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习之《答朱载言书》论文最为明白周尽，云：“《六经》创意造言，皆不相师。故其读《春秋》也，如未尝有《诗》也；其读《诗》也，如未尝有《易》也；其读《易》也，如未尝有《书》也；其读屈原、庄周也，如未尝有《六经》也。如山有岱、华、嵩、衡焉，其同者高也，其草木之荣，不必均也。如渎有济、淮、河、江焉，其同者出源到海也，其曲直浅深，不必均也。天下之语文章有六说焉：其尚异者曰，文章词句，奇险而已；其好理者曰，文章叙意，苟通而已；溺于时者曰，文章必当对；病于时者曰，文章不当对；爱难者曰，宜深，不当易；爱易者曰，宜通，不当难。此皆情有所偏滞，未识文章之所主也。义不深不至于理，而辞句怪丽者，有之矣，《剧秦美新》、王褒《僮约》是也。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词章不能工者有之矣，王氏《中说》、俗传《太公家教》是也。古之人能极于工而已，不知其辞之对与否、易与难也。‘忧心悄悄，愠于群小’，非对也；‘遘闵既多，受侮不少’，非不对也；‘朕堲谗说殄行，震惊朕师’，‘菀彼桑柔，其下候旬，捋采其刘’，非易也；‘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非难也。《六经》之后，百家之言兴，老聃、列、庄至于刘向、扬雄、皆自成一家之文，学者之所师归也。故义虽深，理虽当，词不工者不成文，宜不能传也。”其论于文者如此，后学宜志之。
李习之所写的《答朱载言书》，论述写文章最为明白、周到详尽。他在这篇文章中说：“《诗经》、《书经》、《礼记》、《乐经》、《易》、《春秋》六经，立意用语，各有特点，富于创造，不相互仿效引用。所以在读《春秋》的时候，就见不到其中有引用《诗经》的。在读《诗经》的时候，就见不到其中有引用《易经》的，在读《易经》的时候，就见不到其中有引用《书经》的。甚至，在读月屈原、庄周的著作的时候，也见不到其中有引用《六经》的。譬如高山，有泰山、华山、嵩山、衡山，它们共同的一点是高大，至于说山上草木的茂盛如何，则是不完全相同的，又如河川，有济水、淮河、黄河、长江，它们共同的一点是从发源地流出，一归于大海，至于说河道的曲直，河水是深是浅，则是不完全相同的。现在评论文章，有六种说法．有崇尚奇特的人说，文章语言词句，要奇特惊险；有喜好辨论的人说，文章叙事论理，要通顺流畅；有拘泥时尚的人说，文章必须讲求对仗；有厌恶时尚的人说，文章不应当讲求对仗；喜爱难的人说，主张文章应当难，而不应当浅显；喜爱容易的人则说，文童应当通顺不应当难。这六种情形，都是由于人的情感喜怒爱好不同，未曾涉及文章的主题总旨，有的文章义理说得浮浅不透彻，但是词句离奇华美，像《剧秦美新》、王褒的《僮约》，便是如此。有的文章讲道理讲得好，但是不注意修辞，语句粗劣，如王通的《中说》、俗传《太公家教》，便是如此。古时候的人，能够在语言文字上狠下一番工夫，但不大明白其词是对仗还是不对仗，是易还是难。‘忧心悄悄，愠于群小’，是不对仗。‘遘闵既多，受侮不少’，是对仗。‘朕堲谗说殄行，震惊朕师’，‘菀彼桑柔，其下候旬，捋采其刘’，是容易。而‘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是不容易。自从《六经》出现之后，百家之言纷纷兴起，老耽、列子、庄子，以至于刘向、扬雄，在文坛上都自成一家，学习写文章的人，纷纷以他们为师。由此可见，有的文章虽然道理讲得很深，说理亦恰当，但是语言文字不好，不能成为好文章，亦不能传之于世。”李习之关于文章的论述，大致是这样，作为后学，应当注意他的这些论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