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飞之后，我的训练费用、机票、团队开支都是我自己负担的，除此之外，我仍然按固定比例向国家缴纳收入。这是我心甘情愿去做的，我希望我们国家的网球事业越办越好，希望有更多年轻、有潜力的新人能够走向国际，能让大家知道东方人也可以拥有一流的体质和水平。我觉得在为国家付出这件事上，付诸行动比喊喊口号更有意义。
可是有些事我忍不了，你让我吃苦可以，受累可以，但是不能哄我、骗我。如果哄我、骗我，我索性就把一些确定不了真假的消息直接屏蔽了。
对这些条款，我全盘接受。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的训练和生活，将我们真正送上了职业化的舞台。说得夸张一点，这就是中国网球史上的“包产到户”。此前，我们一直是吃“大锅饭”，大锅饭可以引导新人成长，可以保证年轻人得到更多的锻炼机会，但是要帮助那些比较成熟的队员进入到更高级别的领域，“大锅饭”的体制就显得有点有心无力了。这种情况下，灵活的商业机制就显出了优越性，“国营”体制做不到或者不屑去做的事情，“私营”模式可以很好地解决。
当时我们国家网球队的成绩也不像现在这么好，大家众口一词地表示：改革是错误的。如果不是孙主任力排众议坚持体制改革的话，我们这一茬运动员可能最终也就和前辈一样悄无声息地沉寂了。
这当然是玩笑话，我已经26岁，“从头再来”这种话只是说说而已。
但长期这么相处下去，其实挺没意思的，我也难受，领导也难受。
尽管如此，我还是非常坚定地准备走上这条职业化的道路。真正的职业网球是球员自行组成团队，自己做自己的主人。以前我打比赛，投入的是体力，现在还要投入财力。财力和体力两方面的投资才有现在的回报。
打了十几年网球，却从来没有体会过真正的职业网球，这是我当时人生中最大的遗憾。那时远没想到自己能拿大满贯冠军，就像隔着窗户纸往外看，只知道外面有星星、月亮，具体的样子却是雾里看花，无从捉摸。
还是单飞吧，单飞就是双赢，大家都痛快。
国家培养了你，对你拥有管理权，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国家的网球项目还是相对比较公平的——不同于有些其他项目存在一个限制人数的问题，网球选手只要能够获得参赛资格，队上都会让你去国外参赛——只要不影响队内的比赛计划、训练计划就可以。在国家队，队员的吃、住、训练、比赛都是统一管理的。
单飞，意味着运动员有更多的自主权，可以自己挑选适合的比赛参加，挣奖金，请教练，安排训练。同时，单飞也意味着压力增大，如果成绩不好，奖金少，就无法请到好教练，训练水平就不会高，最终就会被淘汰。它不仅意味着机遇，更意味着挑战和压力。我和姜山还开玩笑，让他做最坏的打算，弄不好，我可会把我俩原来的积蓄全部用完，一无所有呢。他说，那我们就从零开始，再来一次。
其实我跟国家队的关系也不算紧张，我们并没有多大的矛盾，某种层次上，我们其实还是共同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2008年9月奥运会过后，中国网协宣布我、郑洁、彭帅、晏紫四位球员可以选择单飞。
2004年到2008年，正好是一个奥运周期。2008年奥运会开始的时候，我被伤病困扰了很久，成绩不见起色，渐渐萌生了去意，便和国家队的相关人员谈了谈自己的想法：如果不能自己自主参赛，去做一个真正的职业球员的话，就退役算了，这样我还可以继续未完成的学业；如果可以自己打，我就继续打下去。2008年我已经26岁，作为一个职业运动员，这个年龄就差不多了，这种环境、这样的方式我也受够了。我想体会一下真正的职业网球是什么样子——像国外同行那样自己请教练，自己有选择参加比赛的自由，能够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和技术水平配备自己的团队，能让自己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这才是职业网球。
等到签了单飞的协议，我感到自己迎来了一个全新的开始，从此，我可以去试着融入职业网球的圈子了。
直到2011年拿到法网冠军后，这个一直存在争议的“改革”才得到更多的支持。
这个消息是我期盼已久的，“改制”在中国网球运动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举措。我不知道孙主任用什么方法说服体育总局让网球可以改革，我们可以单飞。一听到这个消息，我简直欣喜若狂，立刻就去签协议了。这份协议规定，从2009年开始，运动员个人可以享有如下政策：教练自主、奖金自主、参赛自主，收入归运动员及其团队所有，须将商业开发收益的8%和比赛奖金的12%上缴国家。协议还规定，当运动员自身的参赛、训练计划和奥运会、联合会杯等比赛发生冲突时，需要服从网协安排，并且肩负为所属省区市参加全运会等比赛的责任。
当时刚提出改革方案时，体育总局方面的阻力很大。孙晋芳主任解释说，网球是一个很特殊的项目。总局方面的回应是：哪儿特殊？如果是个人项目的话，乒乓球、羽毛球都是个人项目。
这种事次数多了，自己慢慢会领悟。时间长了，我也习惯了，也麻木了。
当我留在国家队的时候，所有的费用都是由国家负担的，我只需要投入体力就行，因此那时的负担比现在小得多。说实话，如果当时我能自主参赛，再有个小型的服务团队留在我身边，我会更愿意留在国家队，因为这样个人的负担和压力就不会那么大，承担的风险也小得多。
现在自己做自己的主，担自己的风险，打自己的成绩，我觉得自己虽然比以前累了，但精神上比以前轻松了。现在挺好的，最起码不会为一些原本不该属于体育范畴之内的事分心。
单从经济上看，“单飞”意味着所有的费用都要自己出，还要将赚回来的钱上交给国家百分之十几。一般人是不可能支撑下去的。那时我一年的奖金只有七八十万美金，但一个团队一年的开销至少要700万人民币，这显然是入不敷出的，一年要赔200多万。但当时我顾不上这些了，在打了这么多年网球之后，我非常渴望体验一下真正的职业球员的生活。
我特别感谢孙晋芳主任，我知道她一定为此做了很大的努力，才让网球中心底下的女子网球队有这么大的突破性举措。
我一直都希望能通过单飞的形式得到更专业的训练。早在2004年我复出的时候就有过这个想法。刚复出的时候成绩很好，国家队想要我2005年归队，但当时我还在华中科技大学念书，就向队里提出可不可以自己做，不进国家队，因为这样我还可以继续上学读书。当时我说的“自己做”，其实也只是把编制留在湖北省队，并不等同于后来的“单飞”，只是不想去国家队那么麻烦。这个要求没有得到批准，鉴于当时国家的体制，留在哪里不是个人可以轻易说了算的，最后我还是进入了国家队。
我已经26岁，对职业网球选手来说，这完全是一个可以随时退役的年龄了。我每一天都感到时间的紧迫，那种“时不我待”的感觉，分分秒秒压在我心上。单飞的队员拥有了更多的赛事选择权，不再一刀切地随国家队比赛，也就是说，以后我可以专心冲击四大公开赛了，这也是促成我单飞的重大动力。
其实，运动本身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网球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一个已经高度职业化的全球主流项目，是小球中的大球，所以就有了改革的可能性。
但是有些事情有些时候没有得到及时的沟通，以讹传讹，已经离最初的原意有一些偏差了。等到队里的指示再一层一层反馈回来，最后到我这儿，也偏离了本意变得面目全非。有时实在匪夷所思，我只好去当面申诉，弄得队里也很吃惊：我听说的怎么不是这样呢？
我也不太愿意去解释。我觉得，你如果认为这是杯子，我再怎么告诉你这是碗，你也不会相信，因为你已经有自己的想法了。好吧，你说杯子，那就是杯子。
姜山告诉我，有些气要受，有些事得忍。
单飞后我发现语言关是我面临的另一个考验。我身边的工作人员大部分是外国人，教练、体能教练是外国人，在国外面对的记者也大多是外国人，他们都讲英语，我不会英语就没法跟他们交流。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的英语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很多网友关心我的英语是怎么学的，其实我是环境逼的。如果问我学英语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一定会说要“脸皮厚”，要敢说，要敢于尝试。你不要担心你的语法呀、时态呀、发音呀什么的对不对，即使不对，老外也听得懂。你也不要担心老外会嘲笑你。如果有老外跟你说中文，你是不是也会对人家有点敬佩，不会笑他“怪腔怪调”呢？同理，大部分的老外还是很友好的，他们见你说英语，不仅不会笑话你，还会教教你。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要张开嘴，敢于尝试。我的英语也不是很好，但是跟老外沟通、交流都没问题，对于我来说，这就够了。
说实话，我的性格太直了，一些场面上的事情，我不会做，也不善于做，因此显得不合群，也让领导很难受，所以在国家队，我不算是很受喜欢的运动员，至少自我感觉是这样的。他们可能会想，羊群里怎么忽然就跑出一只骆驼来了？当然不会有人公开这么说，但那种微妙的距离感无处不在，没有赛事的时候，我基本没什么存在感，人家看我的眼神像是在看一扇玻璃门，穿过我的身体直达远方。当某项重大赛事到来之时，我忽然又炙手可热了。大家排着队亲切关怀，这给我关怀的啊……躲没地方躲，藏没地方藏的——躲球场打球都不行，人家照样能找到你。
单飞后我遇到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签证。因为网球运动员每年要全球飞来飞去地打比赛，去到任何一个国家都要签证，按照正常的签证周期根本来不及，还好有国家网球管理中心非常积极地帮我们解决签证的问题。
在单飞之前，我们不需要有任何财政上的支出，当然收入比例相对也少了很多，约占赛事奖金的25%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