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虽然肯定李、杜“英玮绝世”“凌跨百代”的雄才，但更向往魏晋那种“高风绝尘”的神韵，更喜欢“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实美”（《评韩柳诗》）的趣味，因而他崇敬李、杜，但更仰慕陶渊明；佩服“豪放奇险”的韩退之，但更亲近“温丽靖深”的柳子厚（《评韩柳诗》）。平淡简素而又韵味无穷是他最推崇的艺术境界，而这种艺术境界的典范就是陶诗，所以他老来说：“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苏辙《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晚年受尽人生的颠簸和政治的迫害，他需要在精神上实现对现实苦难的超越，陶渊明那种萧散冲旷的风姿、那份恬淡静穆的心境正是他所企盼的。
艺术趣味的单调与视野的狭窄，不可能成就苏轼这样的大家。苏轼的视野开阔且趣味广泛，他从上自《诗经》下至当代的诗人那儿吸取营养，其诗风的豪放飘逸似李白，体物入微似杜甫，畅发议论又近韩愈，冲淡高旷近于陶渊明。壮年他追求豪迈奔放，他在《王维吴道子画》一诗中说：“道子实雄放，浩如海波翻。当其下手风雨快，笔所未到气已吞。”他的诗歌创作恰似石苍舒的草书：“兴来一挥百纸尽，骏马倏忽踏九州。”（《石苍舒醉墨堂》）像李白一样，他也欣赏那种“兴酣落笔摇五岳”的创作方式，同样也激赏并追求那种豪迈奇纵的诗风。
素数晚年转而看重平淡悠远的韵味：“大凡为文，当使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周紫芝《竹坡诗话》）显然，他认为与“气象峥嵘，五色绚烂”相比，平淡是一种更成熟的艺术境界。他在《书黄子思诗集后》中也表达了类似的思想：
作为一个杰出的诗人，苏轼强调有感才写诗，鄙弃有意而为诗，他在《江行唱和集叙》中说：“夫昔之为文者，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也。山川之有云雾，草木之有华实，充满勃郁而见于外，夫虽欲无有，其可得耶？自少闻家君之论文，以为古之圣人有所不能自已而作者，故轼与弟辙为文至多，而未尝敢有作文之意。”诗歌是诗人生命体验的产物，只有当诗人“有不能自已”时才能摛管挥毫，闭门觅句固然已属下乘，为诗造情就更令人生厌。这一方面要求诗人向外丰富自己的见闻阅历，一方面向内体味咀嚼生活的真意，“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阅世走人间，观身卧云岭。咸酸杂众好，中有至味永”（《送参寥师》）。如果没有“观身卧云岭”的透悟，“阅世走人间”就可能流于走马观花，永远不能品味出生活中深永的“至味”，“阅世”并不必然带来体验，没有体验的诗则必然空泛浮浅。
与注重内在的体验相联系，艺术上苏轼提倡自然天成。要做到自然天成就得有使人无所顾忌的环境与心态。他讨厌禁锢诗人的外在框框，为此他批评了王安石“好使人同己”（《答张文潜县丞书》）的毛病。诗人自己也必须破除内心的禁忌和束缚，要有“冲口出常言，法度去前轨”（《诗颂》）的气度。情感上力戒字雕句琢，“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在情感与艺术上都绝不牵强，抒情则“冲口出常言”，行文则“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答谢师民书》），这样就能达到“天工与清新”的创作佳境。
苏、李之天成，曹、刘之自得，陶、谢之超然，盖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然魏晋以来，高风绝尘，亦少衰矣。李、杜之后，诗人继作，虽间有远韵，而才不逮意。独韦应物、柳宗元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非余子所及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