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存最早的政书，是唐代杜佑编撰的《通典》。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记述典章制度的通史。《四库全书》中，以《通典》为典志体政书之首。
作者杜佑(公元735—812年)，字君卿，唐朝京兆万年(今陕西长安县)人。先辈世代为官，他也一生做官，曾任淮南节度使，又多年担任运输、盐铁等经济方面的官职，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当宰相，元和初年封为岐国公。在唐朝代宗、德宗、顺宗、宪宗四朝为官，政务繁忙是可以想见的。但他一生勤奋好学，常常手不释卷，秉灯著述，积30多年心血写成《通典》。此外还有《理财要诀》、《管氏指略》等著作。
《通典》共200卷，是第一部记述我国古代经济、政治制度沿袭变革的通史。从传说中的唐虞到唐朝肃宗、代宗、德宗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前期典章制度的历史总结。
《通典》与《通鉴》，一个写制度，一个写史事，研究历史时合起来看，互相参照，相得益彰。
据历史记载，唐初刘知几(字子玄)的儿子刘秩，曾编过一部《政典》共30卷，此书采集众书，按《周书》六官的职责，分门别类编纂而成，很为当时人称赞。杜佑读后觉得不够详尽，决心增加门类，丰富内容，于是参以《大唐开元礼》、《乐书》等，增而广之，写成《通典》200卷。《政典》早已亡佚，分量又大大小于《通典》，其内容当已包括在《通典》中。杜佑花30年时间纂成《通典》，可见其用功用力之深。客观上杜佑所处的环境，生活的经历，也提拱了写《通典》的条件。杜佑从地方官到淮南节度使，后来又当了宰相，是统治阶级中的重要人物。他对唐代的政治、经济制度是熟悉的，礼、乐、兵、刑等方面的变革也是清楚的，有的还是亲自参与或耳闻目睹的。再加上他对历代典章制度的悉心研究，所以写出的内容翔实可靠，言之有物。另一方面，封建社会发展到唐代开元、天宝年间，正是政治、经济高度发展时期，各种关于典章制度的分散、片断的记载，已经不能满足社会需要。所以，系统全面地总结历代典章制度已是客观需要。杜佑潜心研究总结的目的也是为当时唐代统治阶级服务的，所以，书中很多内容是涉及当时制度，发表个人见解的。
全书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九个部分，每部中又分若干子目。取唐以前各史中的志及有关史料，以类相从，重新组织起来，按朝代为序加以排列，溯源明流，综贯古今为一编。其中唐代的材料，取自实录、国史及有关档案公文等，内容更为丰富详尽。每类中都有序、论，表达了杜佑的见解，很多是十分精彩深刻的。如《食货》门结尾的论，就主张节用、薄敛以安民。《职官》类中他说：“是以一人而治天下，非以天下奉一人”，就是说：君主、官吏是治理国家的，并非是被天下百姓侍奉的。他主张简化机构，减轻人民负担，这些都是进步的体恤民情的思想。他主张随着历史的发展，典章制度也要变革，并在《通典》里把《食货》门放在首位，一改过去先礼乐，后食货的次序，这是以前史书中从来没有的。他还举出《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管子》“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等作为论据，提出教化之本在于足衣食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通典》里不载天文、五行等与政治经济无关，又夹杂迷信的东西，这些都是难能可贵的。
“政书”这一名称是清代修《四库全书》时开始使用的。政书是指专门记述历代王朝典章制度的沿革变化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的发展情况，具有资料汇编性质的史书。这类书涉及的范围很广，几乎“二十五史”里“志”、“书”所涉及的范围都包括在内。但”二十五史“中的”志”详略 不同，有的史还无“志”，限于体例，“志”中也不能收入原始的档案，虽然保存了丰富的史料，非常重要，但究竟不是系统、集中、专门研究某一方面的专书。政书就是在”志”以外的一些专讲典章制度的史书。有的是把古今制度贯通联系起来讲的，如《通典》、《通志·二十略》、《文献通考》等“十通”；有的是把某一朝代的制度分门别类编撰的，如《唐会要》、《五代会要》等；有的就是某种制度的原始文件汇编，如《唐律疏议》、《宋刑统》等。政书的编撰体例一般是分门别类，每个门类中又按时代先后排列，比较便于查找。这些书 当时是为巩固封建制度，便于统治者参考借鉴而编撰的。
《通典》问世后，因为它的经世实用，很快为人们所重视。人们评论说，有了《通典》“不出户，知天下；未从政，达人情”(李翰《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称它是“凡历代沿革悉为记载，详而不烦，简而有要，元元(即原原)本本，皆为有用之实学。非徒资记问者可比，考唐以前之掌故者，兹编其渊海矣！”这些评论是恰当的，符合实际的。
清代沿袭《通典》的体例，官修了《续通典》和《清朝通典》(原名《皇朝通典》以示对本朝的尊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