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的重要助手，先后有刘恕、刘攽〔ban班〕、范祖禹。
司马光从治平三年奉命编写《通鉴》，每写完一代，就送给朝廷一部分，到宋神宗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全书完成，前后共用了19年。如果从司马光立意著述算起，前后共有30年时间。《通鉴》一书，凝聚了司马光的毕生心血。他的重要助手刘恕、范祖禹，也把自己一生中的黄金时代献给了这部历史巨著。
《资治通鉴》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封韩、魏、赵为诸侯写起。刘恕曾经问过司马光：“你的书不从上古或者尧舜时代写起，这是为什么？”司马光说：“周平王以来，事包《春秋》，孔子之经，不可损益。”刘恕又问：“为什么不接着《春秋》往下写呢？”司马光说：“经不可续也。”(转引自刘恕《通鉴外纪后序》)这一番问答，充分表现了司马光尊经崇圣的儒家思想。他选择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为开头，是因为三家分晋标志着周天子王权的衰落，周王朝的统治确实到了“礼崩乐坏”的地步。由于韩、魏、赵独立为诸侯，历史也进入了七国争雄的战国时代。司马光既表现了维护封建王权的守旧思想，又表现了敏锐的历史眼光。《资治通鉴》下限止于五代末年，是因为宋代自有国史，司马光是宋代人，他不便脱离国史另讲一套。
范祖禹(公元1041—1098年)，字淳甫，一字梦得，成都华阳人，进士出身。他进书局时才30岁，是年纪最轻、在书局工作时间最长的一个。他聪明好学，思路敏捷，会写文章。在参加编写《通鉴》的15年里，范祖禹专心致志，主要负责唐代部分的起草工作。神宗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书局迁到洛阳，第二年范祖禹也到了洛阳。此后他一直跟司马光在一起，成为司马光的主要助手。在《资治通鉴》完成以后，他自撰《唐鉴》一书，以博洽闻名于世，当时人因此把范祖禹称做“《唐鉴》公”。
司马光为《通鉴》制定了严密的编写程序和工作方法。这就是作丛目、修长编和删改定稿三个步骤。作丛目就是编写提纲和汇集资料。要求广泛搜集各种历史资料，按照年月日的时间顺序标明事目，排比资料。各种史料，不论是官修正史还是私人著作，是传记小说还是诸人文集，凡是关涉时事的，都要依年月日附注在丛目中。日不清楚的按月，月不清楚的按年，年也无法确定的，就根据所关涉的内容附在有关事目的开头和结尾。司马光非常重视资料的详备，他曾说：“稍与其事相涉者即注之，过多不害。”资料不搜集齐，就不能开始做下一步修长编的工作。修长编就是初步整理有关资料写出初稿。修长编时要把事目下排比的有关各种资料全部找出来检阅一遍，经过分析鉴别，筛选取舍，然后写定成文。编写的原则是，事情相同只是文字不同的，就选择明白详备的一种记下来；彼此互有详略的，就取长补短，综合整理，重新写定，如果彼此年月和事迹都互相矛盾，那就选择一种证据分明比较合乎情理的说法写入正文，而把其余的不同说法附注在下边，同时讲清楚所以取此舍彼的原因。司马光主张对史料采取客观分析的态度，其处理史料的方法是审慎谨严的。他曾说：“其实录正史未必皆可据，杂史小说未必皆无凭，在高鉴择之。”他还说：“大抵长编宁失于繁，勿失于略(《与范内翰祖禹论修书帖》)”，这是他对助手们叮咛再三的事情。现存一份司马光《资治通鉴》手稿，这份残稿记载的是东晋元帝永昌元年(公元332年)的大事提纲，字迹工整，一丝不苟。它说明了司马光治学态度的谨严，也说明司马光在总揽全书提纲方面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最后一个编写步骤是考订异同，删改定稿。这是一项艰巨细致的工作，工作量也相当可观。据史料记载，《资治通鉴》一书的唐纪长编，篇幅多达六七百卷，司马光至少花了四年时间，才把它删定为81卷。刘恕的儿子刘羲仲在《通鉴问疑》中说：“先人在书局，止类事迹，勒成长编，其是非予夺之际，一出君实(司马光字)笔削。”可见最后删改定稿，完全是由司马光总其大成的。
人员选配得当，分工能发挥所长，这是《资治通鉴》能编写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成立书局时，司马光推荐的第一个人就是刘恕。刘恕(公元1032—1078年)，字道原，筠州高安人，进士出身。他对魏晋南北朝的历史最为熟悉，考证问题也最精细。他兴趣广泛，知识渊博，博闻强记，过目成诵。刘恕进书局时只有35岁。除了司马光外，他对《通鉴》的编写出力最多，贡献也最大。不仅全书的讨论，体例的制定，很多都采纳刘恕的意见，而且，凡是史事复杂纷繁的也都交给刘恕。刘恕主要负责魏晋南北朝至隋的起草工作，五代十国时期的起草工作也曾交给他做。遗憾的是，他47岁时就病死了。刘恕著有《十国纪年》、《通鉴外纪》等。
刘攽(公元1022—1088年)，字贡父，临江新喻人，进士出身。曾做了20多年的州县地方官。刘攽著有《东汉刊误》，后来又与其兄刘敞、其侄刘奉世合著《汉书标注》，是一位汉史专家。他进书局时44岁，主要负责两汉部分的起草工作。他在书局只呆了五年。在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因反对变法，刘攽被贬斥到外地。这一年6月，书局又来了一个范祖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