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国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中，了解类书、政书和丛书，有助于我们了解祖国的昨天和前天，对推动我国文化科学事业的繁荣发展大有裨益。
丛书不仅在数量上占我国古代典籍的1/3，大体上我国古代的各类重要著述均收录在丛书里，因而有人说：“欲多读古书，非买丛书不可”。丛书以其收罗丰富远胜单行本，大至经、史、子、集四部，以及社会风俗、科技发明、世界地理，小而琐事轶闻、茶酒志怪之事，无不可自丛书中求之。特别是许多被旧时文人看作不能登大雅之堂的“雕虫小技”，从无单刻机会，而以丛书形式流传下来。因此，丛书是研究我国古代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科学的重要资料来源。对于方便学者，保存古代文化和典籍的流传，起了重要作用。首先它把单种图书汇集在一起，少则几种，多至数千种，这种汇集既为我国古代典籍的保存和流传作出贡献，又为读者阅读提供方便。特别是汇集某一部类、某一学科、某一地方、或某个族姓等的专门性丛书，尤便于学者。有的书从无单行本，有的书有单行本，但已流传稀少，收入了丛书，便成了容易得见的书。其次是丛书有辑佚的功用。中国古代典籍经过长期人为的或自然毁坏，有的已散佚；后代的许多学者从类书或其他著作中搜求佚文，掇拾补录，重新辑出后刊刻在丛书中。如前面提过的《斜川集》，首刊于《知不足斋丛书》第26集，后来《四部备要》、《丛书集成》均有收录，使我们今天能见到《斜川集》的概貌。还有前面提过的专门汇集辑佚的丛书多种，都为我们提供新的书源。再者，一部古籍流传至今，中间经过多次传抄、刻印，产生不同版本。一般地说，越是早期的本子，流传越少，越罕见；藏书家得到罕见的精本、善本，往往秘不示人。所以，过去一些著名学者，偶尔在朋友处看到一部宋版书，必在册尾写下跋语，写下“某年月日，某某敬观”，或印上“某某过眼”等，当作一生最大眼福。即使在今天，也很难见到宋元版本，但在丛书中却可看到。如黄丕烈的《士礼居丛书》就收有据宋元旧本刻印的图书，特别是近代印刷术发展，影印图书出现，使学者们看不到的宋元旧刻，在丛书中能见到。如《百衲本二十四史》、《四部丛刊》、《古逸丛书》、《续古逸丛书》等都收录了大量的宋元旧刻的影印本。此外，有些书在多次传抄刻印过程中产生脱漏删节现象，在汇刻丛书时重加校勘，这样的丛书远胜单刻。特别是清代由藏书家、校勘家、版本学家编纂的丛书，不但自己校勘，还延请当时的名家参与校勘，经过名家精校审择的丛书，文献价值更高。
总而言之，我国古籍单行本散佚严重。丛书的巨大作用就是保存并流通了大量稀见难得的古籍和文献。也使古籍中的善本得到广泛流传。丛书大大方便了做学问的人，往往可使他们事半功倍。因为手边有丛书一部，足以省去许多翻检众书之劳。在历史上，丛书对发展古代科学文化曾起过重大的积极作用，有着不可抹煞的功绩。今天，丛书对文化科学研究的推进仍可起到一定作用。正因为如此，这种编印形式长期以来经久不衰，一向和类书、政书一起，共同把我国古代的文化点缀得千娇百媚，使我国灿烂的文化遗产更加瑰丽多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