习俗是活生生的经验的固定，并作为这样的固定长久地完成着一项具有生机勃勃的重要性的任务：组织的任务。组织就是一切。没有它就什么都没有，至少是没有艺术。而现在则是美学的主观性在关注这项任务；它自告奋勇地去自愿地、自由地组织这项事业。”
“你把自然归于恶，”我回应道，“这可是我不喜欢听到的话。人道主义，旧的和新的，全都会认为你这是对生命源泉的诽谤。”
“你看到一条这样的路了吗？”
1910年9月，也就是我已经开始在凯泽斯阿舍恩那所高级中学执教的时候，莱韦屈恩离开了莱比锡。但他依然心系故乡，首先回了趟布赫尔，为的是参加他妹妹在那里举行的婚礼，而我和我的父母也受到了邀请。现年20岁的乌尔苏拉和眼镜店老板约翰尼斯·施耐德魏因结为百年之好，新郎是一位来自朗根萨尔扎的好小伙，他俩在位于埃尔富特附近的迷人小城萨尔扎相识，她当时是去那里拜访她的一位女友。施耐德魏因比他的新娘大十到十二岁，原籍瑞士，祖上都是伯尔尼的农民。他的眼镜磨光手艺本是在他的家乡学得，却不料，由于某种机缘反倒流落到了我们这个帝国，于是他便随遇而安，在当地开了一家商店，经营各种眼镜和光学仪器，生意十分兴隆。他的长相可谓仪表堂堂，他的声音优雅动听，说起话来慢条斯理，是那种保留了神圣庄严的古德语遗风的瑞士人所特有的说话方式，乌尔泽尔·莱韦屈恩现在已经开始学着像他那样去说话了。而她呢，尽管算不上是美女，却也有着迷人的外貌，她的面部表情像她的父亲，举止行为则更像她的母亲，褐色的眼睛，苗条的身材，待人接物亲切自然。所以他俩配对成双，不由得让人眼前为之一亮。1911至1923年间，他们一共生养了四个子女：罗莎、以西结、莱蒙德和内珀穆克，个个长得秀丽俊美；尤其是最小的那个叫做内珀穆克的，简直就是一位天使。不过，关于他的情况，我得等到本书结尾的时候再作详述。——
“你知道，”他反问道，“我在哪里离严肃的乐章最近？”
“你最好说：听任星宿的摆布。每个构成和弦的音的复调的尊严是通过星宿来得到保障的。历史的结果，不谐和音的从其瓦解之中解放出来，不谐和音的绝对化，正如瓦格纳的晚期乐章的某些地方所流露出来的那样，将表明每一个能够在这一体系面前证明自己身份的和弦都是合理的。”
“那么，倘若星宿造出的是平庸，是协和和音，三和弦的和声技巧，是废弃物，是减半音的七和弦呢？”
“Come，come，you talk greasily”，我也引用了同一幕中的一句话。“如果你了解那个姑娘，也了解我们结交的精神，那么你就会知道，对于我所追求的清静而言，没有什么可担心的，相反，一切都是为了营造清静与安宁，为了营造一种稳固而不受打扰的幸福。”
“那么，自由的辩证法就是神秘莫测的。然而，作为和声技巧的塑造者，他恐怕是不大可能被称作是自由的了。难道和弦的构成不是碰运气，听任盲目的厄运的摆布的吗？”
“那恐怕就是星宿对陈旧所进行的革新了。”
“这是不是一种概括呢？”
“你想想贝多芬。”
我等待着。他喃喃低语，很难听懂他都在说些什么，这是他头疼时的习惯性动作。
“倾听？”他回应道。“我们听过的某场公益报告里说过，对于音乐里的东西，根本没有必要全都去听，你还记得吗？如果你对‘倾听’的理解是各个手段在个体那里的精确实现，由此而产生最高的和最严格的秩序，一个具有星系性质的，一个宇宙的秩序和规律性，不，那样的话是没有人会去倾听的。然而，这个秩序将会或者也许会有人倾听，而且，对它的感受也许会给人带来一种前所未有的美学意义上的满足。”
“我猜想，”他回应道，“你这话听起来可不像表扬，纯粹只是一种得体的批评而已。当然，你这话此外也许能够说明某种时代的迫切必要性，某种在一个社会习俗已经被摧毁了的、一切客观约束趋于瓦解的时代里能够消除弊病、实施补救的东西，一句话，在一个自由的时代里，这个时代开始作为蚜虫蜜躺到天才的身上并显示出创造力枯竭的特征。”
“一个幻方，”我说道，“不过，你能指望这一切都会有人倾听吗？”
沐浴着秋日下午的阳光，我们坐在锡安山顶那条掩映于槭树林中的乡村长凳上展开这次谈话。事实是，我自己那时已经开始搞对象了，虽说婚礼乃至公开订婚还得等我找到固定职业之后才能有个眉目，而且，我还很想跟他讲讲海伦以及我下一步的打算呢。然而，他的那些观点并不让我觉得十分轻松。
他的这番话激起我内心异样的感觉和迷惑，我尽量克制自己不从侧面去窥视他，但我又情不自禁地想去这样做。每当他说起肉欲方面的东西时，旁人都会是什么感受，我在很前面的时候就已经暗示过了。但他却从未像现在这样忘乎所以，而且我觉得，他的言谈之中似乎有了某种从前不曾有过的明确，一种既是对自己，又是对听者的轻微的失态。另外，又想到他是在眼睛因为偏头痛阴云密布的时候而说这些话的，我的心里便感到一阵不安。不过，对于他的言论所表达的意思我却是完全抱有好感的。
“多好的一双眼睛，”他说道，“多好的血统，一个老实的、无可挑剔的、没有污点的男人。他可以追求她，可以凝视她、向往她——用我们这些个神学家的话说就是：娶她作信仰基督教的老婆，而我们有理由感到自豪的是，我们偷偷从魔鬼手里弄走了那个肉乎乎的混合体，从中制造出一件圣事，基督教婚姻的圣事。这种为着那不可亵渎的神圣，通过纯粹地在前面放置‘基督教的’一词而对自然的罪恶所作的劫取，原本就是十分滑稽可笑的——这种做法实际上根本没有改变什么。不过，必须承认的是，通过基督教的婚姻来驯化自然的恶，驯化性，不失为一种较为聪明的权宜之计。”
“音乐是一种野生的东西，”他说道，“它的各种元素，旋律、和声技巧、对位、形式和配器，其历史发展均是杂乱无章且彼此独立的。每当一个孤立的素材领域在历史上得到促进并被划归较好的级别时，其余的总会落在后面并在作品的统一性中对这个通过进步性得以维持的发展阶段进行嘲讽。你就拿对位法在浪漫主义里所扮演的角色来说吧。它在那里是主调乐章的纯粹的添加物。要么它是专为主调音乐而准备的主题的一个外部的联合，要么就只是运用假声的和声赞美诗的包装点缀。然而，真正的对位渴望的却是独立的声音的同时性。一个具有旋律兼和声性质的对位，如晚期浪漫派的，就不是什么对位……我的意思是：各个素材领域越发达，进而发展到一些领域甚至融合到了一起，如浪漫主义之中的器乐声与和声技巧，那么，有关对全部音乐素材进行理性的贯通组织的理念就越具有吸引力，越具有紧迫性，这一理念同时代错误的不调和相决裂，同时阻止一个元素成为其他元素的单纯的功能，就像在浪漫主义时代旋律学成为和声技巧的功能那样。当务之急恐怕应该是同时发展所有的范畴，让它们从彼此之中产生，以达到一致。重要的事情恐怕就是音乐范畴的普遍的统一。最后要涉及的则是取消复调的赋格体和主调的奏鸣曲性质之间的对立。”
有那么一瞬间，他似乎禁不住想和我握手，但终究还是放弃了。我们的交谈中断了一会儿，而在我们回家的路上，我们的话题重又转向重要对象，那部提上议事日程的歌剧，即我们刚才曾用其中的台词开过玩笑的第四幕中的那一场，它属于我要坚决去掉的那一类。它里面的斗嘴相当猥亵，而且从编剧的角度来看也是多余的。无论如何，压缩都是不可避免的。一部喜剧不允许长达四小时之久——这曾经是一直针对《名歌手》的主要指责。不过，阿德里安似乎偏偏选定了罗瑟琳和鲍益的那些个“俗语”，诸如“管保你打不着，打不着，打不着”等等，作为序曲的对位，而且还一节一节地讨价还价，尽管如此，当我告诉他说，他令我想起克雷齐马尔的那个拜瑟尔以及其天真的、要把半个地球都谱成音乐的热情时，他仍然还是忍不住大笑了起来。此外，他并不承认因为这种比较而感到不好意思。他说，对于这位音乐的复兴者和立法者，他心里其实还一直保留着一丝早在他首次听说之时就已怀有的那种诙谐的敬重。说得荒唐点，他可从来没有停止过去想他，而且，他最近比什么时候都要更频繁地想到他。
“这么说吧：是个心理学家，”他回答道。“一个中立的不偏不倚的立场。不过，我相信，最热爱真理的人们所持的就是这种立场。”
“我亲爱的朋友，这世上可诽谤的事情并不多啊。”
“照您的看法，”我笑了起来，“它知道的可真是多啊！不过，那样的话，它实际上就不再是自由的了，一点也不是的了，就跟产生于革命的专制也不再是自由的性质一样。”
参加婚礼的来宾并不算多。他们是：奥伯魏勒尔本地的牧师、教师、一镇之长及夫人们；来自凯泽斯阿舍恩的只有我们蔡特布罗姆一家和尼古劳斯伯父；来自阿波尔达的艾尔丝贝特夫人的娘家亲戚；来自魏森菲尔斯的和莱韦屈恩家交好的一对夫妇连同他们的女儿；再就是当农艺师的兄弟格奥尔格，以及女管家卢德尔太太——这就是全部的客人。文德尔·克雷齐马尔从卢卑克发来一封贺电，邮差正好在午宴开始的时候送达布赫尔。没有晚宴。大家上午便已早早地聚到一起；等待新人们在村中的教堂举办完结婚仪式之后，我们集中在新娘娘家那间装饰有漂亮的铜器的餐厅里吃了一顿美味可口的早饭。之后不久，新人们便又马不停蹄地和老托马斯一同启程赶往魏森菲尔斯车站，再从那里出发去德累斯顿。与此同时，参加婚礼的宾客们仍然继续留下来呆上几个小时，共同享用卢德尔太太配制的上好蜜酒。
“你只消回忆回忆，”他说道，“我那时是如何立马就用他的主音和仆音的专横游戏来驳斥你对荒谬的理性主义的指责的。这里让我本能地感到喜欢的东西其实就是某种本能的东西，而且也是和音乐的精神单纯地相一致的东西：那种以滑稽的方式显露其中的、要像构建严肃乐章那样来构建万事万物的意志。在另一个比较不单纯的层面上，我们今天多么需要像他这样的人啊，就像他的羊羔们当年需要他一样——我们需要一个元老体系，一个客观的和组织结构的导师，其天才足以把具有重建作用的，也就是把远古的东西同革命性的东西结合起来。人们应当……”
“不管是旧的还是新的，我要跟你说的是我对严肃乐章的理解如何。我在此所指的是一切音乐范畴的完全一体化，是它们的以完美的组织为依据的相互之间的不敏感。”
“哦，别太轻率了。也别自己恭喜自己！我要说的全部意思是，有序地去把握，让音乐的神秘本质消解到人类理性当中，这是那古老的渴望所发出的持续不断的呼唤，你的异议——如果它们是被当作异议来理解的话——同这种渴望的实现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
我不再作答，因为我看见他头痛得很厉害。而他刚才所说的一切在我眼里似乎也被打上了这种痛苦的烙印，受到这种痛苦的影响，尽管他所说的这一切是那样的充满才智并值得深思。他本人似乎不再沉湎于我们的谈话；而他在缓步前行的过程中所发出的无关痛痒的叹息和哼哼声也表明了这一点。然而，我这边却是一时半会地难以自拔，我感到吃惊，我在内心深处一个劲地摇头，并且我还暗自思忖，思想虽然有可能因为其同痛苦相关而显得独特，但绝不会因此而失去价值。
“我对此没有怀疑，”他说道，“我对于成功也没有怀疑。”
“你是想提醒我别忘了我作为人文主义者的荣誉吧，”我说道，“人类理性！而与此同时呢，对不起，‘星宿’则是你的第三个词。但它却已经是更多地属于占星术的范畴了。你所呼唤的理性混杂了很多的迷信，即相信那种既不可捉摸又含糊不清，在赌博、纸牌算命和抽签上大显身手的魔力。反过来，如你所说，你的体系在我看来似乎更适合于把人的理性消解为巫术。”
“受到自己制定的秩序强制的约束，也就是说，自由了。”
“这些较为有趣的生活现象，”他回应道，“它们大概总也少不了这样一副带有过去和未来的双重面孔，它们大概总是要集进步与倒退于一身。它们显示出生活本身的多义性。”
“不错，”他回应道，“确实有一小会儿，它达到了人们对它的预期。然而，自由还是主观性的另外一个别名，而且，总有一天，它将不再能够容忍后者和自己搅在一起，没准什么时候，它就会对从自身出发的创造性的可能性感到绝望，从而在客观那里寻求保护和安全感。自由始终是倾向于辩证的突变的。它很快就会通过束缚和限制认识自我，通过对法则、规律、强迫和制度的臣服而实现自我——以此来实现自我，这也就是说：不因此而停止是自由的。”
“对家庭的民族的经验概括？”
他显然很高兴能够避开喝喜酒的热闹场面。他眼里的朦胧表明，头痛又开始折磨他了，而十分罕见的则是，这同样的症状先前在教堂和用餐时也出现在了他父亲的身上。这种神经质性质的毛病恰好发生在容易诱发情绪激动的节庆场合，这是可以理解的。老头的情况就属于此类。但就儿子这边来看，发病则更多是由于心理因素所致，即他并不是心甘情愿地，而是迫不得已地跑来参加这个贞洁献祭仪式的，而且还是他自己的亲妹妹的。不过，他尚且知道说些好话来掩饰不悦。他肯定我们在这件事情上的做法是简单朴素的、格调高雅的、不叫人讨厌的，他赞成取消“各种舞蹈和风俗”，这是他的原话。他表扬说，一切均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老牧师的婚礼布道简短而朴实，酒席间没有难听的讲话，为了保险起见根本就没有讲话。要是连那条面纱，那条白色的处女的丧服，还有那双缎子的丧鞋也都能给免掉了，那可就更好了。而尤其令他赞不绝口的则是乌尔泽尔的未婚夫和现在的丈夫给他留下的印象。
“如果创造力枯竭，”我说道，“那就应当归为自由的结果，那可真的就是悲剧性的。但对于释放创造力量的希望却是始终存在着的，自由因此而被征服！”
“我这说话的语气完全跟席尔德克纳普一样了。人们应当！人们又有什么东西不应当呢！”
我告诉他我正准备干啥，向他讲述海伦，讲我如何和她相识，我们又是如何情投意合。我说，如果我能够因此而使他的祝贺变得更加由衷的话，那么，他尽可以放心，用不着跑来参加那些因为我的婚庆仪式而举办的“舞蹈和风俗”，我这就提前给他免了。
“想想他和他的技巧原则，通过这个原则，那种盛气凌人的主观性控制了音乐的组织，也就是发展。这种发展部一度是奏鸣曲的一小部分，主观阐明和动机的一个简朴的收容所。随着贝多芬的出现，它变得无所不包，成为全部形式的中心，而全部形式本身，即便是在其作为习俗被预先确定的地方，也依然被主观所吸收并得以被自由地重新创造。变奏曲，也就是某种远古的东西，一种残留物，成为形式的一时冲动的全新创造的手段，变奏的发展部扩散到这个奏鸣曲。它在勃拉姆斯那里是把这个当作主题工作来做的，更加彻底，更加全面。你就以他为例来看看主观是如何转变为客观的吧！在他那里，音乐抛弃了一切常规习俗的空洞辞藻、条条框框和残渣余孽，也就是说，它每时每刻都在重新地，发自自由地制造着作品的统一。然而，自由恰恰因此而成为普遍经济的原则，这种原则不允许音乐里有任何偶然的东西，并且还从被同一性固定的材料当中发展出极大的多样性来。而在不再有任何非主题的东西的地方，在不再有任何东西能够证明自己是从一种始终相同的事物中派生出来的地方，自由乐章几乎就等于是无稽之谈……”
“好冷，”阿德里安一边说，一边用头示意；“现在游泳可是太冷太冷了。”——“好冷，”他一眨眼工夫又重复了一遍，这一次身体明显地抖动了一下，于是他转身走开了。
“什么概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