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目标，”我说道，我把勃拉姆斯指了出来，我还指出，《他背上的灯光》里就有近似于绝对音乐的东西，而他老远就有所打算的东西是极尽可能的非瓦格纳化的，是距离自然的魔性和神秘的激情十万八千里的，这样一来，他同意我下面的这个限定就会更加容易一些了：遵循最不自然的嘲讽和不自然的嘲讽，本着这一精神来革新喜歌剧，来点高度嬉戏的忸怩作态，讽刺矫揉造作的禁欲和作为阶级研究之社会成果的绮丽文体。他兴高采烈地跟我谈起一个对象来，这个对象能够提供那种让自然培育的愚蠢和滑稽可笑的高雅相提并论并通过一个去嘲笑另一个的机会。远古的英雄气概，这夸下海口的标签从逝去的时代冒出来，贴在了唐·亚马多这个人物身上，他有理由被他称作是一个完美的歌剧形象。他用英语给我引用这部剧作里的诗行，这些诗行显然已经被他熟记在心：风趣的俾隆为自己背叛誓言地爱上那长着一双沥青般乌黑眸子，却没有长个心眼的女人而感到绝望；他不得不为一个女人去呻吟乞求，而这个女人，“凭上天起誓，这娘们什么都干得出，哪怕是百眼的怪物阿耳戈斯给她看门当太监！”然而，正是这个俾隆却注定受到命运捉弄，他要花费长达一年的光阴，昼夜不休地去服侍那些躺在病床上呻吟的病人，练习他的三寸妙舌，以及他的如是呼唤：“那可绝对不可能！开玩笑感动不了一个深陷痛苦的灵魂。”“Mirth cannot move a soul in agony”，他一边重复，一边宣布，总有一天非要把它们——这一段对话，以及第五幕中那段无与伦比的对话，其内容是关于智者的愚蠢，关于对精神的无可救药的、丧失理智的和剥夺尊严的滥用——非谱成曲子不可，以用来装饰那顶情欲的滑稽帽。他说，这样的至理名言只会盛开在诗歌的天才峰巅，又比如下面这两句诗，它们表明，除了犯蠢病的较真，青春的热血又怎会，“as gravity's revolt to wantonness”，如此愚蠢地纵情无度。
可是！话又说回来了！他的衣着太寒酸，而他为此所找的理由则是缺钱，他动不动就会说他缺钱，不过，他的骑士风度倒并未因此受到丝毫影响，相反，这种风度作为一种自然的真实甚至冲破了外壳的阻力，实现了自我的价值，闪烁出耀眼的光芒。然而，尽管如此，这种真实却又是掺杂了一定成分的虚假，所以，从这个复杂的意义上来讲，席尔德克纳普也是一个徒有其表的骗子。他虽然看上去像个运动员，但实际上却不是那么回事，因为他根本不参加体育运动，仅仅只是冬天在萨克森小瑞士和他的英国客人们一起滑过一点雪，而且还因此患上了肠炎，那程度在我看来还不算轻呢；另外，他的脸色虽然是棕色的，他的肩膀虽然是宽阔的，但他的健康却未必是最牢靠的，他年轻时曾经肺出血，也就是说容易得肺结核。根据我的观察，他在女人那里得到的快乐和她们在他那里所享受到的快乐并不完全对等——至少从个体上来看是这样的；因为，就整体而言，她们享受着他的全部尊敬，一种模糊的、广泛的尊敬，一种完全是针对女性这个性别的，针对全世界的快乐的可能性的尊敬，故而，作为个例是很难在他那里得到积极的、慷慨的和热烈的回报的。只要他愿意，他的风流韵事就会很多，这让他感到满足，而他似乎也害怕任何真实的约束，因为他认为那是一种对潜能的掠夺。潜能是他的领地，可能性的无限的空间是他的王国——在这里，就此而言，他真可谓是一个作家。他从他的名字推论出，他的祖先曾经做过骑士和诸侯的骑兵侍从，尽管他本人从未骑过马，也根本不敢奢望能有一个骑马的机会，但他仍然还是会觉得自己天生就是一个骑士。他频频梦见自己骑在马上；他认为这是尚武的记忆和骨子里的遗传所致。他还通过左手执缰绳、右手拍马颈的演示让我们深信不移，这种跃马扬威的骑士风姿于他是一件多么自然而然的事情。“应该”是他挂在嘴边的一句口头禅。它是一句套话，表示一种对可能性所进行的悲哀的权衡，而实现可能性的决心却不能下定。应该干这干那，应该是这是那，或者应该有这有那。应该写一本关于莱比锡的社会小说，即便是个洗盘子的，也应该周游世界，应该学习物理、天文，应该购置一个小田庄，用自己的辛劳去耕耘土地。如果我们在一家殖民地产品专卖店让服务员磨了一点咖啡，那么他就会在走出店门的时候若有所思地点头说道：“应该开一个殖民地产品专卖店！”
我们笑了起来——而奇怪的只是，我们彼此之间竟然连个招呼都没打。
可以想见，这种对于童年的紧张经历的略带几分阴郁的快乐再现让阿德里安听了会有多么高兴。与此同时，我们始终努力压低我们的笑声，使之处于充满体谅和理解的状态，毕竟事关叙述者的父亲。吕迪格尔让我们确信，这位一家之主因为社会地位低下而遭受的自卑之苦多多少少地影响到了他们全家，他本人就是带着这样一种心灵的创伤离开他的双亲的；然而，他为什么没有去讨他父亲欢心，让自己去替他弥补这一缺憾，他为什么要让他那要求儿子至少当上行政专员的希望落空，这其中的一个原因似乎恰恰就在于他对他的那种行为的耿耿于怀。人家供他中学毕了业，还送他进大学念书。可是，他甚至连第二次国家考试都没有能够通过，相反，他潜心于文学，宁可放弃家里的任何经济帮助，也不去满足父亲那热切的、但却让他反感的愿望。他用自由的格律写诗，用纯粹的散文写批评文章和短篇小说，然而，迫于经济压力，同时也由于他的创作并非那样的才思泉涌，他于是把工作重点转到了翻译，尤其是他最喜爱的语言——英语的翻译上面，不仅为好几家出版社翻译英国和美国的娱乐性强的纯文学，而且还受慕尼黑一家豪华珍品出版社的委托，翻译较为古老的英文作品，斯柯尔顿的道德剧，弗莱彻和韦伯斯特的一些剧本，蒲柏的某些教育诗，但首先是搞出德文版的斯威夫特和理查德森。他为这些作品配写实力雄厚的前言，他的翻译一丝不苟，他对文体风格很有感觉，而且他这人也很有品位，他醉心于对原作的精确再现，竭力追求语言表达上的一致性，他挖空心思，想尽办法，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再创作的刺激和艰辛。然而，他由此而在另外一个层面上陷入那种和他父亲一样的精神状态。因为，他觉得自己富于原创能力，天生是当作家的料子，而这个服务于异国财富的工作实属迫不得已，不仅让他殚精竭虑，而且还给他打上屈辱的印记，所以，一说起来，他便有一肚子的苦水要吐。他本来是想当作家的，他也坚信自己就是这块料，然而，可恨的是，为了挣钱口，他却不得不做了个搞翻译介绍的文学工匠，这促使他用轻蔑的口吻去批评别人的文章，同时也成为他日常抱怨的对象。他常常说：“我要是有时间工作而不必卖苦力的话，我倒真想叫你们好好看看我的本事！”在这一点上，阿德里安是愿意相信他的，但我，也许我的评价过于苛刻，但我猜想，他的这种未能如愿以偿实际上一直以来就是他喜欢找的一个借口，有了这个借口，他就可以自欺欺人，掩盖他缺乏真正的有说服力的创造力的事实。
“凡遇美味佳肴，”他说道，“我必会把这杯中美酒一饮而尽。任凭泪水恣意流淌！”他开始谈论教堂音调和托勒密音乐体系，即“自然的”音乐体系，这个音乐体系的六个不同的音的特性通过按平均律的调音，即不自然的调音，缩减为大调和小调两个，他还谈到正确的音阶的转调是优于按平均律的调音的。他称按平均律的调音是一种面向日常使用的妥协，正如平均律钢琴也同样是一件适合家庭使用的物件一样，这个物件很适合签份临时和约，虽然时间还不到一百五十年，但却完成了所有的壮举，哦，对于这样的壮举，我们可千万不要以为，这份和约是永久性的。他说，克劳迪乌斯·托勒密是一位来自上埃及，住在亚历山大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正是他把所有已知音阶中最好的，自然的或者说是正确的，罗列了出来。阿德里安对此表现出十二分的满意。他说，这再一次证明了音乐和天文学之间的亲缘性，正如这种亲缘性已经通过毕达哥拉斯的宇宙和谐学说得到了证明那样。这期间，他又回过头来谈论那部四重奏及其第三乐章，同一部作品所表现的异域情调、月色朦胧，以及演出的巨大难度。
“实际上，”他说，“四个人中的每一个都必须是帕格尼尼才行，不仅要掌握好自己的声部，同时还要掌握好其他三个人的声部，否则就没法搞到一起去。谢天谢地，沙夫哥施小组的那几个人全都是值得信赖的家伙。现在的人虽然可以演奏它，但它却是濒于可以演奏的极限，而在它产生的时代，它甚至是无法被演奏的。一个出自人间技巧的东西却会如此绝情地漠视它的这个来源，这在我看来应该是最为令人喜笑颜开的事情之一。‘您那该死的小提琴不关我的事！’他对一个发牢骚的人这样说道。”
“你必须马上去见见克雷齐马尔，”他似乎突然想起来了，“你住哪儿？”
这种风采最为明显地出现在取材于《炼狱》、《天堂》，并凭借对它们与音乐的亲缘性的聪明的鉴赏力而挑选出来的那组颂歌里：例如在那首特别吸引我，也让克雷齐马尔大声叫绝的曲子里，诗人看见，在金星的照耀下，那些微弱的光亮——那都是享受永恒幸福的亡灵——有的快速地，有的缓慢地，“根据它们看待上帝的方式”，画着它们自己的圆圈，他认为，这在熊熊大火中就好比是各个小火花，在歌唱中，当一个声音缠绕另一个声音的时候，就好比是各个声部。这种对烈焰中的火花，对相互纠结缠绕的声音的再现令我惊讶，也令我陶醉。我不知道，我更应该偏好哪一方，是这些对光之光的幻想曲呢，还是那些苦思冥想的、想多于看的作品——在这些作品里，一切皆是对于提问的拒绝，一切皆是对于神秘莫测的争夺，在这里，“怀疑在真理的脚边萌芽”，就连注目于上帝的深邃的天使也测量不出那个永恒的决定的深渊的深度。阿德里安从中选出一组恐怖严厉的诗行，在这组诗行里，无辜、不听劝告受到诅咒，不可捉摸的正义受到质问，善良和纯洁的人们被交给地狱，只因为他们没有接受洗礼，信仰对他们鞭长莫及。他暗自下定决心，要为这如雷贯耳的反驳谱曲，这反驳宣告了创造物的善面对善自身的软弱，而这个善，作为正义之源，绝不可能因为任何诱使我们的理智去称之为不正义的东西而偏离其自身。这种对人的否定让我感到愤怒，它附和了一种难以企及的绝对的前世注定的命运观。我完全承认作为诗人的但丁的伟大，然而，他对残暴和酷刑场面的偏好却始终令我反感，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我当时把阿德里安大骂了一顿，因为他决定为那段让人难以承受的情节谱曲。也正是利用这次机会，我突然发现他的眼睛里有一种我以前从未见过的神色，而当我扪心自问是否真的有理由说我在分离一年之后没有觉察出他的任何变化这句话时，我就会想到这种眼神。这种眼神始终只为他个人所特有，即使你用不着频繁地，而仅仅只须偶尔地和间或地、不带任何特殊动机地去体会它，它仍然还是一种新的东西，千真万确：它是沉默的，模糊的，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同时又是沉思的和哀伤冷漠的，而他那紧闭的嘴角也会流露一丝不算友好、但却不免嘲讽的微笑，而随着他那反过来又是令人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动作之一——转过头去，这种眼神便会结束、消失。
我还没有提到的是，他的眼睛和阿德里安的眼睛正好是同一种颜色。这甚至算得上是一个奇特的共同点：他眼里所呈现出来的那种由灰、蓝、绿组成的混合色，正好和阿德里安眼睛里所呈现出来的一模一样，甚至连环绕瞳孔的那圈锈红也是确定无疑的一致。这也许有点危言耸听，但我始终觉得，当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令我感到宽慰，阿德里安对席尔德克纳普所怀有的那种笑声朗朗的友谊同他们的眼睛里的这种颜色的一致性相关——当然，也完全可以这样来想，即这种友谊是建立在一种同样深沉而又同样爽朗的冷淡之上的。我基本上也用不着再补充说，他们自始至终都是以姓氏和“您”来称呼对方的。我虽然不如席尔德克纳普那样会让阿德里安开心，但他和我之间在童年时代的以“你”相称却是这个西里西亚人不如我的地方。
“你来得正好，”他一边说，一边坐到了书桌的另一边，“沙夫哥施四重奏演出小组今天晚上上演作品第132号。你想去吗？”
我明白，他所说的是那首a小调弦乐四重奏，贝多芬的晚期作品。
我告诉他，我打算今天随便去哪家旅馆凑合一下即可，等到明天再去找个合适的住处。
席尔德克纳普出生于西里西亚的一个中等城市，父亲是邮局职员，所任职位在下级职员之上，但也就此到头，再也没有能够继续向上升迁，进入行政管理层，进入行政专员那个级别，因为只有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才有资格达到这样的级别。而邮局职员这样一个岗位既不需要高级中学毕业证书，也无需事先接受法律方面的培训；只消经过几年见习期服务，通过主任秘书考试即可达到。这就是老席尔德克纳普所走的人生道路。他是一个举止得体、有教养的人，他也希望自己能够在社会上有所成就，然而，普鲁士的等级制度却把他排除在了这座城市的上层之外，而就算是破例让他进入这个阶层，那他也是尝尽了屈辱滋味，他因此怨天尤人，抑郁寡欢，成天怒气冲冲地绷着个脸，用他的恶劣情绪折磨他的亲人，让他们为他错误的生活规划付出代价。吕迪格尔，他的这个更看重滑稽而非孝道的儿子，极其生动形象地向我们描绘，他的这位愤世嫉俗的父亲是如何和他的母亲一道败坏了他和他的兄弟姐妹的生活乐趣的——更为严重的是，根据这个人的教养，这种愤世嫉俗并不是以大吵大嚷的形式，而是以细小琐碎的不愉快，以表情丰富的顾影自怜而表现出来的。比如，他走到饭桌旁，拿起漂着樱桃的水果汤就喝，猛不防一口咬到樱桃核上，因而弄伤了齿冠。“这不，你们看，”他用颤抖的声音说道，同时伸开双臂，“就是这么回事，我过得就是这么回事，我就是这么回事，这就是我的命，我活该是这么回事！我高高兴兴地盼着这顿饭，有了那么一点胃口，天气很暖和，我还指望着这冷碟能给我提神呢。可这样的事竟然非要落在我的头上。那好，你们看哪，快乐和我无缘。我不吃了。我先回我屋里去歇着了。祝你们胃口好！”他最后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他离开了饭桌，他心里很清楚，他们肯定也没有什么好胃口了，因为被他撇下的他们心情沉重极了。
席尔德克纳普，作家和翻译家，他补充道，应该算是这里面让人感觉最舒服的一个。不过，这种最舒服可有一个特点，即一旦他觉察出你有求于他，需要他，想用他，那么，他就总是会出于一种并非底气十足的自信对你加以拒绝。是一个独立意识很强，但同时却又不是那么超强的人，他说道。不过，这人倒是挺讨人喜欢，也挺风趣健谈，此外呢，经济上还比较拮据，所以，他也只能靠自己去想办法渡过难关。
要么还是有所变化？——如果说他在我们分开的这一年里没有变成另外一个人的话，那么，他反正就是变得比他自己还要他自己了，这已经足以让我感到印象深刻，尤其是因为以前的他我已经记得不大清楚了。我们在哈勒冷淡分手，这一点我在前面已经说过。而我们的这次重逢，这可是我日思夜想所盼望着的事情啊，然而，就其冷漠性而言，一点也不亚于哈勒的那次分离。所以，愕然的悲喜交加的我只有尽力克制住自己的一腔澎湃激情。我可不敢指望他到火车站来接我，我也根本没有通知他我到站的具体时间。我是自己径直找到他的住处去的，我甚至顾不得先给自己找个落脚的地方。他的女房东把我到来的消息通报给他，我一边叫着他的名字，一边走进他的房间，声音里载满喜悦。
“既来之，”我答道，“则去之。重新聆听多时不听的吕底亚乐章，那曲《一个康复者的感恩祈祷》，幸哉，幸哉。”
这种印象是令人痛苦的，而且，不管愿意与否，它同时还是伤人的。不过，我听着听着便又很快地把它给忘掉了，因为他用音乐的语言所表现的炼狱中的那个比喻太动人了。茫茫黑夜之中的那个男人，他背上驮着一盏灯，可是，这灯不能给他照明，却能够给他身后的来人指路。听到这里，我的眼里满含泪水。然而，更让我感到高兴的是，他极其成功地塑造了诗人专为自己那首讽喻歌所写的、只由九个诗行组成的致辞。这首讽喻歌的表述非常晦暗、艰涩，要想让世人按照其隐含的意义去理解它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他希望是受作者之托，以此来请求人们，纵然不能感受到它的深奥，却无论如何也该能够感受到它的优美。“那么，你们至少要注意我有多美！”乐曲从最初诗行的艰难、人为的迷惑、异样的痛苦一路奔向那发出这声呼唤的柔弱灯光，并令人感动地在其中得到解脱，对此，我当时就立马表示了钦佩，我开诚布公地表明了我充满喜悦的赞许。
“我能理解，”他说道，“你没有托我给你找。这种事情不能随便让别人去办。我已经，”他又补充道，“把你介绍给了中心咖啡馆的那帮人，并且还告诉他们你要过来。我必须马上把你带过去和他们认识一下。”
但是，不管怎样，要把他想成一个阴郁易怒的人则是不可能的；相反，他非常快活，甚至可以说是滑稽，他天生具备盎格鲁—撒克逊式的幽默感，性格也和英国人所说的“孩子气”一模一样，只要是英格兰的子孙，他总能做到见面就熟。他们以旅游者、大陆观光客、音乐迷的身份来到莱比锡，他和他们相处融洽，心有灵犀一点通，他用他们的语言同他们交谈，随心所欲地胡侃，他还善于极尽滑稽之能事地去模仿他们本人在说德语方面的尝试，他模仿他们的口音，模仿他们因受母语的强大影响而不会使用口语表达，模仿他们这些外国人所偏好的极其书面化的代词“那个”，如他们爱说：“您参观参观那个！”而实际上他们想说的只是：“您瞧那儿！”他的表情也和他们一模一样——而我到现在为止还没说过他长什么样呢。他的外表很好，如果撇开他那因为境况所迫而千篇一律的寒酸着装不说的话，他是一个很优雅、很健硕、很有男士风度的人。他的面部表情引人注目，十足的贵族气质仅仅因为西里西亚人常见的有点割裂而又不失柔和的嘴形而受到轻微的削弱。高大、宽肩、窄臀、长腿的他天天穿着同一套行头：一件已经相当破旧的方格马裤、一双羊毛长袜、一双粗糙的黄色鞋子、一件粗亚麻布衬衫，衬衫的领子是敞开着的，衬衫的外面随便罩件颜色已经无法确定、袖子也太短的夹克。他的两只手，其十指修长、优雅，椭圆的隆起的指甲形态优美，这样一来，他的整体形象便呈现出无可否认的绅士风度，他甚至敢于穿着那身反沙龙的日常装束去参加各种必穿晚礼服不可的社交聚会，不管走到哪里，他总是比他的那些穿着得体的黑白礼服的对手更讨女人的欢心，而在这样的招待会上，人们发现，他是女人们毫不掩饰地表达倾慕之情的焦点。
“那帮人”指的是一个由青年知识分子组成的圈子，他是通过克雷齐马尔的介绍而认识他们的。我相信，他和他们的关系大致相当于他和哈勒那帮“温福里德”弟兄的关系。我说，你这么快就在莱比锡交上合适的朋友，真是可喜可贺呀。而他这时的回答则是：
作为职业翻译家，席尔德克纳普和英国语言的关系十分密切，而且，只要是英国的东西，他一概热情推崇，阿德里安想要他做的事情，通过我们当天晚上继续进行的谈话被披露出来。我得知，阿德里安正在急切寻找一部歌剧题材，而且，早先，即在他认真着手这项工作之前的好几年，他就已经相中了《爱的徒劳》。他希望剧本由音乐上也颇有造诣的席尔德克纳普来改编；可人家一点加入的意思也没有，一来是因为他有自己的工作要做，二来呢，也是因为阿德里安暂时还不大可能付给他酬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项为朋友服务的差使后来就只好由我承担了下来，而且，我们还雷厉风行，当晚就对这个对象展开第一次摸索性谈话，直到今天，我对这次谈话仍然是津津乐道。我当时就断定，那种同语言相融合的倾向，运用声乐的明晰去表达的倾向，在他身上越来越占据上风：他那时只为叙事诗、短小的和较长的颂歌，也就是叙事性的片段谱曲，几乎无一例外，而他的题材则取自一部地中海地区的诗歌选萃，这部精选诗歌集已被成功译成德文，内容囊括普罗旺斯和加泰隆十二与十三世纪的抒情诗歌，意大利诗歌，《神曲》中的几个富有想象力的高潮，以及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一些诗歌。根据他所上的音乐课，再加上他又做了这几年的门徒，所以在这些作品中，几乎是不可避免地就会时不时地显露出古斯塔夫·马勒的影响来。然而，又有哪一个音，哪一种姿态，哪一个眼神，哪一个独自改变着的旋律，不是希望自己受到关注的呢，它们陌生而严格地坚持着自己，而从它们身上，今天的人们得以再次目睹这位创作《约翰启示录》之怪诞幻境的大师的风采。
他的这种题材选择令我很不舒服，他对人文主义弊端的嘲讽也总让我这心里觉得不大愉快，当然，这种嘲讽最终也把事情本身弄得十分好笑。不管怎样，我仍为他的这种热情、这种热爱感到高兴。日后，我还是为他编写了那个歌剧脚本。然而，当他打算为这部喜剧谱曲并保留其英语原文时，我却当即对他的这个奇怪而又不切实际的计划进行了极力劝阻。他的理由是，他认为这是唯一正确的、相称的、真实的做法，另外，他觉得，为着文字游戏和古老的英国民间诗歌，即打油诗韵脚起见，这样做也是必要的。我反驳他的重要理由则是，如果他用外语文本，通过德国歌剧舞台来实现这部作品的每一个希望就将化为泡影。但他对此不予理会，因为他根本拒绝为他那孤傲的、古怪而又滑稽的梦想设想现时的观众。这是一个巴洛克式的观念，这个观念深深地根植于他那由高傲的面对世界的恐惧、凯泽斯阿舍恩式的古老的德意志的乡土观念和一种特别绝对的思想意识的世界主义所构成的天性之中。他没有白做那座埋葬着奥托三世尸骨的城市的儿子。他对自己所代表着的德意志民族性的反感（这种厌恶也使得他和英国语言文学专家及英国迷席尔德克纳普走到了一起）表现为两种对立的形式——一种面对世界的怪诞的胆怯和一种面向世界和广阔天地的内在需要，这种需要促使他坚持苛求德国的音乐厅上演外语歌曲，或者更正确地说：通过使用外语而使得德国的音乐厅无法上演外语歌曲。事实上，在我呆在莱比锡的那一年里，他甚至还为魏尔兰的法文诗歌，以及他特别喜爱的威廉·布莱克的英文诗歌谱过曲，但这些曲子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都没有被人唱过。根据魏尔兰所作的曲子我后来在瑞士听到过。其中之一便是那首法文的以“那是一个精妙时刻”收尾的美妙诗作；另一首则是同样让人着迷的《秋之歌》；第三首有三段，富于想象的感伤，旋律非常优美，其开头的法文是这样写的：“黑沉沉的梦降临-笼罩我的生命。”此外，这里还有一两首法文的出自《戏装游乐图》的稀奇古怪的曲子，那个《嘿！晚上好，月亮！》，特别是那个阴森可怖的、用哧哧的笑声作答的求婚：“还愿意和我一起去死吗？”——而就布莱克的奇特诗歌而言，他把有关玫瑰的那几节变成了音乐，那朵玫瑰的生命受到蠕虫的阴郁爱情摧毁，而这条蠕虫则在玫瑰那朱红色的床上找到了出路。另外，还有那首毛骨悚然的阴森恐怖的十六行诗《毒树》，诗人在诗里用泪水来浇灌、用微笑和阴险的诡计来照耀他的怒火，所以，树上长出了一个诱人的苹果，跑来偷食的那个敌人被它毒死：他早晨挺尸于树下，他的仇人终于了却心头之恨。这首诗歌的恶的素朴在作曲中得到了完美的再现。然而，在我第一次听的时候，立马给我留下更为深刻印象的则是布莱克的一首有关文字的歌，文字梦见一个金色的小教堂，教堂前站着痛哭流涕的、悲伤的、祈祷的人们，但他们不敢进到教堂里面去。这时画面上冒出一条蛇来，它使出招数，动用蛮力，强行进入那座圣殿，它那长长的、黏糊糊的身体爬过珍贵的地面，占领圣坛，它在那里用它的毒汁喷洒面包和美酒。“这样”，诗人运用充满绝望的逻辑，“因此”和“于是”，诗人以此收尾，他说，“我走进猪圈，躺到猪群中间。”——忧虑不安的虚幻梦境，不断增长的恐惧，玷污圣洁的恐怖，最后是不顾一切地放弃，因为这种情形而被剥夺尊严的人类，这一切在阿德里安的音乐里令人惊异地得到了强烈的再现。
至于席尔德克纳普的独立意识，我在前面也已经有所提及。他对国家公职的厌恶，他对职业的自由选择，其实已经就是这种意识的体现了。可是，即便如此，他仍旧只是许多绅士的仆人，而且还不乏几分秣槽骑士的味道。再说了，他的境况窘迫，他为什么就不应该好好利用一下他那英俊的外表和作为社交宠儿的优势呢？他接受多方邀请，跑到莱比锡的各栋小洋楼里去用午餐，他也跑去富裕的犹太人家里吃饭，虽然人们也能从他嘴里听到不少反犹言论。那些觉得自己受到歧视，没有得到应有尊重，但却拥有一个贵族气派的身体的人，常常通过种族主义的自尊来寻求自我满足。而他这个个例的特殊性只在于，他虽然也不喜欢德国人，可是他的内心却充满了他们那种民族社会的自卑，而他对此所作的解释又是，他宁可仍然还或者说更愿意立刻就站在犹太人这一边。而后者这边呢，这些犹太出版商的夫人和犹太银行家的太太小姐，则是怀着他们的种族对德意志贵族血统和修长大腿的深情赞赏来仰望他的，她们送各种各样的礼物给他，她们以此为荣，以此为乐：他身上穿戴的运动长袜、皮带、毛衣和围巾，大都是人家赠送的礼品，当然，并不是每一件礼品都是人家自愿赠送的。因为，当他陪同某位夫人前去购物时，他就会指着一件物品对她说：“哎呀，这种东西我是不会花钱买的。只有别人送的我才会要。”于是他就要了人家送给他的那件东西。那表情就是一个说过他不会花钱买这种东西的人的表情。此外，他原则上还会拒绝给人帮忙，也就是说，如果有人需要他，那肯定是指望不上他的，这也是他向自己和别人证明他的独立性的一种方式。如果有人因为缺一个陪伴女宾入座的男宾而想找他去顶替的话，那么，他肯定会毫不含糊地加以拒绝。如果有人因为要外出旅行，即按照医生的规定外出疗养，而显然希望他能同行，以帮忙排忧解闷，那么，人家看中他能够活跃气氛的意图越是明显，他拒绝人家的态度就会越加明确。同样，当阿德里安想要他为他编写一个《爱的徒劳》的歌剧脚本时，他也是这样拒绝他的。不过，拒绝归拒绝，他对阿德里安确实还是非常热爱的，他真诚地依恋他，而后者也没有因为他的拒绝而去怪罪于他，相反，对于这些连席尔德克纳普本人也不免自嘲的弱点，他却是充满了宽容的，而且，他是那样地感谢他那讨人喜欢的谈话，他所讲述的有关他的父亲的故事，他的英国式的幽默荒唐，以至于他不大可能会去记恨于他。和吕迪格尔·席尔德克纳普共处的日子给他带来很多欢笑，而且还是那种让眼泪都流了出来的欢笑，这可是我以前从未见到过的。这个人是一个真正的搞笑能手，芝麻绿豆大的事儿，到了他嘴里，就会摇身一变，成为叫人前仰后合的天大的笑话。这不，吃过脆面包干的人都知道，在咀嚼的过程中所发出的震耳欲聋的声响会严重影响他的听力，使他听不见外界的任何声响；席尔德克纳普于是就会在喝茶的时候向我们演示，一群正在吃脆面包片的人是根本不可能听懂对方在说什么的，他们的交谈肯定不会超出“请您再说一遍好吗？”、“您刚才说什么来着？”、“请等一会儿！”这几句话。而当席尔德克纳普抱怨他在镜子中的形象时，阿德里安那才叫笑得欢呢！事情是这样的，他很爱虚荣——不是那种平庸的，而是诗人般的，是冲着世界上那个无限的、远远超越他的决定能力的快乐潜力而去的。为此，他希望自己能够青春永驻，美貌长存，因而，当他发现自己的脸提前出现皱纹，脸上的皮肤开始过早失去光泽时，他的心情就会十分郁闷。不管怎样，他的嘴部已经有些老态的事实却是无法回避的，这张嘴加上那只正好落在它上面的、略微有些下垂的、但现在仍然还可以被认为是经典的鼻子，它们共同预示了吕迪格尔老年时的面貌。此外，还有那些抬头纹、鼻子和嘴之间的八字胡纹以及眼角处形形色色的鱼尾纹。他于是乎满腹狐疑地把自己的脸凑到镜子跟前，扮了一个酸楚的鬼脸，用拇指和食指撑住他的下巴，厌恶地自上而下抚弄自己的脸颊，表情极为丰富，冲着镜子里的自己直摆右手，看到这副情形，我们俩，阿德里安和我，全都忍不住大笑起来。
我同意他的意见。也许，我说，我们等到晚上没准就会有点灵感了。
“喂，过得不错吧，”他开口说道，连眼皮都懒得抬一下。“马上就完。”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他继续他的工作，不再理我，全然让我自己决定是站着，还是找个地方坐下。很少有人会对此发生误解，我也一样。这充分证明，老朋友之间持久而稳定的亲密无间，他们的共同生活，根本没有因为这一年来的分离而受到丝毫影响。很简单，我们好像昨天才告别似的。尽管如此，我还是有些失望，心里还是有点发凉，虽然我同时也感到爽朗，就像有特色的东西能够让我们爽朗起来一样。他的书桌两侧放着没有扶手的、用地毯料子做护套的靠背椅，我在其中的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过了好长时间，他才拧紧自来水笔笔帽，迈步向我走来，只是他却不拿正眼瞧我。
他正趴在他的书桌——一个台板可以折叠的旧式写字台上写谱子。
“交朋友嘛……”
然而，这都是以后的事情了，尽管它们全都和莱韦屈恩在莱比锡度过的那段岁月有关。在我到达的那天晚上，我们一起去听了沙夫哥施四重奏演出小组的演奏，第二天又一起去看望了文德尔·克雷齐马尔，他私下里跟我谈起阿德里安的进步，他的措辞方式让我感到自豪和幸福。他说，他一点也不后悔让他改学了音乐。诚然，一个如此克制、如此挑剔、反对平淡无奇、反对迎合观众趣味的人，无论是内在和外在，其生活无疑都将不会过得很容易；可是，这在这里却是正合适的，因为只有艺术才能赋予生命以沉重，否则，生命的机能将会落寞消亡。——我也在劳腾萨克和那位著名的贝尔梅尔特那里报了名，我很高兴自己用不着再为阿德里安去听神学课了，而且，他还把我引荐给了“中心咖啡馆”的那帮人，这个圈子是一个放荡不羁的文艺人团体，他们在咖啡馆里占用了一间被烟雾熏得漆黑的屋子供自己专用，成员们下午来这里看报纸，下棋，讨论文化事件，他们中有音乐学院的学生、画家、作家、青年出版商，也有对艺术感兴趣的未来律师，此外还有一些演员，以文学马首是瞻的“莱比锡小型戏剧社”成员，等等。翻译家吕迪格尔·席尔德克纳普从年龄上讲要比我们大一点，约莫三十出头，如我前面已经提到的那样，他也属于这个圈子，由于他是跟阿德里安交往比较密切的唯一一人，所以我也和他走得比较近，有些时辰我就是和这两个人一起度过的。不过，我同时又是以一种批判的眼光来看待这个被阿德里安尊为朋友的男子的，这一点，我担心，必然会不知不觉地在我下面对他个人展开的临时勾勒中流露出来，虽然我也会尽力公正地去对待他，而且，我过去也一直是这样努力去做的。
此外，他说道，还有它的第四乐章，那无与伦比的终曲连同短暂的进行曲序奏和第一小提琴豪迈表演的朗诵调，这一切都尽其所能地为主题作了十分恰当的铺垫。“令人生气的只是——如果你不想把它说成是令人高兴的话，在音乐中——至少是在这个音乐中——有些东西，不管你是多么愿意，也不管你下足了多大的功夫，你最终却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语言的全部领域里为之找到一个真正能够表明其特点的形容词，也不可能为之找到几个形容词的组合。我这几天一直都在为此备受折磨。你找不到和这个主题的精神、姿态、表情完全匹配的说法。因为这里面的表情太多了。悲剧性勇敢的？倔强的，强调的，把热情的搞成崇高的？全都不好。而‘壮丽的！’显然也不过只是一种幼稚可笑的投降而已。你最后的归宿便是客观规定——是‘快速的热情的’这个说明，这还算是最好的情况呢。”
“如果能够有所作为，岂不是更好，”他说道；而接下来的几次谈话表明，他所说的这个“有所”并不是针对他那不大的年纪而言，它实际上指的是，这些歌曲作曲，无论他在单个的歌曲上花费了多少心血，从总体上来讲，在他眼里也都只不过是为着一部完整的文字音乐作品而作的预备性练习罢了。这部作品在他的心中憧憬已久，而其未来的对象正好就是莎士比亚的那部喜剧。他竭力对他所搞的这种和文字的结盟从理论的高度上进行美化，为此，他还专门引经据典，把索伦·克尔凯郭尔的一段过激的言论说给我听，而这位思想家的此番言论至今也尚未得到音乐行家的首肯：对于自以为可以不要文字的高雅音乐，他克尔凯郭尔从来就不曾有过太多兴趣，因为它认为自己高出文字一筹，而它其实却是低人一等的。见我大笑着表示反对，他也承认说，按照克尔凯郭尔的这种音乐美学，他肯定也会小看我们的第132号作品，当然，这个人也确实说了不少美学胡话。但是，这句话和他所推动的创作实在是太契合了，所以，他是不会从本质上去背弃它的。他对标题音乐进行谴责：骂它是摇摆不定的，是病态的资产阶级时代，是一个美学的怪胎。然而，音乐和语言是不可分割的，音乐就是一种语言，即使它们分开，这一个也总是要去找那另一个，去模仿那另一个，去使用那另一个的手段，而且，这一个也总是要暗示自己是那另一个的代理人。人们已经见过贝多芬用文字作曲，他试图通过这个事实向我展示，音乐可以首先是语言，可以像语言一样地被预想和计划。“他在他的小本本上写什么呢？”原话是这样说的。——“他在作曲。”——“可他写的是文字，不是音符。”——不错，这就是他的方式。他通常用文字把一部音乐作品的思想过程记录下来，最多只在文字中间散落几个音符。——说到这里，他停了下来，他显然对此十分欣赏。艺术思想，他说道，本身就能构成一个自成一体的和独一无二的精神范畴，不过，一幅画、一尊塑像的最初构思却很难通过语言保存下来，这就证明音乐和语言是特别的息息相关。音乐通过文字而燃烧，文字通过音乐来爆发，自然而然得很，顺理成章得很，《第九交响曲》行将结束时的情形就是如此。当然，最终的事实却是，整个的德意志的音乐发展全都走向了瓦格纳的文字音乐戏剧并在其中找到了它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