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因史料价值极高而受到人们重视，同时它的文学成就和语言技巧也是很高的。作者既善于突出事物的本质特征，用简括的语句把复杂纷繁的事件描述得井井有条，特别是描写战争，往往写得脉络分明，有声有色，又善于用极简洁的文字，通过精彩的细节和内心描写，把人物刻画得活灵活现。春秋各国的外交活动频繁，使臣会说话还是不会说话，直接关系到国家的荣辱安危，因此非常重视外交辞令。《左传》对此有生动的记叙。许多对话，委婉含蓄，外柔内刚，意味深长，看起来文质彬彬，只是从容不迫地慢慢讲来，骨子里却透着坚强，关键问题上寸步不让。这固然是当时政治风尚如此，《左传》作者记叙时的锤炼加工也是少不了的。《左传》书中有许多生动的历史故事，例如曹刿〔gui贵〕论战、齐桓公伐楚、宫之奇谏假道、烛之武退秦师、介之推不言禄、弦高犒秦师、楚归晋知罃〔ying英〕等，都文笔优美，情节动人，是文学史上的名篇佳作。
《左传》原来名叫《左氏春秋》，它和《春秋》本是各自单行的两部书，这和《公羊传》、《谷梁传》不一样。《公羊传》、《谷梁传》是附属于《春秋》经的，以经文和传文排比在一起。《左氏春秋》原是独立成书的，虽然汉代著名学者刘歆非常重视引用它来解释《春秋》经，把书名称做《春秋左氏传》，但是经和传还是各自分开的。直到晋代杜预编撰《春秋经传集解》，这才把传文分年附在经文后面，一段经文，一段传文，变成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形式(图18)。
关于《左传》的作者和成书时间，历来讨论得很多，意见也很分歧。按照司马迁《史记》的说法，《左氏春秋》的作者是“鲁君子左丘明”。孔子说过：“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公冶长》)大意是：“说话乖巧，待人巴结，十足的恭顺讨好，这种人左丘明认为可耻，我也认为可耻。把对人的怨恨掩藏起来和人交朋友，左丘明认为可耻，我也认为可耻。”可见左丘明是孔子十分推重的同时代人，或许比孔子年纪略微大一些。《左传》书中有不少文字证据可以说明作者是鲁国人，例如多处以“我”字作为鲁国的代称，对于鲁公只称公，对于鲁大夫前面不写“鲁”等。从书的内容来分析，《左传》各部分的内容很不平衡，时间方面，前期较略，后期较详，后期中以襄公、昭公时期为最详，两公在位时间共63年，不过为春秋时期的1/4，而记叙内容几乎占到全书的一半。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鲁襄公二十二年)，死于公元前479年(鲁哀公十六年)。《左传》对于作者当世能够耳闻目睹的史事记叙得周详一些，这是很自然的。对于时间距离太近的事，作者不便多所评说，因此，定公、哀公时事也相对简略一些。另外，因为是同时代人著书，其对孔子、对《春秋》的态度都要相对独立和自由一些，作者有自己的斟酌取舍和独立见解。这和尊奉孔子为圣人、尊奉《春秋》为经典的后人是不一样的。这也就是《左传》同《春秋》经的关系与《公羊传》、《谷梁传》不同的原因所在。我们认为：《左传》最初的作者是与孔子同时代的鲁君子左丘明，在传授讲习的漫长过程中，后人对该书陆续有所增加、补充和修订，最后写定成书则可能在战国前期。
《左传》的记事时间，和《春秋》大体一致而又略有超出，也主要是从鲁隐公到鲁哀公这一段12公时期，不过，它追记往事到周宣王二十三年(公元前805年)，比《春秋》早83年；它按年记事写到鲁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468)，也比《春秋》多13年。和《春秋》的流水账式的简略记载相比，《左传》的记事是十分丰富而具体的，它有记言，有记行，有细节描写，有扼要概述，有追述，有附述，还有分析，有评论，是体制比较完备的编年体史书。可以说，《左传》在广泛采集各种古史旧闻、公私记载的基础上，斟酌取舍，系统而详细地记叙了春秋时代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等方面的许多事件，是研究先秦时期中国古代社会的很有价值的历史文献。
《左传》由于其珍贵的史料价值和文学成就，很受后人重视，历来为它作注的人不少。比较通行的注释本是收入《十三经注疏》中的《春秋左传正义》(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是历史上比较有影响的注释本(图19)。中华书局近年出版了杨伯峻编著的《春秋左传注》，作者在广泛吸取古今中外学者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左传》做了全面详细的注释，带有一定的总结性。青年同志如果阅读此书有困难，还可以参考沈玉成的《左传译文》，他是根据杨伯峻的注来翻译原文，译文准确，读起来比较顺畅。把《左传》全书译成白话，这是第一部。
图18 《春秋经传》，宋刻本先秦时期的著作很少有成于一人之手的，多数都有一个纂辑的过程，《左传》也是这样。由于这种情况，我们对于《左传》书中的史料也要做些分析和鉴别。大致讲来，文字比较简洁平易，而且详记年时月日的，应是当时史官的记载，其史料价值最高。其次是一般的记事文字，包括许多生动的历史故事，往往没有记载详细的时间。它们多半出自各国私人记录，其中有史事，有传说，多半还是可信的。少数是后人插入的，那就要分析了。再有就是一些长篇大论的文章，文字比较浮夸铺张，喜欢用数目字，喜欢排比句，很像战国时期的文章风格。引用这样一些史料来说明问题就要审慎一些，最好能参考其他资料做必要的考订。
《春秋》因记载简略，许多地方不容易看懂，读起来也比较枯燥呆板，乏味得很。《左传》就不同，它记事翔实，文笔优美，以丰富的史料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得清清楚楚，生动具体，让人读起来津津有味。例如隐公元年《春秋》所记：“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yan烟〕。”前后只有九个字；到了《左传》里面，则是一篇情节曲折、人物生动、有头有尾的历史故事。如果没有《左传》的记叙，就很难了解这件事的具体情形。《春秋》里许多记事不明的地方，都依赖《左传》的补充和说明，后人才得以了解。东汉桓谭说：“左氏经之与传，犹衣之表里，相待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目思之，十年不能知也。”这话是很有道理的，说明了《左传》对于《春秋》的重要性。《左传》根据大量可靠的史料，以叙事为主要方式，对《春秋》所记史事，有选择有重点地做了注释和说明。如果没有《左传》的翔实记载，《春秋》的价值就会大大下降。《左传》还记叙了许多《春秋》所没有记载的史事。春秋时期的大部分是以晋楚两大国的争霸为中心，但是，《春秋》对于两国的逐步强大以至争霸的发展过程完全没有讲到，《左传》则有详细具体的记叙。例如城濮、邲〔bi必〕、鄢陵三大战役的胜负是晋楚两国盛衰转变的关键，《春秋》虽记有其事，但没有讲到战争的起因与经过，《左传》就记其始末非常细致周详，故事性很强。如果没有《左传》，读者对这三大战役也将无从理解。
《左传》书中卜筮〔shi是〕预言很多，而且往往都很灵验，这些都是后人造假附会出来的，也是《左传》曾经后人改窜的有力证据。说中了的预言，其史事应当是造假的人所亲身经历过；而少数没有说中的预言，则是历史发展出于造假附会的人的意料之外，他们没有见到后来发生的事。今天不少学者正是根据《左传》书中预言的验与不验，对《左传》写定成书的时间提出了有力的分析论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