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和、宣和间，朝廷置书局以数十计，其荒陋而可笑者莫若《博古图》。予比得汉匜，因取一册读之，发书捧腹之余，聊识数事于此。父癸匜之铭曰：“爵方父癸”。则为之说曰：“周之君臣，其有癸号者，惟齐之四世有癸公，癸公之子曰哀公，然则作是器也，其在哀公之时欤？故铭曰‘父癸’者此也。”夫以十干为号，及称父甲，父丁、父癸之类，夏、商皆然，编图者固知之矣，独于此器表为周物，且以为癸公之子称其父，其可笑一也。周义母匜之铭曰：“仲姞义母作”。则为之说曰：“晋文公杜祁让偪姞而己次之，赵孟云‘母义子贵’，正谓杜祁，则所得仲姞者自名也，义母者襄公谓杜祁也。”夫周世姞姓女多矣，安知此为偪姞，杜祁但让之在上，岂可便为母哉？既言仲姞自名，又以为襄公为杜祁所作，然则为谁之物哉？其可笑二也。汉注水匜之铭曰：“始建国元年正月癸酉朔日制。”则为之说曰：“汉初始元年十二月改为建国，此言元年正月者，当是明年也。”按《汉书》王莽以初始元年十二月癸酉朔日，窃即真位，遂以其日为始建国元年正月，安有明年却称元年之理？其可笑三也。楚姬盘之铭曰：“齐侯作楚姬宝盘”。则为之说曰：“楚与齐从亲，在齐湣王之时，所谓齐侯，则湣王也。周末诸侯自王，而称侯以铭器。尚知止乎礼义也。”夫齐、楚之国，各数百年，岂必当湣王时从亲乎？且湣王在齐诸王中最为骄暴，尝称东帝，岂有肯自称侯之理？其可笑四也。汉梁山鋗之铭曰“梁山铜造”。则为之说曰：“梁山铜者，纪其所贡之地，梁孝王依山鼓铸，为国之富，则铜有自来矣。”夫即山铸钱，乃吴王濞耳，梁山自是山名，属冯翊夏阳县，于梁国何预焉？其可笑五也。观此数说，他可知矣。
宋徽宗政和、宣和年间，朝廷没里几十所修书机构，所修书籍中最荒唐粗陋而令人可笑的要数《博古图》了，我接连得到几个汉代的皿，因而取来一册阅读，打开书捧腹大笑之后，姑且记几件可笑的事在这里。
父癸匜的铭文“爵方父癸”。于是对此解释道：‘周代君臣，其中封号有癸字的，只有齐的第四代癸公，癸公的儿子是哀公，既然如此，那么制作这个器物，大约是在哀公时期吧？所以铭文为‘父癸’的原因就是这个了。”用十天干为称号以及称父甲、父丁、父癸之类，夏、商两朝都是如此，编图的人原本懂得这些，单单把这件器物的时代标为周朝，并把铭文解释为癸公的儿子称其父，这是书中可笑的一例。
周义母匜的铭文是“仲姑义母作”，于是对此解释说：“晋文公的姬妾杜祁谦让偪姞而把自已的位次排在她后面，赵孟（即赵盾）说‘母义子贵’，说的正是杜祁，那么所谓仲姞，就是杜祁的自称，义母就是襄公对杜祁的称谓。”周代姑姓女子太多了，怎知这里就是偪姞？杜祁只是表示谦让，使她位次排在前边，怎么就成了襄公的母亲了呢？既说仲姞是杜祁自称，又认为此皿是襄公为杜祁制作的；那么究竟是谁的器物呢？这是书中可笑的例子之二。
汉注水匜的铭文是“始建国元年正月癸酉朔日制。”于是对此解释说：“汉代初始元年十二月改年号为建国，这里指元年正月，应当是指第二年。”查考《汉书》，王莽在初始元年十二月初一窃据帝位，于是把那一天定为始建国元年正月，哪有第二年再倒回来称元年的道理？这是可笑处之三。
楚姐盘的铭文是“齐侯作楚姐宝盘”。于是对此解释说：“楚国与齐国合纵相亲，在齐湣王时期，所谓齐侯，就是指湣王，周朝末期诸侯自封为王，而在器物铭文上称侯，是还懂得在礼义方面克制一下。”齐、楚作为诸侯国，都有数百年了，难道一定要在湣王时合纵相亲吗？再说湣王在齐的所有国君中是最骄横强暴的，曾自称东帝，哪有肯自称为侯的道理？这是可笑处之四。
汉梁山鋗的铭文是“梁山铜造”。于是对此解释说：‘梁山铜，是记此进贡的地点。梁孝王靠山治铜铸钱，使封国富裕，那么铜也就是有来由的了。”靠山铸钱，只是吴王濞而已，梁山本是山名，属冯裕夏阳县，跟梁国有何相干？这是可笑处之五。只看这几条解释，其它便可知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