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我从明尼苏达大学毕业之后，已经二十一岁了，随后我参与了这个研究生创意写作项目。在我生日那一天，处理我父母遗产的律师杰拉尔德·奥博法赫出现在房子的门口。他身材富态，喜欢扯着沙哑的嗓门大声说话，你可能会想当然地以为他是个强硬的律师，但其实根本不是，反而脾气很好。父母死后的这些年来，他为了保护我们付出了很多。通常，我们叫他奥伯。
“我的想法是，我并不想要这把钥匙。”我说。
去的路上，我幻想保险柜里是很多钱。但我知道，里面一分钱都不会有。我知道，里面一定是写下的资料。现在，这本书里你已经都看到了，我把两个笔记本的内容整合到了一起。红色日记，蓝色日记，她在纸上的札记，以及我的回忆。此外，为保证连贯，我还在书中补充了一些往事。这些资料让我和路易丝姨妈之间多了很多话题，而有时，我也把自己放到我母亲或者父亲的角色。我从很多角度书写过他们的故事。我还采访了那个婚姻咨询师，她认为服务活人比为死人保密更重要，于是，她给我看了她的诊疗记录，我们一起捧腹大笑，又一起潸然泪下。你知道了，我就是这些日记中的第三个人。我被赠予了全知视角，孩子失去父母之后，就会形成这样的视角——不知这个事实是否为人所知。当然，这部书稿也是我的硕士毕业论文，作为参加创意写作项目的作家，这里我要对导师表示感谢。谢谢你们，我的爸爸妈妈，你们为我留下了你们婚姻的往事，留下了我写作的素材，留下了我一生的财富。
我做不了决定。
奥伯走进屋来，问我可不可以单独和我坐下来谈谈。我的兄弟姐妹们都在他们的房间里，阿姨也外出了，房子里很安静。我说当然可以，于是我们走进了凌乱而阳光充足的厨房。他坐在白色的餐桌旁，桌面上闪着点点金色的光。我用“咖啡壶先生”给奥伯倒了一杯咖啡。他把一个小小的红色信封放在桌子上，告诉我这是保险柜的钥匙。我没有去碰，只是盯着它。
妈妈，曾经我最恨你，但是你却如此信任我，给我留下你的叙述。
斯通尼一路顺风顺水，他在夏威夷上学，但现在他去休假了，听说是去了莫洛凯岛，也许他以后想定居这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和我、和弗洛里安的联系都不多。他不喜欢住在大家庭里，但是我喜欢。我们在路易丝和波比的家里长大——我们之间是很传统的收养关系，这里我有哥哥、姐姐，还有二十多个同辈亲戚，正是他们一起把我养大。我想，这是一件好事情。我们和祖先辈的印第安人一样，仍然会跳太阳舞，参加用古印第安语举行的典仪，如果我们喜欢的话，甚至还会用传统的技艺。这都不算什么。
妈妈跳进湖里之后，就向前拼命游去。我们看了片刻，犹豫了一下，忽然不知是谁尖叫了一声，弗洛里安、斯通尼还有我全都冲进了刀割般刺骨的湖水里，冷得我们无法呼吸。斯通尼在水里走不远，所以我带着他回到了岸上。我浑身都麻木了，剧烈地颤抖着，大脑也无法思考。弗洛里安游得远一些，但最后他也退回了岸上。我们看到妈妈还在向前游，她就像泅水的狗。她没有转过身，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她注意到我们刚才的举动了。她只是向他游去。她游到爸爸身边时，他已经停止挣扎了。我们看到她把他的头转出水面，拖着他的头发，手臂完全在水面上，靠腿踩水前行，而他漂浮在她身后。我们站在银色码头的尽头。她会回到我们身边的——她曾经向我们展示过该如何救人，因而我们知道她在做什么——所以我们也不哭了。然后，她就消失了。一开始我们以为她换成潜泳，但狗叫声此起彼伏，彼此间声调也截然不同，有一只甚至发出了驴一样的嘶鸣，让我们心惊肉跳。忽然，斯通尼尖叫一声，我立刻从妈妈放在椅子上的衬衫里扒出她的手机，拨打了911。
手机屏幕上显示着几个醒目的字：岛上救生服务。电话里的女声告诉我马上到小屋的入口处，站在马路旁，以便营救人员能尽快找到我们。听到了指导意见，我感觉不会出事了，于是心里如释重负。我们看着冰冷湖面上粼粼的水波，然后离开了码头，爬上了雾气朦胧的路上，两侧高大的桦树和松树压在我们头顶。这条碧翠茫茫的小路走到了尽头，马路旁的松树上用旧绳索吊着一把船桨，上面印着红色醒目的文字。我还记得我们三个小孩，和狗一起站在宽阔温暖的环岛公路旁。现在回忆起来，我还记得那个正午，太阳高悬在我们头顶，脚下的滚烫路面炙烤着我们的赤足，感觉很舒服。正午时分我们脚下没有影子，周围什么也没有，世界仿佛被熨平，只剩下刺眼的光芒。然后我们听到起伏的警笛声逐渐驶近，最后停在我们身旁。
我说过，奥伯离开之后，我坐在温暖的厨房里，四周弥漫着狗身上的气息，看着那把钥匙，默默地思考。我不知道是应该收下，还是不管，或是拿起来扔进垃圾桶里。但事实是，当时我并不是在思考，而是在做决定，在回忆。我陷入了一段不知反刍过多少遍的回忆里，那场景如此真实，仿佛往事重现，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哪儿。
忽然传来了一阵响动，看来我的哪个姐姐或是阿姨回来了。我拿起那把钥匙，放进口袋里出了后门。这时刚过午后。
但我也知道，她认为自己谁都能救得下，所以那件愚蠢的事才发生了。所以我觉得，她在父亲的心里发现了一朵永不动摇的火焰。经历了那么多破烂事，她看到的只有一团稳定的火。
后来弗洛里安上高中时意志消沉，他辍学，酒、大麻、可卡因、兴奋剂——所有不该碰的都碰了，还都上了瘾。妈妈的姐姐，也就是我们的姨妈路易丝知道后第一时间就送他去诊治，后来，他高中的老师又一次帮助他戒掉恶习。他现在已经在上大学了。我们常通话，上次，他对我说他又回到解释宇宙的老本行了。他调侃地说他的课程太难了，不知道烧焦了多少脑细胞。他又开始研究暗物质和超对等性。他说，有时就人类而言，不完全严丝合缝的超对等性——比如大脑、脸或是童年的构成——更为优雅，至少也能更有效地解决问题。
但他没有回答，只是笑了笑，露出一颗弯曲的黑色门牙。
至于那些狗，如果你现在看的不是书而是电影的话，这时就该播放它们的镜头了。我没有写下它们的名字，因为如果世间有神灵的话，那就是它们了，你能理解吗？我不敢保证自己是否懂这道理，但事实就是如此。雪球，或者说另一个版本的雪球，现在应该还在斯通尼上小学一年级时的教室里。薛定谔误食了某种酸，摔进了雨水排放管道里。为这事弗洛里安自责了很久。
“你妈妈说，等你二十一岁的时候要把它交给你，所以……”
我已经做过很多次诊疗了，所以现在把那些话再说一遍也没什么，我最恨的就是我妈。理由是，她本该为了我们好好活下来，不是为了他，而是为了我们。她死了，因为她心里放不下他，但是她本应该为了我们，放下他的。
银行的地址印在红色小信封上。
我曾问过弗洛里安，绝对稳定的火有没有存在的可能。他说，只有在真空里火焰才会绝对稳定，虽说理论上存在，但现实中根本不可能。真空里没有氧气，也不可能有真正的火。
他像以往一样，久久地拥抱了我，然后告别出门。门关上了，钥匙留在了桌子上。我坐在桌前，凝视着那把钥匙，想着其他的事。过了很长时间，我一直坐在那里思考。
奥伯喝了一口咖啡，点了点头，接着又点了点头。他不是爱说话的人，但我总能更长时间一声不吭，最后，还是他先开了口。
我对奥伯重复了一遍，我不想要那把钥匙。奥伯说我可以不要，但这把钥匙他也不能再保管了。
“解决什么问题？”我问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