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医嘱，这段时间早上要用冰袋敷头，用冷水浇头，这种做法从效果来看，比前面的明显要好，但也只是当镇痛剂用而已，虽然能够起到缓解作用，却远远谈不上康复：那种阴森恐怖的状态并没有能够被消除，而是间歇性地反复发作。病人说，如果没有这种持续不断的发作的话，他自己倒是很想咬牙挺过去的，可是，这种位于头部的，位于两眼之上的持久的疼痛和压迫感，这种难以言说的、浑身从头顶到脚尖整个地都跟瘫痪了似的感觉，似乎也累及到了语言器官，致使病人，不知他自己意识到没有，有时会张嘴乏力，说话不得劲，吐字不清。我当然更愿意相信的是，他对此并不介意，因为这并未阻碍他继续把话说完；不过，他另外有时也会给我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他恰恰是在利用这种阻碍，这种阻碍正中他的下怀，如此这般，他就可以用一种并非训练有素的、目的就是不想让人完全听懂的方式，就如同痴人说梦那样地，来说一些事情，而且在他看来，用这种方式来叙说这些事情是合适的。而他跟我说起安徒生童话中的小人鱼时用的正好就是这种方式，他说他格外喜爱和佩服那个小人鱼，当然也包括书中对海底巫婆的丑恶领地所作的那种真正杰出的描绘，那巫婆住在汹涌翻卷的涡流后面，住在珊瑚虫的森林里，而那个充满渴望的孩子居然斗胆跑到那里，目的就是为了把她的鱼尾变成人腿，然后再通过黑眼睛王子的爱情——她自己有着一双“像最深的海底那样蓝的”眼睛——或许，像那些人那样，获得一个不朽的灵魂。他玩弄比较的游戏，那个哑巴美人鱼每走一步，她的一双雪白的行走工具就会感到刀割一般的疼痛，他把她甘愿遭受的这种痛苦和他自己所不得不持续忍受的折磨相提并论，他称她是他患难与共的姐妹，他另外还对她的行为、她的固执、她的感伤的对两条腿的人的世界的错误的向往提出一种亲人般的、幽默中透着真实的批评。
阿德里安没有要求找医生，这可能是因为他把他所忍受的这种痛苦完全看作是某种根本熟悉的东西，认为这只是他所遗传的偏头痛的一种急性期的加重发作而已。多亏有施魏格施迪尔太太坚持，这才总算是叫人去把瓦尔茨胡特的专区郎中屈尔比斯大夫请了过来，正好也就是当年对遭遇分娩阵痛的那位拜洛伊特小姐施行过救治的那同一个。这位好好先生并不认为他得的是偏头痛，因为他的这种头痛常常毫无节制，不像是一般偏头痛发作时应该表现出来的那种单侧的头痛，而是表现为两只眼睛里面及其上方部位的剧痛，因此，他判断他的这种头痛应属具伴发性质的症状之类。所以他，当然也是有保留地，对他的病作出诊断：有点像是一种胃溃疡。他告诉病人说，偶尔可能会有出血发生，要他对此有所防备，于是就给他开了一支硝酸银棒溶剂内服。可是，出血的情况却一直未见发生。见硝酸银棒溶剂不起作用，他便开始给病人吃大剂量的奎宁，一天服用两次，这下倒还真的使病情得到了缓解。可是，也就只隔了两周，两周之后，那种和严重的晕船症极为相似的发作重又开始，屈尔比斯的病情诊断随即受到动摇，或者说在另外一个意义上得到确定：他认为现在应该完全有把握把我朋友的这个病诊断为一种慢性胃炎，同时伴有显著的、而且是右边一侧的胃扩张，以及血液黏滞，影响头部供血。他现在开的方子是卡尔斯巴德矿泉水，外加一份病人食谱，按照这份以尽可能量少为原则的食谱，菜单上几乎只能写上嫩肉、流食、汤以及蔬菜，汁少的东西、面包都被认为是有害无益而应该加以避免。这同时也是为了对付阿德里安胃酸产生过多的情况，他的胃酸那叫多啊，程度极其严重，这其中的原因，屈尔比斯倾向于认为，至少应该部分归于神经紧张，即一种中枢作用，也就是说，在这里，大脑首次开始在他的诊断猜测中占据一席之地。然而，即便胃扩张已经治愈，头痛和严重的恶心却未见有消失，他于是就开始越来越多地把这些疾病现象的源头往大脑上推——而病人所提出的那种对避开光线的迫切要求则让他愈发坚定了自己的这种推测：这位病人即使不在床上，也要在那间黑漆漆的屋子里呆上半天，因为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就足以让他的神经感到疲惫不堪，以至于他极度渴求黑暗，享受黑暗就如同享受一个让他感到舒爽的环境一般。我本人白天有些时候也是在那间修道院院长室和他一起聊天度过，那屋子是如此之暗，以至于你只有经过较长时间的适应之后才能分辨出家具的轮廓，分辨出从外面渗透到墙壁上的一丝微光。
纳可黛和库尼恭德·罗森施蒂尔轮流造访普菲弗尔林。她们带来鲜花，果酱、蜜饯之类煮透装瓶保存的食物，薄荷夹心糖果，或是别的什么稀缺物品。她们并不是每次都受到接待，甚至很少受到接待，但她俩却并不因此而丝毫有所动摇。库尼恭德在遭受拒绝的时候会通过她那特别成熟庄重的、用最纯洁和最高贵的德语写就的一封封信函来对自己作出补偿。当然，这样的安慰纳可黛却是不会有的了。
相比之下，市政议员夫人说起她在慕尼黑的女儿伊涅丝时就没有那么详细了：她的生活似乎的确是更平稳、更正常、更有保障一些了——至少表面上看来是这样的，而罗德夫人显然也只愿意从表面上来看待它，也就是说，她所描绘的伊涅丝的婚姻是幸福的，然而，她的这种描绘却是表面得不能再表面了，尽管感情丰富。当时正好是那对双胞胎出生，市政议员夫人并非特别情真意切地谈及这件大事——谈及那三个娇生惯养的、雪白雪白的小东西，她偶尔也会进到她们居住的那间理想的儿童房里去看望她们。她用强调的语气，同时也不无自豪地赞扬她的大女儿有一股子不屈不挠的精神，说凭着这股精神，她，即便境况恶劣，照旧知道如何把她的家务打理得无可挑剔。但让人分辨不出的是，她对那个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即她和施维尔特费格的事，是真的不知道呢，还是故意装作不知道。而阿德里安，正如读者诸君现在所知道的那样，那时则是通过我的口才了解到这些事情的真相的。有一天，鲁道夫甚至当面向他进行了忏悔——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
而说到这里，突然地，似乎也是为了直观展现他刚才的言论，鲁迪话锋一转，把话题扯到那首小提琴协奏曲上，说他是多么多么渴望得到它，说阿德里安应该为他而写它，应该根据他的特点来写它，若可能的话，应该宣布演出权只为他一个人所独有，这就是他的梦想！“我需要您，阿德里安，为了我的上升，我的完美，我的提高，也为了使我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摆脱别的纠缠。”我保证，我说的都是实话，我在这件事情上，在这个要求上是认真的，我还从来没有这样认真对待过什么呢。而我希望您为我而写的这首协奏曲，仅仅只是这一要求的一个最为简明扼要的，我想说的是：一个象征性的表达。您将把它写得美妙无比，比德里乌斯和普罗科菲耶夫还要好很多——在重要乐章里使用一种闻所未闻的简单而又可唱的第一主题，让这个主题在华彩乐段之后重新开始，在古典小提琴协奏曲里，最精彩之处始终都是独奏杂技结束之后第一主题重新开始的那个时刻。但您根本不需要这样做，您根本就不需要华彩乐段，这真的已经过时，您可以推翻所有的陈规俗套，包括乐章的划分——您的这首曲子根本没必要有乐章，依我看，就可以把那个很快的快板放在中间，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魔鬼的颤音，你在这里只管尽你所能地巧妙处理节奏，结尾可以来段柔板，作为美化——无论怎样打破常规都不为过，总之，我的真实意图是想把它表演得让人看了之后眼馋，惊羡不已。我会把它吃进自己的肚子里，甚至进入梦乡也在演奏它，爱抚它，就像一个母亲一样地呵护它的每一个音符，因为我对它就是母亲，而您就是它的父亲，它就相当于我们俩的孩子，一个柏拉图式的孩子，是的，我们的协奏曲，它就如同是我对这所谓的柏拉图式所作的全部理解的真正实现。——
这位小提琴家在我们的朋友的老毛病急性发作期间表现得非常热心、忠诚和亲近，好像他就是要抓住这次机会向他表明他是多么看重他的亲善、他的好感似的——当然还不止于此：我的印象是，他认为，应该乘阿德里安处在痛苦的、比较虚弱的和正如他所认为的那样，一定程度上无助的状态的时候，来向他提供他全部的永不气馁的和受到诸多个人魅力支撑的帮助，以消弭他那种矜持、冷淡、嘲讽地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态度，这种态度，出于多少也是严肃的原因，让他感到难过，或者让他感到痛苦，或者有损他的虚荣心，或者伤害到一份真正的感情——天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如果要谈论鲁道夫那善于调情的天性的话——而这也是必须被提及的一点——那么就很容易陷入那种言多必失的危险。当然，也不应该说得太少，而在我看来，就我而言，他的这种天性，这种天性的显露，始终都是笼罩在一种绝对天真、幼稚、甚至是鬼怪精灵般的魔性的光环之下，而我以为，这种魔性的灿烂的反光，我偶尔也在他的那双漂亮无比的蓝眼睛里见到过。
即便如此，鲁迪仍然还是显得有些郁郁寡欢，这是由于他在私生活方面的某些遭遇——由于他和伊涅丝·英斯提托利斯之间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而有关这种关系的详细情况，当他有机会和阿德里安四目相向的时候，他全都充满信任地告诉给了他。此外，在这里用“四目相向”一词倒也并不是特别正确，或者说并不是特别充分，因为这次谈话实际上是在那间昏暗的屋子里进行的，他们彼此其实根本看不见或者是只能隐隐约约看见对方——这种客观情况，毫无疑问，对施维尔特费格的自白而言，具有鼓舞和放松作用。那是1919年1月的一个极其晴朗的日子，天空蔚蓝，阳光灿烂，到处是一派白雪皑皑的景象，阿德里安在鲁道夫刚到门口，刚在外面的露天里和他打完第一声招呼之后，就突然地感到剧烈的头痛起来，没有办法，他只好请他的客人和他一起到那片被实践证明是舒适的、具有保护作用的昏暗里呆上至少是一小会儿。原来，他最初所呆的那间尼基客厅他现在已经不住了，而是换到了那间修道院院长室，而且这院长室另外还用挡光的百叶窗和窗帘给封了个严严实实，以至于整个屋子呈现出一副为我所熟悉的样子来：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片黑暗，然后他们学着大致地区分出家具的位置，觉察到从外面渗透进来的微光和墙上的一丝苍白的光。阿德里安坐在他自己的天鹅绒椅子上，一再在黑暗中为自己提出的过分要求表示歉意，而在书桌前面的那只萨沃纳罗拉沙发椅上落座的施维尔特费格却一个劲地表示并不介意。还说只要这样能够让前者觉得舒服——而他完全能够想象得出，这样做肯定对他大有裨益，那么，这样就是他所最喜欢的。他们压低嗓门，甚至是悄声交谈，部分是由于阿德里安的身体状况使然，部分则是因为人在黑暗中会不由自主地降低声调。黑暗甚至会让人产生某种程度的不想说话、希望结束谈话的倾向，然而，施维尔特费格的德累斯顿文明和社交素养却容不得任何的停顿，他滔滔不绝地越过极点，打破僵局，尽管身处沉沉黑暗之中的他并不能够确定那另外一个人的反应究竟如何。他先是顺便提了提惊险的政局和发生在帝国首都的斗争，然后又把话题扯到最新的音乐上来，鲁道夫还极为纯正地用口哨吹了点法雅的《西班牙花园之夜》和德彪西的长笛、小提琴和竖琴奏鸣曲。他也吹了《爱的徒劳》中的那支布列舞曲，完全用的是它本来的调，并且紧接着又吹了木偶戏《邪恶诡计》中那个流泪的小狗的滑稽主旋律，不过，他却始终不能正确判断出阿德里安是喜欢还是不喜欢。最后，他长叹一声说，他根本没有心情吹口哨，他这心里其实是相当沉重的，或者，即便不是沉重，那可也是生气、郁闷、烦躁，总之是束手无策、忧心忡忡，如此一来，还是沉重。为什么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当然是不容易的，甚至是不可以的，除非是当着朋友的面，因为这里并不十分看重那条保密的戒律，那条骑士戒律要求对风流韵事守口如瓶，他可是一直在恪守这条戒律的，他可不是那种嘴巴不牢靠的人。但他也并不是一个纯粹的骑士，他说，如果只把他看成这类人的话——看成一个肤浅的花花公子，看成一个塞拉东的话，妈呀，那也太恐怖了，那可就大错特错了。他是一个人，也是一个艺术家，他会不屑一顾地冲着这种骑士的严守秘密吹口哨——当然只是在他有心情吹口哨的情况下，对于这一点，他这个听他说话的人肯定也和全世界所有的人一样，是非常了解的。总而言之，这里说的就是伊涅丝·罗德，叫英斯提托利斯更正确一些，以及他和她的那种关系，而他却拿这种关系毫无办法。我对此毫无办法，阿德里安，请你相信——请您相信我！我没有勾引她，而是她勾引的我，那小矮子英斯提托利斯头上的绿帽子，如果可以用这个愚蠢的说法的话，那可全是她一手给戴上的，不关我的事。如果一个女人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一般地死死抓住您不放，您会怎么办？您会把您的上衣脱给她，自己抽身逃跑吗？不，现在没有人会这样做了，相反，这里现在又有了不能放弃、必须遵守的骑士戒律，更何况那个女人还很漂亮，虽然是那种带点不幸和痛苦的漂亮。可他自己也是不幸和痛苦得很啊，他是一个尽心竭力的，并且常常充满苦闷的艺术家；他不是个快乐小伙或阳光少年，或者是人家想象中的别的什么东西。伊涅丝对他寄予了种种想象，完全错误的想象，而这又导致了一种倾斜的关系，好像这样一种关系连同其愚蠢无聊的局面本身还斜得不够似的，这种关系另外还要不断制造那些愚蠢无聊的局面，迫使你和每个人交往起来都非得小心翼翼不可。伊涅丝可以比较容易地逾越所有障碍，原因很简单，因为她在狂热地爱着——正是由于她的这种做法是建立在错误的想象的基础之上，所以他就更可以把这件事情说出来了。他在这里是吃亏的，他并不爱她：“坦率地说，我承认，我从未爱过她；我对她始终只怀有一种类似于兄弟和朋友的感情，而我之所以还这样和她勾搭在一起，让这种被她死死抓住不放的愚蠢关系拖延下去，纯粹是因为我这一边所坚持奉行的那种骑士的义务。”不过，他此外肯定还满怀信任地说了下面的这番话：如果情欲，一种恰恰是绝望的情欲，是发自女方，而男方却只是在履行骑士的义务的话，那么，这种关系是很让人尴尬，甚至是很让人掉价的。不管怎样，这种关系，它颠倒了占有关系，导致女人在爱情中占据令人不悦的主导地位，以至于，他不得不说，伊涅丝在对待他的人格、对待他的身体的方式上，真的完全就跟一个男人应该对待一个女人的身体那样，一点不假——外加她那病态的和抽风的，同时也是毫无道理可言的、把他的人完全据为己有的醋意：没有任何道理可讲，如前所说，因为他就是受够了她的身体，受够了她的人和她的死抓不放，而坐在他对面的这位让他看不见的人几乎想象不到，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对他而言，接近一个同时也是被他自己奉为高人的高人，这样的一个高人的领地，和这样的一个高人交流，这该是怎样令人清新振奋的事情啊。别人对他的评价大都是错误的：他其实更愿意和这样的一个男人进行一次严肃的、旨在提升和促进他的谈话，而不是躺在女人们那里；是的，如果要他说出自己的性格特点的话，那么，在经过细致入微的考察之后，他自诩自己的天性是柏拉图式的，他相信，这种柏拉图式的天性应该是对他最好的刻画。
所有这些都是顺便提及而已。在这部传记的这个部分里，我现在正在回忆的是那个君主制军事国家权威的丧失，这种丧失早在失败日益临近之时就已经开始大踏步加速，并随着失败的到来而最终完成，这个军事国家曾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它的崩溃，它的谢幕，以及在持续困乏、货币贬值愈演愈烈的情况下所出现的那种散漫的讨论和自由的遐想的状态，某种寒酸的和不该有的对资产阶级的独立性的授权，一个如此长久地接受纪律约束的国家结构解体为一个个由没有了主人的臣仆所组成的大辩论群体。然而，这并不是一个十分令人感到惬意的景象，如果要我来描述一下，我作为纯粹被动的旁观者参加当时成立的某些“精神工作者委员会”以及类似的组织在慕尼黑各家宾馆大堂举行的集会所获得的印象的话，我根本就无法不用“尴尬”二字。假如我是一部小说的叙述者，我就要把这样的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比如说，会冒出个把纯文学作家来，不无优美地，甚至是一笑就露出两个小酒窝地大谈“革命和人类之爱”这样的主题，从而以此煽动起一场自由的，太过自由的，杂乱和混乱的，以最为罕见的、只在遇到这样的机会时才会出来露一小会儿脸的那类人，小丑、癫狂症患者、幽灵、不怀好意的破坏分子和末流哲学家们为参与主体的讨论——假如我是一部小说的叙述者，我就要，也就是说，把这样一个茫然不知所措的和无可救药的委员会集会，通过我费死力地拼命回忆，向读者作一个尽可能形象清晰的描绘。我记得，当时与会的人们纷纷发言支持和反对人类之爱，支持和反对军官，支持和反对人民。一个小姑娘朗诵了一首诗；一个穿军灰色军装的士兵好不容易才接受了劝阻，没有继续把他的一份稿子念到底，这份稿子以“亲爱的男女公民们”开头，如果听之任之的话，无疑会占用一整夜的时间；一个恶毒的候选人无情地谴责所有在他前面发言的人，认为这次集会没有提出一个真正有价值的意见——等等。听众喜欢用叫喊声打断台上的发言，他们的表现是闹哄哄的、幼稚的和粗野的，主持人则是无能的，现场气氛则是可怕的，结果为负数。我环顾四周，一再地问自己，是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感到难受，最后，我终于因为能够离开会场，来到空旷的马路上而感到高兴，而这时的马路上，有轨电车已经收班好几个小时，偶尔会有几声枪响在冬夜里回荡，也不知是从那里来的，很是莫名其妙。
从此，通过这段历史，我就学会了用另外一种眼光来看待当时那些制服了我们的胜利者，这些胜利者接下来又将通过和东方的革命的结盟而再度成为胜利者。真的：资产阶级民主的某些阶层，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在现在，似乎都具备接纳被我称为人渣统治的条件——他们愿意同这种人渣统治联合，以勉强维持他们的特权。尽管如此，从资产阶级民主里还是涌现出了这样一批领袖，这些人，跟我这个人文主义之子在看法上特别一致，全都认为这种统治是人类能够并且可以承受的最后极限，并且，他们还发动起全世界追求民主的人们展开针锋相对的殊死搏斗了。无论怎样对这些人表示感谢都不为过，这证明，西方国家的各种民主制度，即使它们的机构再怎么不合时宜，它们的自由概念同新事物和必然性相比再怎么顽固不化，但是，它们从本质上讲所奉行的却依然是人类进步的路线，所坚持的依然是使社会日臻完善的良好意愿，而且就其本性而言，它们依然还是有能力去革新、修复，去返老还童，去朝向更适宜于生命的状态过渡的。——
我很愿意看到吕迪格尔·席尔德克纳普，这个和他有着同样的眼睛的人，出现在我们的这位朋友身旁。有他在场，他会感到无比安慰，无比快乐。如果他在场的次数能更多一些，那该有多好啊！可是，阿德里安这次病得很重，而每当遇到这种严重的情况时，吕迪格尔的帮助往往就会陷于瘫痪状态——我们知道，他的那种迫切希望受到别人的欢迎的感觉会使他变得固执倔强，让他吝惜起自己来。他也总能找到各种借口，也就是说，总能找到让他的这种奇特的精神气质变得合理起来的各种可能性，如：他要忙于卖文为生，他的翻译工作把他折磨得够呛，他真的有事很难走开，而且，他自己的健康也由于营养不良而受到损害；他的肠炎发得更频繁了，如果他要是在普菲弗尔林露面的话——不管怎样，他偶尔还是会过来看一下的——那么，他就会戴上一条法兰绒保暖用羊毛腰带，甚至也可能是一条潮湿的覆盖有防水橡胶的敷布——这成为他搞带点苦味的幽默和说盎格鲁撒克逊笑话的一个源泉，也成为阿德里安快活起来的一个源泉，除了吕迪格尔，再也没有第二个人能够让他如此轻松地超越肉体的痛苦，进入自由戏谑的、开怀大笑的天地。
“事情起因于一个大理石塑像，这塑像掉到海底，被她拾到，不觉神魂颠倒起来，”他说道，“这塑像是个男孩子，很明显是出自托尔瓦尔德森之手，可她倒好，竟然对它发生了不该发生的浓厚兴趣。她的祖母原本应该把这个东西从她手上夺下来才是，而不是另外又同意这个小人儿再往蓝色的沙子里种下一棵红如玫瑰的垂柳。因为起初太放任她了，所以，待她后来对那个被歇斯底里高估了的人间，对那个‘不朽的灵魂’表现出那种强烈渴望之时，就再也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去遏制她了。一个不朽的灵魂，怎么会是这样呢？一个极其愚蠢的愿望！而比这要让人感到安慰得多的则是，知道小人鱼命中注定死后将变成海上的泡沫。那个王子是个笨蛋，他根本不知道去珍惜她，反而让她眼睁睁地看着他去娶另外一个女人，若是换了一个普通的水妖，人家就会在他王宫的大理石台阶旁引诱他，把他拉进水中，温柔地将他淹死，而不是像她所做的那样，让她的命运受制于他的愚蠢。而他说不定还真会去爱她，爱那天生长着一条鱼尾的她，胜过爱那长着疼痛不已的人腿的她一百倍……”
不言而喻，市政议员夫人罗德太太也时不时地会走出她那充斥着过多的市民阶级家具的藏身之处，跑到这边来小坐片刻，如果见不到阿德里安本人的话，她就会向施魏格施迪尔太太打听他的情况。如果他在家招待她，或者他们在外面碰上，那么，她就会跟他讲她的两个女儿，由于她的门牙已经掉了一颗，所以在整个讲述的过程中，她都始终能够做到笑不露齿；因为，这里也和她前额的头发一样，都是让她不敢见人的难堪之处。她说，克拉丽莎非常热爱她的艺术家职业，虽然观众的反应有些冷淡，评论界也挑剔得很，还有那个狂妄无情的导演，他总是在她兴冲冲地准备把她一个人的单独表演进行到底之时，在后台对着她叫喊“快点，快点！”，企图以此败坏她的兴致，但是，这些统统都没有能够降低她从事这个职业的乐趣。她在策勒的第一个聘用合同已经到期了，而她的下一个也没有让她提升多少：她现在在遥远的东普鲁士的埃尔滨演些小情人的角色，不过，她有希望被聘用到帝国西部，也就是到普福尔茨海姆，如果从那里最后再往卡尔斯鲁厄或斯图加特的舞台上跳，那距离就不算遥远了。而从事这种职业生涯的关键就在于，不能总是在小地方呆着，而是要能够及时进入一家州立剧院或是一家省城的在精神文化领域占有重要地位的私人剧院立足。克拉丽莎希望自己的目标能够实现。但是，从她的来信，至少是从她给她姐姐的信中可以看出，她所取得的成功更多的是个人生活的，也就是说：情爱的，而不是艺术的性质。她发现有很多人在追求自己，而用冷嘲热讽去拒绝这些追求也牵扯了她的一部分精力。她虽然没有直接告诉过她母亲，但在给伊涅丝的信中却透露说，有一个有钱的百货公司老板，一个保养得很好的白胡子老头，有意让她做他的情人，许诺给她房子、车子，让她穿金戴银，永葆娇媚；如果她答应了的话，她就可以叫那个无耻地叫喊“快点，快点！”的导演住口，同时也可以让写剧评的那些个人改口。可是，她太骄傲了，太骄傲了，根本不能容忍把她的生活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在她看来，这关系到她的人格，而不是她的人；那个大商贩遭到了拒绝，而克拉丽莎又重新去埃尔滨开始了新的奋斗。
对我们德国人来说，在我此时此刻所描述的这个时期里，我们的国家行将崩溃，行将投降，行将陷入垂死挣扎，行将茫然无助地落入外人之手。这个时期，正因为我恰好是在其间写作的，所以，它必须协助我，在与世隔绝的寂静中记录这些回忆，它的肚子开始丑陋地膨胀起来，它的腹中正在孕育一场祖国的灾难，而同这场灾难相比，那时的失败就只能算是温和的厄运，算是对一个错误行动的理性清算了。同那种现在正高悬于我们头顶之上的惩罚，同那种曾经降落到所多玛与蛾摩拉头上的惩罚，同那种我们在那第一次时没有招致过的惩罚相比，一个卑劣可鄙的结局总归是会有所不同的，总归是会显得更正常一些的。
够了，我刚才已经说过，施维尔特费格对阿德里安的病十分上心，殷勤备至。他常常打电话到施魏格施迪尔太太那里打听他的病情并表示，只要他的病情哪怕是勉强能够容忍他的探望，而他的探望也能够帮他散心的话，他就要去看他。而时隔不久，在病情有所好转的那几天里，他倒也真还是经允许来了一趟，他把自己对于这次重逢的最动人的喜悦全部挂在了脸上，他一见面，就用“你”叫了阿德里安两次，直到第三次，因为人家根本不理这茬，才又改过口来，而只满足于在叫名字的时候用“您”即可了。而阿德里安这边呢，一方面是为了对他有所安慰，另一方面也是想试探一下，也偶尔会叫他的名字，不过并不是以那种小化了的、亲切的、在施维尔特费格那里是习以为常的昵称形式，而是以全称的形式，也就是鲁道夫，但随即却又不再使用这个形式。另外，他还会对这位小提琴家最近所取得的那些美好的成就表示祝贺。他在纽伦堡举办了一场自己的音乐会，尤其是他对巴赫（专为小提琴而写）的那部E大调组曲的卓越再现，激起观众和新闻界的巨大反响。此后，他又紧接着在音乐厅举办的一场慕尼黑学院音乐会上作为独奏出场，他对塔尔蒂尼所进行的那种干净、甜美和技巧上臻于完美的演绎受到了人们非同寻常的喜爱。没有人计较他的声音小。他只有通过音乐（以及个性）来弥补这个不足。他就要登上撞塞子乐队第一小提琴的宝座，因为先前坐在这个位置上的人为了潜心教学准备辞职走人了，虽然他还很年轻——而他比他实际的年龄看上去还要年轻很多，是的，奇怪得很，甚至比我初次认识他的时候还年轻——但他的这次荣升现在已经是一个确定无疑的事实了。
我日复一日忠诚地，外表平静、内心却激动不已地努力让自己去胜任这项为人著书立传的工作，努力去赋予这种私密的和个人的东西以威严的形态，可谓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任凭外面的事情发生，任凭那属于我的写作所处的时代的事情发生。法国人已经侵入了，这种可能性是早就得到认同了的——这是一项经过精心准备的技术和军事成就，一流的，或者根本就是前所未有的，再加上我们又不可以去冒险把我们的防御力量全都集中在登陆的那一个点上，因为我们不能确定那个点是不是肯定就在猜中之列，会不会也有可能是在没有猜中的地方出现别的出其不意的进攻，所以我们就更难去阻挡它了。而就算你怀疑：就是在这里，那么，这种猜疑也是徒劳无益的和有害的。没过多久，上到浅滩上的部队、坦克、大炮以及种种必需品越来越多，以至于我们再也没有能力把它们全都重新扔进大海里去了。瑟堡，它的港口，正如我们可以信赖的那样，在德国工程师所施展的高超技艺作用下全面报废，根据那位发布命令的元帅暨海军上将发来的英勇的电报所称，它已经向元首缴械投降，另外，一场为争夺诺曼底城市卡昂的战役也已经激烈地进行了好几天了。如果我们的担忧还有几分道理的话，那么，这场战斗的本来目的其实已经是为了打开通往法国首都的道路：这个巴黎，新秩序已经规定它扮演欧洲游乐园和妓院的角色，可是现在在那里，抵抗运动又开始大胆抬头，即使我们的国家警察及其法国工作人员通力协作也难以完全控制局面。
这就是眼下我撰写这部生平的背景。我想，我应该再把这个背景给读者作一个勾勒。就我的叙述的背景本身而言，当我把我的叙述向前推进到那个时候的时候，我在这一章的开头其实就已经先用“落入外人之手”这个措辞对它的特点进行过说明了。“落入外人之手是很可怕的”，这个句子及其所表达的那种苦涩的真实，在那些崩溃和缴械投降的日子里，常常引起我的深思，也常常让我分外沉重：为什么呢，因为我是一个德国男人，尽管我所受到的天主教传统的熏陶使得我与世界的关系不乏某种世界主义色彩，然而，姑且先把这种色彩放在一边不说，我另外对于我们民族的特殊性，对于我的国家在个人生活方面所具有的特点，对于这个国家的思想观念，以及这种思想观念作为人性的断裂，是如何一步步战胜其他无疑也是享有同等权利的人性的变形而开始立足，并且，这种思想观念又是如何只有在获得一定的外在威望的前提下，在一个正派诚实的国家的保护下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凡此种种，我的感触简直是太深切了。一场生死攸关的军事失败，其令人震惊的新颖之处就在于，通过一种，首先也是受语言制约的、外来的意识形态，通过对这种意识形态的听之任之，来克服这种观念，来对这种观念进行有形的反驳，然而，又正是由于这种意识形态是外来的，所以，它显然是不能给那个自身的本质带来任何好处的。这种恐怖的经历是何滋味，上一次战败的法国人可是品尝到了的，当时，他们的谈判代表，为了使胜利者的条件提得不至于太苛刻，就对我们部队进驻巴黎的那份光荣，la gloire，给予十分高度的评价，可人家那位德国政客并不买账，反而回敬他们说，法文里的“光荣”一词，或者随便什么与之对应的词，在我们的字典里是找不到的。那是1870年，法国议会当时在商讨此事时甚至是惊恐地把声音压得很低很低的。议员们个个感到忧心忡忡，他们很想搞清楚，无条件地败在一个不知光荣为何物的对手手下意味着什么……
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里，那种雅各宾加清教徒式的美德粗话已经推翻了那些“表示赞同的人们”的战争宣传，成了通行的胜利语言，在这样的时候，我常常就会想起上面那件事情来。我认为同时得到了证实的是，从投降到纯粹的退位和到作出这样的提议：既然战败国那方面已是束手无策，那就请战胜国只管按照自己的意思来接管它好了，这中间的距离其实并不遥远。这样的躁动四十八年前的法国是很熟悉的，而我们现在对此也并不感到陌生。然而，这样的躁动正在遭到拒绝。战败者终究逃脱不了必须对自己，不管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负责的义务，即便是有外来牵制的情况发生，那也只是为了防止革命，防止旧的权威谢幕之后所爆发的填补真空的革命，不至于发展到连战胜国的资产阶级秩序都会一并受到威胁的极端地步。因此，公元1918年，西方列强之所以停战之后继续维持封锁，其目的就是为了控制德国的革命，不让它偏离资产阶级民主的轨道，以防止它演变为俄国无产阶级的模式。因此，戴上了胜利桂冠的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开始不厌其烦地警告人们提防“无政府状态”，不厌其烦地再三断然拒绝同工人和士兵委员会以及类似组织进行谈判，不厌其烦地反复许诺说，只和一个稳固的德国缔结和约，只有一个这样的德国才会有活路。我们当时所拥有的政府竟然也服从了这种家长式的指挥，喜爱国民大会而反对无产者专政，而且还听话地一口回绝了苏联人的提议，即使这些提议涉及粮食供应。如果可以的话，我在此还想补充一点，即我说这些话，目的并不是单纯为了让我自己感到满意。诚然，作为一个懂得节制、有教养的人，我对激进的革命和下层的专政确实怀有一种本能的惊恐，它们在我看来就是无政府状态和暴民统治，总之就是对文化的摧毁，除此以外，我很难再把它们想象为别的什么。尽管如此，我却常常会回想起那则荒诞的趣闻，内容说的是那两个由大资本出钱扶持的欧洲文明大救星，一个德国的，一个意大利的，手拉着手地穿行在佛罗伦萨宫，参观这个其实根本不是他们应该参观的地方，其中的一个还拍着胸脯对另一个打保票说，所有这些“辉煌灿烂的艺术珍宝”，倘若不是上天通过降大任于他们俩来阻止布尔什维主义的话，恐怕是早就被布尔什维主义毁于一旦了——每当我回想起这则趣闻，我对暴民统治的理解就会得到新的修正，在我这个德国市民看来，同这帮人渣的统治相比，下层的统治简直就是一种理想状态，而现在来进行这样的比较已经是可能的了。据我所知，布尔什维主义从未摧毁过艺术品。相反，倒是那些整天叫嚷着要保护我们不受布尔什维主义侵犯的家伙，摧毁艺术品倒是在很大程度上成了这伙人的一项重要任务。他们践踏精神产物的兴趣——这种兴趣所谓的暴民统治是绝对不会有的——不是差一点也就殃及本书主人公阿德里安·莱韦屈恩的作品了吗？他们的胜利和那种历史赋予他们的，按照他们卑鄙无耻的野心来随意安排这个世界的权力，不是差一点就要把他的作品的生命力和不朽给剥夺掉了吗？
这就是施维尔特费格当时所说的话。我在前面的字里行间已经多次为他说了好话，而且，即便是在今天，在我重新回忆这一切的时候，我仍然把针对他的调子定得很温和，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我对他那悲惨的结局的于心不忍。然而，读者现在将会更容易理解我先前曾经用在他身上的一些个措辞了，如“小精灵般的天真无邪”或“幼稚无知的魔力”什么的，我认为这都是他天性中所固有的东西。我要是阿德里安的话——当然，把我置于他的位置上是很荒唐的——我就会对鲁道夫所说的好多话不能容忍。那绝对算得上是一种对黑暗的滥用。不仅仅只是他一再过分公开他和伊涅丝的不正当关系——他在另一个方面也做得像淘气鬼般的过分，过分到了该受惩罚的地步。在黑暗的诱惑下，我想说的是，如果这里用诱惑的概念似乎已经是完全正确，而说它是过分亲昵地对孤独所展开的一次洒脱的袭击反倒并不见得更好的话。
是的，对我的孤独的行动发生着影响的事件真的是不胜枚举，我不过是没有让人看出来罢了！令人震惊的诺曼底登陆之后没有几天，我们的新的报复性武器，这种事先已经被元首多次情真意切地满心欢喜地提起过的武器，就开始一举在西线的战争舞台上粉墨登场了：这种自动炸弹是一种值得惊羡的战斗工具，发明这种工具的人如果不是走投无路的话，是绝对造不出它来的——这些无人驾驶的插着翅膀的毁灭使者们，它们，成群地从法国海岸线起飞，在南英格兰上空爆炸溅落，而且，如果所说不全是谎言的话，真的会在短时间内给对手以十分沉重的打击。然而，它们有能力防止那种本质性的转变吗？而为了用空中导弹干扰和阻止入侵，这些必需的装备就得及时完成，但命运却没有允许这样的情形出现。这期间还可以看到佩鲁贾被占领的消息，这地方，就咱俩之间说说，可不能外传，位于罗马和佛罗伦萨之间；有人甚至已经开始私下议论那个完全撤离亚平宁半岛的战略计划了——也许吧，为了抽出部队去增援日趋疲弱的东线防御战，我们的战士个个都愿意被派到那里去，无论付出多大代价也在所不惜。俄国人在那里掀起一股进攻浪潮，他们轰轰烈烈地越过维捷布斯克，现在正向着明斯克，白俄罗斯的首府逼近，若是它被攻陷，那么，正如我们私下里纷纷议论的那样，东边可就真的是再也保不住喽！
这种惩罚正在临近，它的脚步早就不再能够被阻挡——我不相信，还有什么人会对此怀有丝毫疑虑。有一点完全可以肯定的是，拥有这种通过秘密方式获得的毛骨悚然的——上帝帮帮我们吧！——认识的人绝不再仅限于亨特普佛特勒尔阁下和我两个人了。可是，又始终没有人敢于把这个认识说出口来，这本身就是一个幽灵般的事实。因为，当少数几个知情者不得不守口如瓶地和一大群迷惘的失去理智的人住在一起的时候，情况就已经是很阴森恐怖的了——我是这样觉得的，如果所有的人其实都已经知道，但却都像被施了魔法似的一致保持沉默，而与此同时，一个人又可以从另一个人的躲闪的或者惊恐呆滞的眼睛里读到事实真相的话，那么，这种恐怖就应该是快要结束的了。
再也保不住喽！灵魂啊，不要去异想天开了！像我们这样极端的、简直就是独一无二的可怕情况，如果大坝决堤的话——大坝其实就要决堤，那将会意味着什么，而且，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我们曾经非常在行地在我们周围的民族中间所激起的那种深仇大恨，就将再也无法遏制得住了，请不要跟吃了豹子胆似的去作这样的猜想了！虽然通过从空中摧毁我们的城市，德国早已变成了战场；然而，一种始终驱之不散的想法却是：德国可能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战场，这是我们所不能接受和不能允许的，而我们的宣传也特别警告敌人不要伤害我们的土地，神圣的德意志的土地，就像警告他们不要犯下一桩毛骨悚然的罪行一样……神圣的德意志的土地！好像它身上还有什么是神圣的似的，好像长时间的肆无忌惮的对法律的践踏还没有把它彻底玷污似的，好像它在道德上也同样真的不会受到限制和惩罚似的。那就让它快来吧！别无希望，别无念想，别无所求。那种和盎格鲁撒克逊人媾和的呼声，那种继续单方面反击汹涌而至的萨尔玛特人的提议，那种放弃无条件缴械投降要求的要求，也就是说：去谈判，而且还是去和谁谈判？一个政权居然提出这样的要求，这只能是叫人翻白眼的胡闹，因为这个政权不愿意知道，而且直到今天似乎也仍然不知道，它已经受到谴责，它必须消失，背负着这样的骂名——让自己为世界所不容——让我们，让德国，让这个帝国——我现在还要继续说：让德意志民族，让德意志的一切都为世界所不容。——
尽管如此！感情丰富地把他的健康的每况愈下和祖国的日益不幸联系在一起，这仍然还是很不合适的一件事情——我倾向于把这一个和那另外的一个看作是有客观联系的，是象征性的对应，我的这种倾向，虽然促使它产生的只是同时性这个事实，即使我小心翼翼地隐瞒这个想法并尽量避免在他面前说起它，哪怕连暗示也不作一个，但又由于他对外界事物的远离，我的这种倾向，它却又是不可遏制的。
现在，我的耳旁仿佛依然听见他在这样述说或呢喃，带着一种阴暗的、我也幽默地予以回应的幽默，见他在明显承压的情况下还能够拥有这样的快乐情绪，我这心里，如平素一样，除了默默地佩服之外，仍不免几分担惊受怕。正是这种情绪让我由着他拒绝了屈尔比斯大夫当时出于医生的职责所作的建议：他向他推荐或是让他考虑去看更高一级的医学权威；但阿德里安避而不答，根本不感兴趣。他说，他首先是完全相信屈尔比斯的，另外他也坚信，他多多少少都必须依靠自己，依靠自身的力量和天生的抵抗力来征服这个毛病。这一点符合我自己的预感。我其实是更倾向于改变一下环境，去作一次疗养的，这也正是那位大夫的建议，但出乎意料的是，他没有能够说服他的病人。后者太留恋这个有房子、农庄、教堂钟楼、池塘和山丘的生活圈子了，太留恋他那古色古香的研修室、他那天鹅绒的椅子了，所以，任何代之以疗养的想法他都容不得一星半点，哪怕只是抽出仅仅四周的时间去疗养一下，去过一下以集体用餐、漫步林荫道和听音乐为内容的疗养生活，对他而言都是极其恐怖的事情。他首先拿出施魏格施迪尔太太当挡箭牌，说他要替她着想，他不希望让她觉得，他更喜欢在外面随便找个普通护理而不是她的护理，从而伤害她的感情——因为，他觉得自己实际上早就已经在这位，在这位善解人意、沉着镇定、通情达理而又内行的母亲这里受到了无微不至的最好照顾了。这话说得倒也真是一点不假，试问，他还能上哪儿去找像她这样的照顾呀，她现在，遵照最新的推荐，每四个小时就会给他上一次饭菜：八点钟是一只鸡蛋、可可饮料和烤面包片，十二点钟是一小份牛排或一份煎肋肉排，下午四点钟是汤、肉和一点蔬菜，晚上八点则是烤肉冷盘和茶。这样的安排是非常舒服的。它可以防止因暴饮暴食而导致的消化不良。
事实上，早在二十六年前，对于那些资产阶级雄辩家和所谓的“革命之子”的这些自以为是的美德说教，我这心里其实就已经感到极为反感了，而且这种反感甚至超过了我内心对于天下大乱的恐惧，这就使得我非常向往那些前者正好一点也不向往的东西：就让我们的战败了的国家倚靠它的难兄难弟，倚靠俄国吧——为此我甚至都准备容忍，乃至赞同这种志同道合的协作可能带来的社会巨变。俄国革命让我深受震撼，它的原则之于那些迫使我们就范的大国的原则所具有的历史优越性在我看来是毋庸置疑的。
他抱着一种根本无法叫人当真的客观，眉头紧皱，同时又只是含糊不清地、双唇勉强蠕动地谈论这个水怪的形体，谈论这个形体在美学意义上较之于叉开两腿的人体的优越之处，谈论女人的身体自臀部往下合并为一条有着光滑鱼鳞的、有力而柔韧的、为娴熟的掠过而生的鱼尾之后所能获得的那种线条的魅力。把人和动物进行神话式结合一般所难免的种种怪异，都被他在这里一一否定掉了，让人觉得，他似乎并不承认神话虚构这个概念在这里根本就是恰当的：这个来自大海的女人拥有完美的、最招人喜爱的、有机的真实性、美和必然性，这一点人们完全能够觉察到，尤其是当他们看到，付出高昂代价换来两条人腿的小人鱼最后却落得可悲可怜、往昔地位不保的田地，但是，没有人会因此而感谢她——这个海的女儿无疑是自然的一分子，自然已经对其有所亏欠了。如果自然已经对其有所亏欠的话，他是不相信这个的，他在这方面甚至知道得更多，等等。
莱韦屈恩，当我把这些印象告诉给他的时候，他正在遭受非同寻常的痛苦——看他那病怏怏的样子，就有点像是有人正在侮辱他，正在用烧得通红的火钳拧他、掐他、折磨他似的，不过，你同时却又大可不必直接替他的性命担忧，然而，他的生命似乎已经跌落谷底，他充其量也只是在过一天算一天地熬日子罢了。他那时犯的是再严格的病人食谱也无济于事的胃病，同时伴发剧烈无比的头痛，每发一次都要持续好几天，而且隔两三天就反复一次，呕吐长达数小时，甚至是数天之久，而且还是在空腹的情况下，真是一场劫难，很没尊严的，很凶险的，也是很丢人的，而每次发作完毕之后，病人就会由于持续的对光的高度敏感而表现出深度的疲态。但是，这种痛苦却是绝不可以归结为精神原因，归结为时代的忍受酷刑的体验，归结为国家的失败及其随之出现的混乱状况。这些东西几乎触及不到他，因为他归隐田园，过着僧侣般的隐居生活，远离城市，但是，他无论如何又始终都能够了解到有关方面的最新情况，当然不是通过报纸，因为他不看报纸，而是通过施魏格施迪尔太太，他的这位同情心和镇定自若兼具的护理员。这些事件，其实对明眼人而言并不是什么突如其来的震惊，而是某种早就期盼已久的事情的实现，对此，他几乎连肩膀都懒得耸一下，而对于我这边所作的那些希望从中找出这场灾难可能潜藏着的好的一面的尝试，他也反应平淡，权当是我的絮叨而已，而且还是和我在战争之初所作的那些喋喋不休的絮叨相类似的絮叨——写到这里，我又想起了他那时用以回答我的那句冷冰冰地表示不相信的话——“愿上帝保佑你们学有所成！”
这实际上就是对施维尔特费格和阿德里安之间关系的一个叫法。这次袭击前后花费了几年时间，不可否认，它是取得了某种充满伤感的成功的：在这样一种追求面前，孤独被持续地证明是没有反抗能力的，然而追求者却也最终走向了毁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