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杜佑的《通典》、宋代郑樵的《通志》和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是三部最早的政书；三书都以贯通古今为主旨，又都以“通”字为书名，故被后人总称为“三通”。在古代，这三部书是读书人的必读书，说是“士不读三通，是为不通”。三部书中，《通典》和《文献通考》的体例相同，《通志》虽然稍有不同之处，但其中有“二十略”与前面两书内容相近，所以，习惯上总是合称为“三通”。
《清朝续文献通考》，400卷，刘锦藻编。编者是浙江吴兴人。吴兴刘氏是浙江有名的藏书家之一，刘氏嘉业堂原来藏书就很多，后来缪荃孙的艺风堂藏书，又为刘锦藻购去，所以他能够以私人力量，著成这部巨著，这与他的丰富藏书不无关系。
顺便提及：清政府为编“清三通”曾调阅了大量的资料，仅书中载明的就不下数百种，以《清文献通考》为例，材料多取自当代档案、实录、会典和国史馆资料，还有玉牒、起居注、《大清一统志》、各种地方志、《圣训》、《大清律例》等等，内容相当充实。
《续通志》、《清通志》：《续通志》640卷，是郑樵《通志》的续编，也是乾隆三十二年官修。其中“二十略”的内容有所增补，时间则上续《通志》，自五代开始至明末为止；纪传部分从唐代开始到元末为止。《清通志》，126卷，也是同年官修，内容只有“二十略”，没有纪传、年谱。“二十略”中与《清通典》有许多重复之处。
另一方面，出身于关中大族的杜佑，受到六朝、隋唐时期重礼的社会风气熏陶，因而《通典》一书中，“礼典”居其半，为百卷；百卷礼典中，前65卷阐述了历代有关吉、嘉、宾、军、凶五礼的情况，后35卷是摘抄《大唐开元礼》而成。从唐代以礼设科取士，可以概见礼为当时之所重。通观“礼典”，可以了解六朝、隋唐时期的风俗和社会习尚。
政书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通古今”的，即所谓“三通”、“九通”、“十通”；另一类是断代的，即所谓“会要”和“会典”。记载一代典章制度的发展变化的是“会要”，记载一代行政机构职责及章程法令的是“会典”。
总之，《通考》的编述年代比《通典》长，取材范围也比《通典》广，包括了南宋嘉定末年(公元1224年)以前历代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各方面的沿革材料；在详实而又可靠的材料基础上，系统地叙述了自古至宋代的典章制度的历史；价值很高。《通典》中最可贵的资料是唐代的，而《通考》的资料以唐中叶至宋朝的为最佳，各有侧重。特别要提到的是，马端临对各种制度的沿革和历史现象所做的按语，能够贯串古今进行归纳，从而得到比较概括的结论，使读者可以有一个清晰的印象，这也就是明清以来史学家对《通考》评价比较高的缘故吧。
乾隆时既修“续三通”，何必又另修“清三通”呢？据说是因为清朝和它以前各朝的“尊号”等，在书写格式上，体例难于划一，前朝之事可以平书，清代则必须跳行出格，势难划一，不如另自为书，于是把清开国后的典制部分另编。
《通志》，200卷，南宋郑樵撰；时间上起三皇，下迄隋代(礼、乐、职官、选举、刑法、食货诸略引而至唐)，是综合历史史料而成的通史。
《通典》向来被评价较高，《四库全书提要》说：《通典》“博取五经群史及汉魏六朝人文集奏疏之有裨得失者，每事以类相从，凡历代沿革，悉为记载，详而不繁，简而有要，元元本本，皆为有用之实学，非徒资记注者可比，考唐以前之掌故者，兹编其渊海矣。”这个评价是中肯的。
马端临的父亲马廷鸾在宋末任右丞相兼枢密使，因和奸相贾似道不合，辞官而去。马廷鸾是个博学之人，宋理宗时曾任史馆校勘、国史院编修官和实录院检讨官等史官，著作甚丰。马端临的史学工作，在资料搜集和对史事的见解上都受马廷鸾不少影响。这样一个家庭环境，为马端临著《通考》提供了有利条件，《通考》里不少地方引“先公曰”，都是绍述马廷鸾的意见。
《通典》200卷，唐杜佑撰，是一部记述古代经济、政治制度沿革的史书。上起传说的唐、虞，下迄唐天宝末年；食货等部分间又述及唐肃宗、代宗、德宗时期的情况。旧目录学以《通典》列政书之首。
马端临认为历史有继承也有发展变化，所以著史应有“会通，因仍之道”。马端临的《通考》就是贯彻自己的历史观点，继杜佑的《通典》而作的一部历史巨著。
《文献通考》(以下简称《通考》)，348卷，元马端临编著，记载上古到宋宁宗时的典章制度。
但正如《四库提要》所说：此书资料丰富，且多有精辟的议论，虽然有缺点，但瑕不掩瑜，“究非游谈无根者可及，至今资为考镜，与杜佑、马端临书并称三通，亦有以焉”。
《通典》取材广泛：唐以前主要是把各史的“志”系统起来；魏晋以后的文集和其他资料，也被充分利用；唐朝的材料，则取自实录、国史，及政府档案等，内容翔实。此书最重要的一点是“通”，是从古到今的“通”。
《通考》的体例是：每门有小序，合载于卷首。每门之下又分若干子目(类)，每一门下的内容也按时间先后排列。它不限于排比材料，而且有叙述、有考证、也有论断。对研究宋代历史来说，“叙事”部分，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因为它主要根据的是现已失传的宋代国史和现已残缺的“会要”。“论事”部分，引用的宋人议论和著作有些现在已经失传了，即使现存的，也可做为校勘材料。马端临自己的“考”，有许多精辟见解，也包含不少重要史料。
《通典》的门类篇目安排次序和以往的正史诸志不同；自汉代以来，史家通常以礼、乐、天文之类置于志首，而《通典》则不载天文、五行等与政治、经济没有直接关系的事，却特别把“食货门”(经济)列为第一；这是前史从来没有的。他在书序中提出教化之本，在于足衣食，这是杜佑的朴素唯物主义的看法。可能杜佑是个重视人民经济生活的官吏，且屡绾国家财赋，体验到社会经济对政治、文化的重要作用；在社会经济中，又注意到农业生产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因此，“食货门”中，先述田制，次谈社会组织、赋税制度、户口盛衰、货币流通和各种杂税。在“食货门”12卷中，涉及到了生产和流通的整个过程。杜佑不仅系统记述，而且发表自己的意见，他是颇有见地的。
上述六部书都是仿“三通”的体例而作。《清文献通考》在“清三通”中是成书最早的，如上所述，内容相当充实。后来修的《清通典》、《清通志》的材料就是转抄自《清文献通考》的。因此，“清三通”虽然体例详略有所不同，但材料相同，不少篇目又相近似，所以雷同、牴牾之处，在所不免。不过，尽管如此，它们还是各有所长。
《通典》共分：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等九门；每一门类下又分若干子目；每门前有总序；后面许多地方有论；发表了不少精辟见解。
这里的“略”，是大纲、概略的意思。它的性质与正史里的“志”类似，专记典章制度的沿革，还包括文化艺术的发展情况。“二十略”包括：氏族、六书、七音、天文、地理、都邑、礼、谥、器服、乐、职官、选举、刑法、食货、艺文、校雠、图谱、金石、灾祥、昆虫草木各略。其中的氏族、六书、七音、都邑、昆虫草木五个门类是以前正史里所没有的。如“氏族略”区分姓氏由来得32类；“都邑略”除载帝王都城(止于隋)外，又有四夷都，涉及今少数民族地区部族与中国周围国家，远至于大秦、大食、天竺；都有特点及可取之处。又如六书、七音、艺文、校雠、图谱、金石、昆虫草木各略，都属于研究学术和有关文化史方面的材料；其中“艺文略”，区分图书为12类，156小类，284细目，这种分析综合的形式是以前所没有的；“六书略”、“七音略”，能启示后来研究文字学的门径；“校雠略”，论整理和著录图书的方法，指出不仅要著录有者，更应著录无者，以便明其流变；“图谱略”，指出图表的重要性，及其与书籍的相互作用；“金石略”，著录历代的钟鼎碑刻，说明直接史料的珍贵；“灾祥略”，驳斥五行灾异之说，称之为欺天欺人的妖妄之学等等。说明郑樵当时能注意到这些方面，且还有不少独到的见解，这是应予肯定的。“二十略”，内容丰富，发凡起例颇有见地。但门类太广，一人之力毕竟有限，显得不够充实，如“食货略”，仅有二卷，简略过甚，而且时间上起自上古，止于隋代(少量门类到唐代)，致使全书显得有头无尾，厚古薄今，并不完备。《通志》不如《通典》，还与作者的经历有关；杜佑长期作官，又留心当时的政治制度及措施，有实际的生活体验，所以能指陈利弊；而郑樵毕竟是一位穷儒，原先长住夹漈山中，虽曾游览名山大川，访奇搜古，后又出仕至枢密院编修，但他没有充分条件来研究典章制度，因而对论说前代典章制度，只是凭其研究心得，未能尽善，是有局限性的。
第二部分是“二十略”，52卷，历史时间是自传说时代到唐及北宋，这是郑樵一生精力所在，亦为《通志》的精华。
“三通”之外，在清乾隆年间，设立续文献通考馆，又改称三通馆，集中力量编出了六部政书，就是《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清通典》、《清通志》、《清文献通考》。这六部书加上“三通”，即所谓“九通”。下面简单介绍一下这六部书。
前面所说的“九通”，再加上《清朝续文献通考》，就是“十通”。
郑樵是历史上一位学识渊博的史学家，年轻时于夹漈〔jì际〕山下苦读30年，一生好学，“欲读古人之书，欲通百家之学”。他曾说：“三十年著书，十年搜访图书”，“山林三十年，著书千卷”，所以《通志》的全部编著时间，至少是30年，也可说是费了他一生精力才著成的。
《续通典》、《清通典》：《续通典》150卷，乾隆三十二年(公元1767年)官修，是杜佑《通典》的续编。内容记载了自唐肃宗至德元年(公元756年)至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将近900年间有关政治、经济方面的典章制度，其中以明代的史料最为详细。《清通典》，100卷，与前书同年官修，是通纪清朝典章制度的汇编，自清初至乾隆中叶止。体例依杜佑《通典》，其中细目，因古今沿革不同，稍有变通。
《通典》是我国的第一部政书，是了解唐代天宝以前典章制度的重要工具书。它成书在《唐会要》和《旧唐书》之前，讲唐代历史自然是第一等的史料。此外，由于这部书所引用的史书都是卷子本，不少已经散失，所以它又往往为史料辑佚和校勘工作提供了珍贵的来源和依据。如著名学者王国维就曾从中辑出了杜环的《经行记》(原书久佚)，使后人得以知道这位曾经游历过西亚、北非的旅行家富于传奇色彩的经历。
其实，《史记》里的“八书”——《礼书》、《乐书》、《律书》、《历书》、《天官书》、《封禅书》、《河渠书》、《平准书》是正史中记载典章制度最早的著作。《汉书》以后，大多称之为“志”，乃是一部史书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历代正史中的“志”，如食货志、刑法志、礼乐志、艺文志、律历志、郊祀志、天文志、地理志等等，都具有政书的性质；但其材料分散。要想了解某一种制度的沿革或了解正史以外的材料，就需要查阅一些专门的政书了。
要想查阅“十通”里的资料，就用得上《十通索引》了。这部索引是汇印精装本“十通”的附册。它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篇目、主题四角号码检字索引，是将“十通”里所记载的制度、名物、篇章节目，凡成一词或可定为条目的，都按其首字的四角号码顺序排列出来，注明所属书名，所见的页数和栏目。第二部分是分类索引，其中又分三编：通典部、通志部、通考部。书的后面附有笔画检字表，可以在这个表里查出单字的四角号码和该字在第一种索引里的页数。根据索引，就可以很方便地查得“十通”里记载的历代的典章制度了。
商务印书馆在1935—1937年把“十通”汇印成精装本，连索引一共21册，这是目前通用的版本。
人们通常把我国古代社会的制度和法令称做“典章制度”，它包括土地、田赋、贡税、职官、礼俗、乐律、兵刑、科举等制度，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记载典章制度的书，就是政书。这个名称是在清代修《四库全书》时才开始使用的。政书专门记载典章制度的沿革变化和各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制度的演变和发展，具有资料汇编的性质，因而也成为一种工具书。它近似一种专门性类书，所以，在介绍过类书之后，让我们再简单谈谈政书。
“三通”和“续三通”都是“通古今”的政书，“清三通”则专述清一代的典章制度，应属于断代，但习惯上都合称为“九通”。
这24个门类，包括了封建社会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许多领域。《通考》虽说是从上古论述至宋末，但有关宋代的内容，约占全书一半以上，是全书的主干。
根据自序，这部书是自光绪甲午年(公元1894年)开始到1921年，费了28年的工夫编成。初稿320卷，上起乾隆五十一年(公元1786年)，下至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辛亥革命后，更续纂至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清室逊位，初稿的疏漏部分亦多增补，写成定本400卷。其体例，除依照《清文献通考》所有的26门外，增加“外交”、“邮传”、“实业”、“宪政”四门，以适应道光、咸丰以后的新形势，共为30门。所属230余子目，亦有所更动，如国用考增“银行”、“海运”诸目；学校考增“书院”、“图书”、“学堂”诸目；兵考增“陆军”、“海军”、“船政”等等。全书叙述了由乾隆五十一年起，至宣统三年清朝灭亡为止的典章制度。
马端临在宋朝灭亡时，年23岁，大约在30岁前后开始编写《通考》，经过20多年，在元成宗大德十一年(公元1307年)成书，这时他54岁。到元英宗至治二年(公元1322年)，饶州路以《通考》付印时，他还健在，已经是69岁了。此书自序说：“引古经史谓之文，参以臣僚奏疏诸儒议论谓之献”，故名《文献通考》。
《通典》的体例是以事类为中心，分门别类地叙述历代重要的制度沿革和史实发展，以及有关的议论等，其中所记唐事更为详尽可贵。
在杜佑之前，刘知几(《史通》的作者)的儿子刘秩博采经史百家书，取《周礼》六官的法制撰写了《政典》，35卷，很受当时人称赏。但是杜佑认为不够详备，于是他扩充体例，加入了《开元礼》、《乐书》，成书200卷，自己命名为《通典》。这部在《政典》基础上充实内容而成的《通典》，是我国现存有关典章制度最早而又有很大价值的综合性文献。
杜佑在唐玄宗至宪宗六个朝代，长期作官，出将入相，史载他虽位及将相，但手不释卷，往往灯下读书，孜孜不怠。代宗大历年间(公元766—779年)，杜佑任淮南节度使时，已着手编写《通典》；过了30多年，至德宗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全书方才编成，可见功力之深。
郑樵主张通史，反对断代。他著作宏富，《通志》一书为其代表作。《通志》的体例与《通典》有所不同。《通典》著录的内容只是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典章制度，不收人物传记。《通志》则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纪、传、谱(表)、略(志)俱全的通史；而内容所叙述的历史时间，却又不大一致：本纪自三皇五帝到隋，《后妃传》自汉到隋，列传自周到隋，这一部分体例一本旧史，只是古今打通，包括各朝而已；实无多少参考价值。
《通考》编纂方法上与《通典》相同，基本上依据《通典》体例；共分24个门类：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社、宗庙、王礼、乐、兵、刑、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舆地、四裔。据作者在自序中说，前17门和末二门虽和《通典》的类目名称不同，有是析出，有的改称，但都是仿效《通典》的成规，主要是增补唐天宝以前的材料，天宝以后至宋嘉定末年则进行续编；只有经籍(图书目录)、帝系、封建、象纬、物异五个门类是新立的，《通典》里没有。“经籍考”采录了历代著作书目；“帝系考”叙历代帝王姓氏出处及其统治时期；“封建考”叙历代封爵建国事略；“象纬考”叙天象；“物异考”叙各项事物灾异。
《续文献通考》、《清文献通考》：《续文献通考》，250卷。本来明王圻曾著《续文献通考》254卷，作者搜集史乘和名家文集以及当时存留的“往牒及奏疏”，据事节录，编次而成。是续马氏《文献通考》的，自宋嘉定起，止于明万历，且较《文献通考》多节义、书院、氏族、六书、道统、方外等六门。但到清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时，认为其中有碍清朝统治的记载，被列为禁书，不准流传。而且，清乾隆时，以马端临《文献通考》止于南宋嘉定以前，而王圻《续文献通考》体例糅杂，且终于明万历年间，因而于乾隆十二年(公元1747年)敕命设立续文献通考馆，命张廷玉等为总裁、齐召南为纂修，修成《续文献通考》，250卷。门类以马氏《文献通考》原目为基础，而于“郊社考”分出“群祀考”一门；“宗庙考”中分出“群庙考”一门，共26门。内容记载宋、辽、金、元、明五朝400多年间(自南宋宁宗以后至明崇祯以前)的典章制度，内容丰富。实际上，此书取材多根据王圻的《续文献通考》而加以删减改编。王圻《续文献通考》第一次把嘉定后事迹典故汇为一编，并以记载明代事最详。王圻以当时人记当时事，真实具体，何况他的记载下限，与清《续文献通考》只差40余年，所以清《续文献通考》其实是抄袭了王圻的《续文献通考》，再引证各代正史、说部、杂编，以及文集、史评等重加考订成书，因而它在“续三通”中是最好的一种。《清文献通考》，300卷，同年官修。分类与《续文献通考》同，内容略有增减。如田赋考增“八旗田制”，户口考增“八旗壮丁”，学校考增“八旗官学”，封建考增“蒙古王公”等，都是前代所无而清代所特有；删去的子目如：选举考删去“童子科”，兵考删去“车战”等，则是因为这些都是前代所有而清代所无者。全书叙述自清代开国到乾隆年间的事迹，是记清代前中期行政制度和社会经济制度的资料汇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