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帝鸿氏之制乐也，将以范围天地，协和人神，候八节之风声，测四时之正气。气之清浊不可以笔授，声之善否不可以口传，故凫氏铸金，伶伦截竹。为律吕相生之算，宫商正和之音。乃播之于管弦，宣之于钟石，然后覆载之情合，阴阳之气和同，八风从律而不奸，五声成文而不乱。空桑、孤竹之韵，足以礼神；《云门》、《大夏》之容，无亏观德。然月律有旋宫之法，备于太师之职。经秦灭学，雅道陵夷。汉初制氏所调，惟存鼓舞，旋宫十二均更用之法，世莫得闻。汉元帝时，京房善《易》、别音，探求古义，以《周官》均法，每月更用五音，乃立准调，旋相为宫，成六十调。又以日法析为三百六十，传于乐府，而编悬复旧，律吕无差。遭汉中微，雅音沦缺，京房准法，屡有言者，事终不成。钱乐空记其名，沈但条其说，六十律法，寂寥不传。梁武帝素精音律，自造四通十二笛，以鼓八音。又引古五正、二变之音，旋相为宫，得八十四调，与律准所调，音同数异。侯景之乱，其音又绝，隋朝初定雅乐，群党沮议，历载不成。而沛公郑译，因龟兹琵琶七音，以应月律，五正、二变，七调克谐，旋相为宫，复为八十四调。工人万宝常又减其丝数，稍令古淡。隋高祖不重雅乐，令儒官集议。博士何妥驳奏，其郑、万所奏八十四调并废。隋氏郊庙所奏，惟黄钟一均，与五郊迎气，杂用蕤宾，但七调而已，其余五钟，悬而不作。三朝宴乐，用缦乐九部，迄于革命，未能改更。唐太宗爰命旧工祖孝孙、张文收整比郑译、万宝常所均七音八十四调，方得丝管并施，钟石俱奏，七始之音复振，四庙之韵皆调。自安、史乱离，咸秦荡覆。崇牙树羽之器，扫地无余；戛击搏拊之工，穷年不嗣。郊庙所奏，何异南箕，波荡不迁，知音始绝。
五年六月，命中书舍人窦俨参详太常雅乐。十一月，翰林学士窦俨上疏论礼乐刑政之源，其一曰：“请依《唐会要》所分门类，上自五帝，迄于圣朝，凡所施为，悉命编次，凡关礼乐，无有阙漏，名之曰大周通礼，俾礼院掌之。”其二曰：“伏请命博通之士，上自五帝，迄于圣朝，凡乐章沿革，总次编录，系于历代乐录之后，永为定式，名之曰大周正乐，俾乐寺掌之。依文教习，务在齐肃。”诏曰：“窦俨所上封章，备陈政要，举当今之急务，疾近世之因循，器识可嘉，辞理甚当，故能立事，无愧莅官。所请编集大周通礼、大周正乐，宜依。仍令于内外职官前资前名中，选择文学之士，同共编集，具名以闻。委俨总领其事。所须纸笔，下有司供给。”
陛下天纵文武，奄宅中区，思复三代之风，临视乐悬，亲自考听，知其亡失，深动上心。乃命中书舍人窦俨参详太常乐事，不逾月调品八音，粗加和会。以臣尝学律历，宣示古今乐录，令臣讨论，臣虽不敏，敢不奉诏。遂依周法，以秬黍校定尺度，长九寸，虚径三分，为黄钟之管，与见在黄钟之声相应。以上下相生之法推之，得十二律管。以为众管互吹，用声不便，乃作律准，十三弦宣声，长九尺张弦，各如黄钟之声。以第八弦六尺，设柱为林钟；第三弦八尺，设柱为太簇；第十弦五尺三寸四分，设柱为南吕；第五弦七尺一寸三分，设柱为姑洗；第十二弦四尺七寸五分，设柱为应钟；第七弦六尺三寸三分，设柱为蕤宾；第二弦八尺四寸四分，设柱为太吕；第九弦五尺六寸三分，设柱为夷则；第四弦七尺五寸一分，设柱为夹钟；第十一弦五尺一分，设柱为无射；第六弦六尺六寸八分，设柱为中吕；第十三弦四尺五寸，设柱为黄钟之清声。十二律中，旋用七声为均，为均之主者，宫也，徵、商、羽、角、变宫、变徵次焉，发其均主之声，归乎本音之律，七声迭应布不乱，乃成其调。均有七调，声有十二均，合八十四调，歌奏之曲，由之出焉。
世宗览奏，善之。乃下诏曰：“礼乐之重，国家所先。近朝以来，雅音废坠，虽时运之多故，亦官守之因循。遂使击拊之音，空留梗概；旋相之法，莫究指归。枢密使王仆，博识古今，悬通律吕，讨寻旧典，撰集拳声，定六代之正音，成一朝之盛事。其王朴所奏旋宫之法，宜依张昭等议状行。仍令有司依调制曲，其间或有疑滞，更委王朴裁酌施行。”自是雅乐之音，稍克谐矣。
夫乐作于人心，成声于物，声气既和，反感于人心者也。所假之物，大小有数。九者，成数也，是以黄帝吹九寸之管，得黄钟之声，为乐之端也。半之，清声也。倍之，缓声也。三分其一以损益之，相生之声也。十二变而复黄钟，声之总数也。乃命之曰十二律。旋迭为均，均有七调，合八十四调，播之于八音，著之于歌颂。宗周而上，率由斯道，自秦而下，旋宫声废。洎东汉虽有大予丞鲍鄴兴之，人亡而音息，无嗣续之者。汉至隋垂十代，凡数百年，所存者黄钟之宫一调而已。十二律中，惟用七声，其余五律，谓之哑钟，盖不用故也。唐太宗复古道，乃用祖孝孙、张文收考正雅乐，而旋宫八十四调复见于时，在悬之器，方无哑者，安、史之乱，京都为墟，器之与工，十不存一，所用歌奏，渐多纰缪。逮乎黄巢之余，工器都尽，购募不获，文记亦亡，集官详酌，终不知其制度。时有太常博士商盈孙，案《周官·考工记》之文，铸緌钟十二，编钟二百四十，处士萧承训校定石磬，今之在悬者是也。虽有乐器之状，殊无相应之和。逮乎硃梁、后唐，历晋与汉，皆享国不远，未暇及于礼乐。以至于十二緌钟，不问声律宫商，但循环而击，编钟、编磬徒悬而已。丝、竹、匏、土，仅有七声，作黄钟之宫一调，亦不和备，其余八十三调，于是乎泯绝，乐之缺坏，无甚于今。
世宗善之，诏尚书省集百官详议。兵部尚书张昭等议曰：
周广顺元年，太祖初即大位，惟新庶政，时太常卿边蔚上疏请改舞名，其略云：“前朝改祖孝孙所定十二和之名，文舞曰《治安之舞》，武舞曰《振德之舞》，今请改《治安》为《政和之舞》，《振德》为《善胜之舞》。前朝改贞观中二舞名，文舞曰《观象之舞》，武舞曰《讲功之舞》，今请改《观象》为《崇德之舞》，《讲功》为《象成之舞》。又议改《十二成》，今改为顺。《十二顺乐曲》名：祭天神奏《禋成》，请改为《昭顺之乐》；祭地祗奏《顺成》，请改为《宁顺之乐》；祭宗庙奏《裕成》，请改为《肃顺之乐》；祭天地、宗庙，登歌奏《肃成》，今请改为《感顺之乐》；皇帝临轩奏《政成》，请改为《治顺之乐》；王公出入奏《弼成》，请改为《忠顺之乐》；皇帝食举奏《德成》，请改为《康顺之乐》；皇帝受朝、皇后入宫奏《扆成》，请改为《雍顺之乐》；皇太子轩悬出入奏《允成》，请改为《温顺之乐》；元日、冬至皇帝礼会，登歌奏《庆成》，请改为《礼顺之乐》；郊庙俎入奏《骍成》，请改为《禋顺之乐》；皇帝祭享、酌献、读祝及饮福、受胙奏《寿成》，请改为《福顺之乐》。梁武帝改《九夏》为《十二雅》，以协阳律、阴吕、十二管旋宫之义，祖孝孙改为《十二和》。开元中，乃益三和，前朝去二和，改一雅。今去雅，只用《十二顺》之曲。祭孔宣父、齐太公庙降神奏《师雅》，请同用《礼顺之乐》；三公升殿、下阶履行同用《弼成》，请同用《忠顺之乐》；享先农及籍田同用《顺成》，请同用《宁顺之乐》。”曲词文多不载。《五代会要》：边蔚请添召乐师，令在寺习乐。敕太常寺见管两京雅乐节级乐工共四十人外，更添六十人，内三十八人宜抽教坊贴部乐官兼充，余二十二人宜令本寺照名充填。仍令三司定支春冬衣粮，月报闻奏。其旧管四十人，亦量添请。
六年春正月，枢密使王朴奉诏详定雅乐十二律旋相为宫之法，并造律准，上之。其奏疏略曰：
世宗显德元年即位，有司上太祖庙室酌献，奏《明德之舞》。
臣等窃以音之所起，出自人心，夔、旷不能长存，人事不能常泰，人亡则音息，世乱则乐崩，若不深知礼乐之情，安能明制作之本。陛下心苞万化，学富三雍。观兵耀武之功，已光鸿业；尊祖礼神之致，尤轸皇情。乃眷奉常，痛沦乐职，亲阅四悬之器，思复九奏之音，爰命廷臣，重调钟律。枢密使王朴，采京房之准法，练梁武之通音，考郑译、宝常之七均，校孝孙、文收之九变，积黍累以审其度，听声诗以测其情，依权衡嘉量之前文，得备数和声之大旨，施于钟虡，足洽《箫韶》。臣等今月十九日于太常寺集，命太乐令贾峻奏王朴新法黄钟调七均，音律和谐，不相凌越。其余十一管诸调，望依新法教习，以备礼寺施用。其五郊天地、宗庙、社稷、三朝大礼，合用十二管诸调，并载唐史、《开元礼》，近代常行。广顺中，太常卿边蔚奉敕定前件祠祭朝会舞名、乐曲、歌词，寺司合有薄籍，伏恐所定与新法曲调声韵不协，请下太常寺检详校试。如或乖舛，请本寺依新法声调，别撰乐章舞曲，令歌者诵习，永为一代之法，以光六乐之书。
伏以旋宫之声久绝，一日而补，出臣独见，恐未详悉，望集百官及内外知音者较其得失，然后依调制曲。八十四调，曲有数百，见存者九曲而已，皆谓之黄钟之宫。今详其音数，内三曲即是黄钟宫声，其余六曲，错杂诸调，盖传习之误也。唐初虽有旋宫之乐，至于用曲，多与礼文相违。既不敢用唐为则，臣又懵学独力，未能备究古今，亦望集多闻知礼文者，上本古曲，下顺常道，定其义理。于何月行何礼，合用何调何曲，声数长短，几变几成，议定而制曲，方可久长行用。所补雅乐旋宫八十四调，并所定尺、所吹黄钟管、所作律准，谨同上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