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派：以张海鹏的《学津讨原》为代表。此书多取明季毛氏汲古阁所辑刻的《津逮秘书》。毛氏刻《津逮秘书》15集，143种，流传150多年，渐渐散佚。张海鹏辑刻《学津讨原》有20集，171种，于津逮旧籍，所收独多。《津逮秘书》所收终于元代，此书由上古以迄明代，所辑皆本原书，无一删节，可谓统古今之盛。此外，又刻《墨海金壶》、《借月山房汇钞》。继张氏一派的为金山钱熙祚。《墨海金壶》、《借月山房汇钞》残版后均归钱熙祚，钱氏取《借月》残书增为20集，137种，更名《指海》，《墨海金壶》则增辑补刊改名《守山阁丛书》。丛书书名与编纂者虽不相同，但其书同出一个版本源流。清代传刻丛书，此一点是应该注意的。
追溯丛书的起源，就要谈到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所说的《六经》，是用一个书名统括群书，包含有丛书的意思。所以，丛书当起源于汉代。东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把《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还有《公羊》、《论语》，刻在石上作为标准本；这就是著名的《熹平石经》。这种石刻，被治中国书史的人认为是书的一种形式；论汇刻群书的形式，当也从此开始。到纸和笔发明以后，书籍就以抄写为主要流通形式，逐渐有丛书出现。根据史书的艺文志记载，始见于齐梁时期，《隋书·艺文志》记录了南齐陆澄的《地理书》和梁代任昉的《地记》；这两部书属于专门性丛书。就写本来说，可算是丛书之祖，可惜的是两书都已失传。
明代刊刻丛书在嘉靖、万历以前，大体上可分两类：一宗《百川学海》；一宗《说郛》。明季震于陶氏之名，或仿陶氏之书，或继左圭之作，重为编辑；如吴永编的《续百川学海》、冯可宾的《广百川学海》，本身就是续编、续刊性质。其他如范钦的《范氏奇书》、高鸣凤的《今献汇言》、王完辑的《百陵学山》等，也都是仿照《百川学海》和《说郛》的体例。万历以后，新的丛书类型出现，即汇集某一历史时期的著述，如程荣的《汉魏丛书》(这是第一部名实具备的丛书)，收书38种，绝大多数是汉魏时人著作；钟人杰、张遂良辑的《唐宋丛书》，按“经翼”、“别史”、“子余”和“载籍”四部共收书103种，其中除20余种为汉、魏、晋、南北朝等各代著作外，其余都是唐、宋人著作。同时，汇刻专门性的丛书，如李栻的《历代小史》、周子义等的《子汇》、陆楫的《古今说海》、朱警的《唐百家诗》、潘是仁的《宋元四十三家集》、毛晋辑《汲古阁合订唐宋元诗五集》等也陆续出现。而专门性丛书中，集部早在万历元年就已有按地区刊刻的丛书，如朱炳如辑、丁一中续辑，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泉州郡丞丁一中刊本的《温陵留墨》，只是规模不大。综合性氏族丛书也已出现，如王永熙辑、万历震泽王氏刊本的《震泽先生别集》；明刊的其他各朝氏族丛书也有多种，如《河南程氏全书》(一名《二程全书》)等。而专科性的氏族丛书，早在正德十三年(公元1518年)即有程敏政辑《唐氏三先生集》出现。而个人丛书，如《欧阳文忠公全集》、《陆放翁全集》等都已刊刻。明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海盐县知县樊维诚编辑的《盐邑志林》，是第一部郡邑丛书，收历代海盐县人的著述，自三国到明共40余种，其中明人著作近3/4。明代丛书至此，可以说是各体具备了。
版本派：鲍氏所刻丛书以罕见为主，不以版刻争奇。而黄丕烈则注重版本，主张仿刻善本为高。黄丕烈为清乾嘉时期著名的藏书家、校勘学家和版本目录学家。他的藏书以既富且精而著称。曾辟“百家一廛〔chan蝉〕”专室贮藏所得宋版书一百余种。而因购得宋刊严州本和景德官本《仪礼》两种，《仪礼》一名《士礼》，因题藏书室名为“士礼居”。据所藏宋元珍本精工仿刻辑为《士礼居丛书》，据说皆用原书影刻，惟妙惟肖，毫厘不差，后人得其书者，几可乱真，可见当时刊刻之精。影响所及，如聊城杨氏海源阁、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影刻书，以及其后的杨守敬、黎庶昌访求日本所藏古籍影刻为《古逸丛书》，都有士礼居一派遗风。
清代丛书值得提出来的有两点：一是很多丛书的编纂者或是藏书家，或是校勘家，或是某一学科的学者，所以他们刊刻的丛书，有以汇集辑佚为主；有以仿刻宋元旧本为主；有以校勘精审为主；因而清代丛书的质量远远超过明代。二是乾嘉以后，丛书发展达到极盛时期，特点是辑佚、举要等各种形式具备，如《汉学堂丛书》、《玉函山房辑佚书》等的编刊，显示了辑佚工作的兴盛。此外，自宋到明的各种丛书所收多是短篇、小品；也就是篇幅短小的著述。但到清代乾隆以后，长篇巨制也被收入丛书，而且有所选择，注意精刻，质量很高。这时期的丛书数量多，种类全，内容也精，不仅普通丛书、地方丛书、族姓丛书、著名学者的个人丛书刊刻的极多，而且专收经、史、子、集中某一部的丛书也猛增，举不胜举。还有一些专辑医学、数学、天文学等自然科学方面的丛书。总之是应有尽有。
总之，《知不足斋丛书》是以罕见和实用为宗旨，注重善本，校刻精审，力革前人丛书之流弊，收书首尾完备，是一部很有特色的综合性丛书。在当时和以后都有很大影响。当时的学者名流都推重此书，几乎视为私刻丛书之泰斗。对其他丛书的产生也有很大影响。续鲍书的有：高承勋的《续知不足斋丛书》、佚名的《仿知不足斋丛书》、鲍廷爵的《后知不足斋丛书》。刻书之风由浙中而传至粤东，在浙中者则有与鲍氏同时的顾修，收鲍氏丛书所未收，仿鲍氏丛书体例，不以时代为限，每刻一书必与鲍氏商榷论定，辑为《读画斋丛书》。李调元则以鲍氏丛书为楷模，编了一部规模较大的丛书《函海》，声称要和《知不足斋丛书》并驾齐驱。继此而后，就是到清代后期，蒋光煦的《别下斋丛书》、《涉闻梓旧》；钱熙祚所辑的《指海》，也都具有鲍氏丛书之遗风。在粤东，有伍崇耀的《粤雅堂丛书》、《岭南遗书》；潘仕诚所编的《海山仙馆丛书》等，也都是仿鲍氏《知不足斋丛书》体例，择辑前贤遗编，板式亦与《知不足斋丛书》相同。而他们都是拥有游资贸易海外的商人。可见乾、嘉间，不仅士大夫好刻丛书，就连富商巨贾，也喜附庸风雅，广事传刻丛书。
清代后期(鸦片战争以后)。这时期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反映到丛书刊刻上，一部分仍沿袭乾嘉学风之余波，以汇刻校勘古籍为重。如潘祖荫的《滂喜斋丛书》、赵之谦的《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陆心源的《十万卷楼丛书》，以及前面提到过的蒋光煦的《别下斋丛书》、钱熙祚的《守山阁丛书》、伍崇耀的《粤雅堂丛书》；还有钱培名的《小万卷楼丛书》、王懿荣的《天壤阁丛书》、江标的《灵鹣阁丛书》等等。另一部分更向专门发展，舆地、金石、目录、词曲等专门性丛书日益丰富。如陈运溶的《麓山精舍丛书》、丁谦的《浙江图书馆丛书》(一名《蓬莱轩地理丛书》)、王蕴香的《域外丛书》、叶德辉的《观古堂书目丛刊》、吴梅的《奢摩他室曲丛第一集》，迄至民国的罗振玉的《楚雨楼丛书》等。嗣后，殷墟、敦煌文物宝库的发现，小说、戏曲的被重视，都为丛书增添了新的内容。
自鸦片战争以后，欧洲传来影印的方法，于是影印之风兴起，而雕版印刷渐趋衰落。同治、光绪年间，同文书局影印《廿一史》、《十三经》等古籍；也曾翻印已刊出过的丛书。到了现代，有三部著名的以收集古籍为主的大型丛书：《四部丛刊》、《四部备要》、《丛书集成初编》。《四部丛刊》是近现代著名的出版家和版本目录学家张元济所辑的一部著名丛书，分为初编、续编、三编，所用底本主要是商务印书馆的藏书楼——涵芬楼所藏的古本、精本，也有借来的善本，共468种。这套丛书的编印目的是搜集影印宋、元、明、清的精刻本、精抄本和手稿本，供考订古籍、整理文献时参考。《丛书集成》是商务印书馆在1935年开始编辑出版的，选定宋、元、明、清四代的丛书100部，原拟分订4000册，计划10批出齐，后来因抗日战争爆发，出书中断。初编已出版的计有3467册，没出的533册。此书集古今丛书之大成，故名叫《丛书集成》。《四部备要》是中华书局编印，收书336种，底本都是清代学者整理过的本子，内容也称精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所印的丛书不止这些，其他书局也有丛书的编印，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辛亥革命以后，风气犹存，所刻丛书值得称道的有徐乃昌的《积学斋丛书》、缪荃孙的《云自在龛〔kan堪〕丛书》、刘世珩的《玉海堂丛书》、张均衡的《适园丛书》、董康的《诵芬室丛刻》、刘承幹的《嘉业堂丛书》等。陶湘的仿宋刻《儒学警悟》、《百川学海》等是志在传古，犹有乾嘉遗风。
目录派：可以鲍廷博所辑刻的《知不足斋丛书》为代表，这是一部影响较大，别有特色的大型古籍丛书。鲍廷博是清代乾嘉时期有名的藏书家。他年轻时科场失意，遂绝意仕途，致力于购求古籍。取《大戴礼记》：“学然后知不足”的意思，名其藏书斋为“知不足斋”。他的搜求古籍不遗余力，每听说有异书，就借来抄，想买的书，就是典当了衣裳来买，也决不吝惜；经过30多年的经营，藏书已很可观，有不少宋元旧刻、旧抄及其他珍本秘笈。当清政府修《四库全书》时，征集天下遗书，他把自藏的600多种善本，献给朝廷。乾隆皇帝赏赐《古今图书集成》一部，并作诗说：“知不足斋奚不足，渴于书籍是贤乎！”加以褒奖。鲍氏不仅苦心搜书，而且精心校书，热心刊书。“凡有善本，无不刊行”，“朝夕雠校，寒暑不辍，数十年如一日”。锲而不舍，至老不衰。从乾隆三十四年(公元1769年)开始刻印《知不足斋丛书》到嘉庆十九年(公元1814年)鲍廷博去世为止出了27集，以后其子继承遗志到道光初年又刻印了三集，前后经历了50多年，总共刻印30集。每集八册，收书共207种，781卷。这是一部以精善而著称的综合性丛书，在清代私刻丛书中占重要地位。其特点是：多收罕见难得的珍本秘笈。由于明清之际战乱频仍，是我国文化典籍遭到破坏比较严重的时期，许多珍贵书籍难以得到。因此，鲍氏乃着意搜访，使之得到保存。而已有刻板，流传很广的书概不收入。鲍氏丛书发挥了丛书辑佚的功能，辑刻了不少久已亡佚而又重新复出的珍贵典籍。例如：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轼的儿子苏过的诗文集《斜川集》，南宋以后流传已很少，清代康熙年间曾下诏求此书而不可得。据王士祯的《香祖笔记》记载：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闻有书商以此书索价二百金有奇，惜未得见之，其存佚今不可知”。为了得到此书，鲍氏曾悬金购求真本，以与三苏文集并行，但也未能如愿。由于士人如此看重此书，以致有些书商竟以假乱真，索取厚利。自元末以来，书商就有将宋刘过的文集改题为《斜川集》，冒充欺世，赝〔yan雁〕本流传，受骗的人不在少数。直到乾隆年间，翁方纲和赵怀玉等人从《永乐大典》、《宋文鉴》等书中抄辑而出，分为六卷，才使沉晦隐伏600多年的珍籍重显于世。鲍廷博闻讯喜极欲狂，亟索校阅，首次刊刻在《知不足斋丛书》第26集中。类似情况，还有不少，一些亡佚罕见之书都被收入这部丛书之中，就不一一细述。同时对流传极少，几将绝迹的书；藏书家有抄本而无刻本的书；流传很久，但旧版已经散失，难以得到的书；也竭力搜求网罗，或重金购买，重新开雕，辑入其丛书之中。他的搜访异书由中国甚至扩大到海外。他曾托友人通过来往商船到日本去寻求佚书，此举也引起日本学者的兴趣，因而他的丛书中也刊刻了一些从日本传来的中国已经亡佚的文化典籍，如《孝经郑注》、《全唐诗逸》等。这同时也引发了一些中日文化交往的动人故事。除此外，鲍氏刻丛书虽以罕见为主，但并不猎奇，而是着重实用。这可能因清初讲求经世致用的学风，对鲍氏丛书有影响。鲍氏丛书经、史、子、集无所不包，主要为经史、考订、地理、算学、金石、诗文集、书画、书目等方面的著作。其中关于历史、地理、科学技术、诗文及其评述的一些著述，尤为引人注目，算学著作尤多。而且鲍氏为了保证丛书质量，刊刻准确，尽可能选用最早最好的版本，以及一些珍贵的抄本；有些书已刊刻在其他丛书中，但校勘不精，错讹太多，鲍氏必用善本重新校刻，辑入丛书。校刻过程中，得到不少名流学者的协助，并对一些校勘家的研究成果，加以充分利用。同时，所辑之书必求首尾完备，序跋，题识务使毕录不遗。这方面比以前刊刻的一些丛书都胜过一筹。而且鲍氏还在大部分书后题有自己的跋语。这些跋语对作者生平、版本源流、校勘优劣、书的内容梗概、特点，都有所简述。
清代是我国古籍丛书发展的黄金时期。除了著名的官修《四库全书》外，各家私刻丛书如雨后春笋，竞相镌印；其数之多，种类之全，超越前代。
但明代刻书自万历以后质量逐渐下降。如胡文焕的《格致丛书》，往往合并卷数、删落标题，擅削原文，或自立标题，此种刻书陋习，当时已成风气。到天启崇祯年间，毛晋刊刻《津逮秘书》，才开始力革这些流弊。毛晋，常熟人，家藏图书八九万册，多宋元佳刻，精本名抄，著称于世。特建汲古阁、目耕楼以庋藏。他传刻古书流布海内，所编《津逮丛书》是汇集了宋元旧帙，据胡震亨所辑《秘册汇说》重为刊成，约140余种。其中所采汉唐著述，首尾完备，无割裂臆改的现象，比《说郛》等书为好。毛氏汲古阁刻书为历代私家刻书最多的，《津逮秘书》之外，还有《十三经》、《十七史》、《宋名家词》、《六十种曲》等。他尤好抄录罕见秘籍，缮写精良，后人称为“毛钞”。
首先谈谈官修丛书。官修丛书开始于康熙年间，曾先后组织编纂刊刻了《御纂七经》、《古香斋袖珍十种》、《御选宋金元明四朝诗》，以及《律历渊源》等。其中《古香斋袖珍十种》为经、史、子、集四部俱全的综合性丛书，而《律历渊源》则为天文学著作的汇编。乾隆时官修丛书，如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武英殿刊行《二十四史》、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敕撰刊刻的《辽金元三史语解》，特别是乾隆三十七年到四十七年(公元1772—1782年)纂修的《四库全书》更为丛书中之巨著，部头之大，前所未有。但只是写本，并未刊刻。而在修《四库全书》时，特别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多种书，大都是宋元著作，用皇家武英殿特制的木活字排版，定名聚珍版，印了一套《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也是很有价值的。
清代前期(包括顺治、康熙、雍正三朝)清初汇刻丛书仍沿明代旧习，至曹溶编《学海类编》，才稍改旧观。《学海类编》收罗丰富，收书441种，卷目分列四部：一经翼、二史参、三子类、四集余。取择较严，要矫正明季刻书的弊端，凡认为荒诞不经，茶酒说部之书，概不收录；且要求完整，不加割裂。但原书仅存稿本，直到道光年间才有刊本。其他如康熙七年(公元1668年)汪士汉辑《秘书二十一种》，据《古今逸史》刊版重编印本，收自先秦至宋古籍21种；王晫、张潮辑的《檀几丛书》，收录明清两朝人著作，分三集，收书157种；张潮又辑刊了《昭代丛书》，收书除明黎遂球的《花底拾遗》一卷(黎有牡丹状元之称，南明时殉国)之外，全都是清朝人著作，分甲、乙两集，每集六帙，共收书90种，分别刊于康熙三十六年(公元1697年)和三十九年(公元1700年)，收书中还有清初西方传教士利类思、安文思、南怀仁合著的《西方要纪》一卷；吴震方辑的《说铃》分前、后、续三集，共收书62种，除西方传教士南怀仁的《坤舆外纪》外，全都是清朝人的著作，其中包括后来遭禁的屈大均的著作《登华记》，前两集刊于康熙四十一年(公元1702年)，续集刊于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此外还有曹寅辑的《楝亭藏书十二种》，内收宋元人著作，于康熙四十五年刊行。这时期的专科性丛书有清著名词家纳兰性德辑《通志堂经解》1800余卷，于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刊行；还有顾炎武的《音学五书》，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刊；以及张士俊辑的《泽存堂五种》等；都是这时期著名的专科性丛书。
清代中期(包括乾隆、嘉庆及道光前期)乾隆以后，刊刻古籍之风蔚然勃起，不仅单纯的辑刻，而还注意爬梳整理，从事抉择校雠，这时期又可分数派来叙述：
唐代发明了雕版印刷术，为丛书的刊刻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流传和搜集的范围也逐渐扩大。刊印群书而题以总名称，首先是后唐明宗长兴三年(公元932年)刻印《九经》，还是属于专门性丛书。到宋代，何去非校《武经七书》也是专门性丛书。看起来专门性丛书的编印要比综合性丛书早得多。
私修丛书和官修丛书相比，则不论种类、卷数都超越后者，且门类齐全；其中更多有因文献价值和刊刻质量精美而享有盛誉的。可分为三个时期来概述。
综合性丛书以现存的传本来说，最早的是俞鼎孙、俞经合编的《儒学警悟》，书成于南宋嘉泰年间。继《儒学警悟》之后，宋代的第二部综合性丛书是《百川学海》，凡10集100种，179卷，所收以唐宋人著作为多，间有晋代及六朝人著述。辽金时期最著名的汇刻书：一是《契丹大藏》；一是《金藏》，就是《赵城藏》；都属于专门性的丛书。综合性丛书没有。到元朝一代，为后世著称的专门性丛书有元杜思敬辑《济生拔萃》。综合性丛书在当时有陶宗仪辑的《说郛》。《说郛》收经、史、诸子、诗话、文论及百氏杂记之书，凡千余种，可惜原书早已不存。原编的种数、卷数，皆不可知，传世的一为明代传抄的100卷本(近人张宗祥搜求旧抄本重校的《说郛》也是100卷，1927年商务印书馆排印本)；一为明陶珽重校的120卷本，清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宛委山堂刻本。都非陶氏原本。
校雠派：这一派认为读书应以实用为主，宋人刻书，也未必尽善尽美，所以书必校雠而后能读，以实事求是为主。这一派代表为卢文弨所编的《抱经堂丛书》。卢文弨，人称抱经先生，乾隆间进士，官至侍读，后乞养归田，终日以读书校书为乐，积20余年。每校一书，必搜罗各种版本，反复考校，手批目验，然后定夺。继卢氏一派有毕沅的《经训堂丛书》、孙星衍的《岱南阁丛书》、《平津阁丛书》等，校雠古籍都极精湛。一脉相传的还有《传经堂丛书》、《拜经堂丛书》、《浮溪精舍丛书》等，都是一时之选。
到明代，丛书的编纂、刊刻发展到兴盛时期，除了普通丛书，还有氏族丛书、个人自著丛书、地方丛书和各种专科丛书等。明代藏书家无不喜刻丛书，自左氏《百川学海》流行而后，明代屡经传刻，刊刻丛书之风接踵而起。刊刻精良的，首推弘治十四年(公元1501年)无锡华珵仿宋刊的《百川学海》，刊刻之精，竟有以之冒充宋刻的。次为专门性丛书，长洲顾元庆的《阳山顾氏文房小说四十种》，自正德十二年(公元1517年)到嘉靖十一年(公元1532年)，经16年时间才刻成；收书自汉至宋著作40种，多据宋本翻雕。清黄丕烈得到这部丛书中的《开元天宝遗事》特写跋语，视为罕秘，珍贵可知。袁褧(即絅)辑《金声玉振集》，也是综合性丛书，收书55种；其中54种都是明人著作，只有一种是元察罕的《帝王纪年纂要》，但也经过明人黄谏订正；此书刊刻也很精良。还有《纪录汇编》，明沈节甫辑，收书一百多种，216卷，收自朱元璋的御制皇陵碑起，全都是明人著作。综合性丛书中还有《古今逸史》，明吴琯辑，设“逸志”、“逸记”两门，共收书55种；陈继儒的《宝颜堂秘笈》，分正集、续集、广集、普集、汇集、秘集，共收书229种。这些都是著名的丛书，有的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无论是内容和刊刻都很精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