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保持着相对优秀的战绩时，我可以控制自己去跟这些负面的情绪对抗，但这次失利让我陷入了对自己深深的失望中。日积月累的负面情绪在此刻完全爆发出来了。在多哈的巡回赛结束后，我忽然觉得所有的奋斗都失去了意义，自己一直在错误的方向上行进，背负着一身伤痛和嘲笑，多滑稽啊，我根本不配打网球！我生来就是个失败者！
网球在运动中算是相对安全的项目，但职业选手还是不可避免地会受伤，运动员身上基本都是伤痕累累的。再好的运动员在伤痛面前也束手无策。
我在物质上不再缺乏，可我内心非常不快乐，我内心深处的那个“李娜”非常不快乐。
国家队曾经以我的名义聘请过托马斯教练来中国做指导，但事实上，他要负责全体队员的成绩，无暇分身为我做专门辅导。我一边要靠小米加步枪的打法去和国外装备精良的一流好手们过招，一边不断地承受着“不能打前十”的冷言冷语。我不知道自己怎么才能放松下来。
在这种情况下，我心情自然很郁闷，又要听一遍“就是打不过世界前十”的魔咒了吗？
心态好了，运气也跟着好起来。我职业生涯中终于打赢了一个世界排名TOP10的选手。那是有着“瑞士精灵”之称的施耐德。施耐德比我大3岁零3个月，身材娇小，长了一张娃娃脸。中国人叫她“小龙女”，因为她右肩上有一个繁体“龙”字文身。费德勒少年时曾经为她当过球童。她和辛吉斯一样来自瑞士，少女时期即以高超的技巧脱颖而出。
回到休息室后我一个人洗澡，一边洗一边控制不住地流眼泪。
我并不是特殊，我只想跟随内心深处的呼声生活。
在大学休养的两年，我第一次可以随心所欲安排自己的生活，但很快，我又回到了这条轨道上。我也很想做一个乖乖听话的老实孩子，在大多数时间，我也确实做到了。
姜山逐渐改变了我的想法，他教我保护自己，教我谨言慎行。他告诉我：我们改变不了任何人的想法。我们能改变的只有自己。
慢慢地，我开始学会一点点，开始懂得保护自己、控制情绪。虽然还是会被伤害，但我知道他永远会支持我。
这是一个长期养成的习惯。我非常依赖他，因为他给我足够的安全感。他在我心中代表着理性和坚强的意志，有他在身边，我就觉得自己还没有跌入谷底，还可以有翻身的机会。
我身边能帮上忙的只有姜山，而他还在武汉。我们之间还隔着十万八千里。
我还没有享受多久新婚的甜蜜，就匆忙回到了四处征战的生涯中。
但身体上的伤痛和精神上的重负比起来，又显得微不足道了。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不止一次见到伟大的球员被自己的伤痛击倒。球场对面的敌人容易击败，我们内心深处的敌人才是真正可怕的魔，当我们试图迈向更高境界时，我们首先要击败的，就是我们自己心中的对手，我们自己的心魔。
认真算来，我的肩伤并不算严重，膝盖上的伤才是要命的。
我们是在2006年5月中旬举办的德国公开赛中相遇的。德国公开赛是在红土地上进行的比赛，总奖金有100多万。我在八进四的比赛中遇到了施耐德，她是个极有头脑的球员，左手打、正手拉、反手削，打法很适合红土，她最好的成绩也都是在红土场上取得的。许多世界高手，包括辛吉斯、卡普里亚蒂、达文波特、大小威、海宁都曾被她击败过。
在那段时间，姜山忙坏了，他一边要应付学业，一边要帮我做心理建设。
当自己被对手克制住时，我很容易陷入暴躁、愤怒、焦虑、情绪激动的状态中。输球后我恨不得一头撞在休息室的门上。我觉得自己像跌进陷阱的狮子，狂躁地向天空扑去，却越陷越深。我痛恨生活中发生的一切，不断败北和伤痛也令坏心情雪上加霜。我一遍又一遍地痛骂着自己，同时痛哭流涕。
从我11岁起，我总是听教练在我背后大声呵斥我：“笨！”“你是猪啊？”我的任何一个失误都有可能招来更大的羞辱。时至今日，我已经不需要别人对我吼叫了——我已经将教练的愤怒、暴躁内化进了自己的脑海中。
姜山回复我：“其实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不要对自己要求得太苛刻了。”
只是，那个“李娜”非常不舒服，她总在伺机而动，给我惹下一身麻烦。
这时我正被圈外人的评论困扰，很多人（尤以记者居多）说我“就是打不过世界前十”，这些话让我很难过，自己千辛万苦的付出非但没有得到大家的鼓励，反而被人指指点点，评头论足。有一段时间，我自己几乎也要相信这个说法了，因此在遭遇施耐德的时候，我并不是很有信心。
为什么这一切会降临在我身上？
横在面前那么久的一道坎，终于迈过去了。长久以来横亘于胸中的闷气一扫而光，“不能打前十”的魔咒也对我不生效了。
顶级球员之间的竞争，很大层面上，也是心态的竞争，得人心者得天下，这句话在球场上也是说得通的。
在我心情不好时，他会给我讲很多道理。这些道理我不完全相信，但我很耐心地听着，除了爸爸，没有人这样对我好过，他是唯一一个不计回报、不惜代价、真心实意对我好的人。
幸好还有姜山。
我在国家队里没有自己专属的教练。大家都是一锅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就是“一锅端”，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地让自己与大多数人一样，一旦超越了大众约定俗成的那条界线，就会立刻招来他人的口诛笔伐。许多人都在用教练教给他的生活方式生活，用父母的生活方式生活，唯独不敢用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而我，就像众多模具中的一个手工制品，挣扎着想要闯出自己的一条路来。因此经常让大家觉得奇怪：你怎么就那么特殊？你凭什么就那么特殊？
施耐德当时世界排名第9，她是左利手，每一拍的落点都变幻莫测，我被她调动着，几乎跑遍了球场的每个位置。第一盘就这么输掉了。
我不需要教练羞辱我了，我自己会陷入病态的、无法克制的自我羞辱的过程中。
郑洁的先生也是网球圈内人，后来体制松动后，郑洁也选择了自己的丈夫做教练。能和队友在决赛相遇，我也很高兴，这意味着我们国家整体水平的提高。遗憾的是，在比赛之前我的肩伤复发，最后只能在决胜盘弃权，连续两年都是亚军。
为了我的比赛进行得顺利，姜山不得不想尽办法多陪伴我一些时间，他像是国家队的一个编外教练，不厌其烦地通过电话和网络对我进行各种劝导。只要条件允许，他会尽可能地观看我的比赛，然后对我提出一些合理建议。
那时候我情绪很不好，2月份在多哈打比赛时，我遇到了一位排名世界前十的选手。就像之前在澳网遇到小威廉姆斯时一样，我打完三盘，彻底地输掉了这场比赛。我被对手压制得很死，而且完全没有逆转的机会。
我在姜山的教导下，逐渐摸索出一些控制情绪的门道。我越来越熟悉自己的心魔，大多数时候，能跟它交手几个回合，或者相安无事了。
姜山远在万里之外，身边的人对你的痛苦袖手旁观，谁让你攻击体制呢？我就这样成了全民罪人。就是从那时候起，我看到报纸就觉得双手冰凉，我绝不上网看别人对我的评论，更不看报纸。
那感觉就像要你光着脚，从那只瓷瓶的碎片上一步一步踩过去一样。
那时姜山还在华中科技大学念书，我走到哪里都是孤身一人，最多有教练和领队伴随。在这种失控的情绪下，我只能给姜山发信息宣泄压力：“看来他们说的是对的，我真的赢不了前十。我永远是一名二流球员，狗肉不上宴席。”
在他的帮助下，我的状况略略好了一些。2006年5月7日，我连续第二年打进埃斯托利尔站的决赛，和队友郑洁实现了会师，这是WTA巡回赛决赛上首次出现的中国德比。
报纸上对我的失败进行尖锐的讽刺的同时，还不忘提及之前的“炮轰”事件。
能遇到姜山，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我们俩是一个整体，如果没有他，我也就不会成为我了。许多我身边的人都问我：你怎么这么听姜山的话？买衣服的时候，谁给建议我都觉得不踏实，只有姜山点了头，说“好看”，我才觉得：嗯，这件衣服果然好看。
在更衣室洗澡的整个过程中，我哭得浑身都在颤抖，脑子里盘旋的始终是那些非常消极的念头：你看，别人说的是对的，一跟前十的选手打你就输，这么苦练还有什么意义？
在国家队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被边缘化了。全队只有一个主教练，那么多运动员要他管理，他不可能对我的训练投入很多精力。没有人帮我进行有针对性的校正，这让我觉得找不到方向。我需要一个可以让我依靠的团队，国外的运动员大多拥有自己的团队，有人帮他们矫正每一个纰漏，根据他们的身体状况做定向定量的体能训练，甚至还有心理医生帮他们做心理建设。相比之下，我们国内的球员想要做出点成绩，基本全要靠自己的悟性了，加上国内总体水平与欧美国家还有很大差距，球员们接触不到一流的对手，对大赛缺乏经验和信心，这样闭门造车显然是行不通的。
那时我还没有赢过一个世界前十，“炮轰国家队机制”的阴霾还没有过去，外界又有了关于我的新说法，有人说我“一碰到前十就输”，还有其他许多泄气的难听的话，不一而足。
他又陆续回了我很多鼓励的话，让我赶紧克制自己、平静下来。
但那很难，我觉得自己的尊严已经像被打破的瓷瓶一样，碎成一块一块的了。
在我的生命中，我几乎没有为自己活过一天。小时候，我遵循爸爸的意愿，成为一个专业网球运动员。爸爸离世之后，我更不能悖逆他的遗愿。我拼命挣钱，因为这样可以让妈妈过上好的生活。1997年我打到了全国冠军，从此更加循规蹈矩，按照大家理想中的“冠军应该有的样子”生活。
我原来是一个非常非常在乎别人怎么说我的人，别人对我的负面评论可以让我很久都无法走出情绪低谷。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那样对我，我一生没有做过坏事，为什么要这样？
当时我大脑里忽然一片空白，难说是解脱还是愤怒，我不再留意其他细枝末节，只管发力去打。最终我拿下了这场比赛。我上前与施耐德、裁判长握手，然后转身向观众挥手致意，那一刻我感觉气壮山河：我做到了！我可以打败前十的选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