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7年，办签证还是件非常麻烦的事，也费了不少周折。而我此刻的精力更多地要用在上海举办的全运会比赛上。全运会一结束我就要远渡重洋，妈妈放心不下我，独自来到上海看我，我们母女俩见缝插针地见了一面。妈妈送我到机场就忍不住哭了，一面是舍不得我小小年纪就要远渡重洋，在异国他乡生活，连个伴都没有；另一面也是思念离世不久的父亲，但又不能明说，只能以眼泪来抒发心中的郁结。
很遗憾的是我完成了爸爸的心愿时，爸爸已经看不到了，有时我会想象如果爸爸还在，他会是什么样的表情，会不会抱着他女儿开心地笑着，应该会为他女儿而感到骄傲吧？从爸爸离开我后，“爸爸”这个词我会尽量避免提及，甚至连想都不敢想。这是我藏在内心深处、不能触碰的重要秘密，希望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保护它不会受到伤害。有时候我也忍不住会想：如果爸爸没有那么早离开我，我是不是就会是另一个样子？可以任意地在爸爸面前撒娇，可以偶尔任性，不用假装坚强，不用小小年纪背负家庭的责任而生活，应该会跟现在完全不一样吧。
女孩受委屈时多少会哭一哭，余教练最看不得别人哭，“哭什么？还好意思哭？”可如果你不哭了，她又会说：“你到底有没有脑子，这么说你都没感觉。”刚开始被这样说，心里相当难受和委屈，甚至会影响练习的情绪。后来她再说这些话时，已经伤害不了我了。我已经麻木了，习惯了。
耐克公司联系的网球学校在得克萨斯，上海只有直飞洛杉矶的班机，我要在洛杉矶转机一次才能到达目的地。当时我办的是学生签证，需要有一张I-20表才能过关，但是监护人在我出国之前忘记给我这张表，入关的时候海关的工作人员如临大敌，反复盘问我这张表的去向，那个时候我一句英文不会讲，大家只好大眼瞪小眼地僵持着。最后他们找到一个懂中文的翻译来问我，我告诉他我没有见到过这张表，他们不信，说这不可能。又问我来美国是准备去哪里，待多长时间，我就告诉他们我要去的那家网校的名字，然后，他们还打开我的两包行李细细检查。
我的感觉就是自己怎么做都不对。那时我和李婷都是余教练带，李婷比我大一些，那时候我们还是在沙土地上打球，她给我们喂球，我和李婷一起打。如果我们谁有一个正拍的球失误了，她就会大发雷霆，巴拉巴拉说一大堆。如果我们连续失误，她会不耐烦地一把把我们推下去，劈头盖脸地一通“滚滚滚”！
这番交涉的结果，是他们把我关到一间小黑屋里，自己去联系我要去的网校。
我不知道他们把我锁在小黑屋里是什么意思，只知道自己将要乘坐的班机马上就要起飞了。我吓坏了，我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房间里没有灯，我一个人在黑暗中手足无措地坐着，还掉了几滴眼泪。之前打青少年赛也出过几次国，但那都是在有领队和翻译陪同的情况下，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进入省队后不久，我就为自己争取到了一次出国交流的机会——那时省队通知我去北京参加青少年集训，来自全国各地的被认为有发展前途的网球少年都聚集于此。这是国家网球中心举办的活动，耐克中国公司担任赞助商，经过一番精挑细选，一共有六男六女十二名运动员被选送进入耐克训练营。
只是余教练脾气太火暴，印象里她从来没有轻言细语地说过话。我们犯了什么错误，她说一遍我没改，她立马就爆炸了。我们一起训练的队员，从来没有比如“今天起床感觉天气很好或者很高兴”这种感觉，每天一起床就想“马上又要训练了，又要挨骂了”，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犯错，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教练会突然罚你跑步。所有队员都惶惶不可终日——我们不知道惩罚什么时候会来，我们只知道它一定会来的。
最终的优胜者获得去美国网校学习10个月的机会，我非常幸运地赢得了这个机会。
这不是说余教练人不好，她是一个非常敬业的教练、非常刚正的人。她是1957年出生的，丈夫英年早逝，留下她独自抚养刚刚两岁的孩子。现在想来，一个年轻女人带着孩子，还得肩负沉重的工作超负荷运转，也挺不容易的。每次她带我们出去打比赛，就得让孩子的舅舅过来带孩子。从集训队到专业队，那么多队员里选一个。我的家庭环境几乎是队里最差的，还是选了我。有的时候，她还要自己出钱带我们打比赛。这些都说明她的人品是刚正、无私的。
父亲去世以后，妈妈比年少的我更六神无主。爸爸生病欠下的债没有着落，操办丧事又要花钱，妈妈拿不准怎么办好，索性凡事都和我商量。
从我1991年进湖北省的集训队起，带我的教练就是余丽桥，她一直带我到2002年我第一次退役的时候。她是湖北队教练，后来进国家队也是她一直在带。这9年时间里，我与她一起相处时间最长，受她的影响也最多。
那一年我15岁。
我的行李非常简单，除了必需的生活用品就是耐克赞助的运动服。
进省队的日子没我开始想象的那么快活。
小孩肯定会有逆反心理。我每次听到这样的话，心里就会想，你教猪都能教会，那你就教一个给我看看啊。
小时候，我对钱完全没有概念，需要换拍子、换鞋子的时候，就和爸妈开口要。稍大一点开始打比赛，队里发了奖金也全交给爸妈处理。真正开始意识到钱的重要，是从爸爸去世才开始的。为了还清给爸爸治病欠下的债，妈妈把房子租了出去，自己搬回武昌娘家住。有一次她踌躇再三，犹犹豫豫着问我打全运会的奖金什么时候发，她一个人的工资不够还债。
我非常希望自己能多打几场比赛。我多打一场比赛，奖金就多一点，就能早一点把家里的债还清。
在“出成绩”的诱惑下，一切高压手段都是被默许的。
后来有人说我“内心强大”。我不由得苦笑：任何人在这样的教育下成长起来都会内心强大，不是吗？
成年后我知道这不是教练个人的问题。中国自古有“严师出高徒”的说法，教练对弟子们都是非常严厉的。在如此压抑的环境里长大的弟子们后来退役当了教练，会不自觉甚至变本加厉地压制自己的弟子。这多少有点“多年媳妇儿熬成婆”的意味。也是因为他们根本不会别的教育方式。这一代教练是这么压他们的，等他们大了当教练后就也那样压下面的新队员，就这样一代一代地压制下去，所有队员都是在超强压的训练方式下成长的。这非常不人性，但……很见效。
我忽然觉得自己很强大，强大到可以撑起这个家，可以保护妈妈。
我在跟余教练的9年当中，几乎没有得到过表扬，甚至没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想法。所以直到现在，我从来没有一次觉得自己是聪明的，一直觉得自己是那种傻傻的，可能当时的影响太深了。
余教练是位相当敬业的好教练，但是脾气火暴、风格强硬。她以对球员要求高、纪律严而闻名。如果一件事情她说了两三次以后你还改正不了，她就会很急地冲着你说“教猪都教会了，你怎么这么笨还没学会”，有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
大约在小黑屋里待了20分钟，海关的人把我放出来了，他们联系到了网校的人，告诉我说你可以走了，但是你得在两个月内让学校的人帮你去移民局补办这张表。
1997年，我在青岛的全国网球联赛总决赛中，拿到了自己人生中第一个全国冠军，成为年龄最小的成人组全国单打冠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