甄琛，字思伯，中山毋极人，汉太保邯之后也。父凝，州主簿。琛少敏悟。闺门之内，兄弟戏狎，不以礼法自居。学览经史，称有刀笔。而形貌短陋，鲜风仪。举秀才，入都积岁，颇以奕棋弃日，至乃通夜不止。手下仓头，常令执烛，或时睡顿，大加其杖，如此非一。奴后不胜楚痛，乃曰：“郎君辞父母仕宦，若为读书执烛，不敢辞罪，乃以围棋，日夜不息，岂是向京之意？而赐加杖罚，不亦非理！”琛怅然惭感。遂从许赤彪假书研习，闻见日优。太和初，拜中书博士，迁谏议大夫，时有所陈，亦为孝文知赏。宣武践阼，以琛为中散大夫，兼御史中尉。琛表曰：
帝在悬瓠，览表叹愕曰：“何意留京如此也！”有司处彪大辟；帝恕之，除名而已。
彪又表上封事七条，曰：
昔汉文时，人有告丞相勃谋反者，逮系长安狱，顿辱之与皁隶同。贾谊乃上书，极陈君臣之义，不宜如是。夫贵臣者，天子为其改容而体貌之，吏人为共俯伏而敬贵之。其有罪过，废之可也，赐之死可也；若束缚之，输之司寇，搒笞之，小吏詈骂之，殆非所以令众庶见也。及将刑也，臣则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天子曰：“子大夫自有过耳，吾遇子有礼矣。上不使人抑而刑之也。”孝文深纳其言。是后大臣有罪，皆自杀不受刑。至孝武时，稍复下狱。良由孝文行之当时，不为永制故耳。今天下有道，庶人不议之时，安可陈瞽言于朝？且恐万世之后，继体之主有若汉武之事。焉得行恩当时，不著长世之制乎。
子宣轨，少孤，事母以孝闻。累迁相州抚军府司马。宣轨性通率，轻财好施。属葛荣围城，与刺史李神有固守效，以功赐爵中山公。后坐事死鄴。纂从弟元宾，位奉朝请。及外生高昂贵达，启赠瀛州刺史。
臣与彪相识以来，垂二十二载。彪始南使之时，见其色厉辞辩，臣之愚识，谓是拔萃之一人。及彪官位升达，参与言宴，闻彪平章古今，商略人物。兴言于侍筵之次，启论于众英之中；赏忠识正，发言恳恻，惟直是语，辞无隐避。臣虽下愚，辄亦钦其正直。及其始居司直，执志径行，其所弹劾，应弦而倒。赫赫之威，振于下国；肃肃之称，著自京师；天下改目，贪暴佥手。然时有私于臣云其威暴者，臣以直绳之官，人所忌疾，风谤之际，易生音谣，心不承信。
伏惟孝文皇帝承天地之宝，崇祖宗之业，景功未就，奄焉崩殂，凡百黎萌，若无天地。赖遇陛下体明睿之真，应保合之量，恢大明以烛物，履静恭以和邦。天清其气，地乐其静，可谓重明叠圣，元首康哉。《记》曰：“善迹者欲人继其行，善歌者欲人继其声。”故《传》曰：“文王基之，周公成之。”然先皇之茂勋圣达，今王之懿美洞鉴，准之前代，其德靡悔也。时哉时哉，可不光昭哉！合德二仪者，先皇之陶钧也。齐明日月者，先皇之洞照也。虑周四时者，先皇之茂功也。合契鬼神者，先皇之玄烛也。迁都改邑者，先皇之达也。变是协和者，先皇之鉴也。思同书轨者，先皇之远也。守在四夷者，先皇之略也。海外有截者，先皇之威也。礼由岐阳者，先皇之义也。张乐岱郊者，先皇之仁也。銮幸幽漠者，先皇之智也。燮伐南荆者，先皇之礼也。升中告成者，先皇之肃也。亲虔宗社者，先皇之敬也。兗实无阙者，先皇之德也。开物成务者，先皇之贞也。观乎人文者，先皇之蕴也。革弊创新者，先皇之志也。孝慈道洽者，先皇之衷也。先皇有大功二十，加以谦尊而光，为而弗有者，可谓四三皇而六五帝矣。诚宜功书于竹素，声播于金石。
四曰：窃惟陛下耳听法音，目玩坟典，口对百辟，心虑万机，晷昃而食，夜分而寝。加以孝思之至，与时而深；文章之业，日成篇卷。虽睿明所用，未足为烦，然非所以啬神养性，熙无疆之祚。庄周有言：“形有待而智无涯，以有待之形，役无涯之智，殆矣。”此愚臣所不安也。
《易》称：“主器者莫若长子。”《传》曰：“太子奉冢嫡之粢盛。”然则祭无主则宗庙无所飨，冢嫡废则神器无所传。圣贤知其如此，故垂诰以为长世之法。昔姬王得斯道也，故恢崇儒术以训世嫡。世嫡于是乎习成懿德，用大协于黎蒸。是以世统黎元，载祀八百。逮嬴氏之君于秦也，弗以义方教厥冢子，冢子于是习成凶德，肆虐以临黔首。是以飨年不永，二世而亡。亡之与兴，道在于师傅。故《礼》云：“冢子生，因举以礼，使士负之，有司齐肃端冕，见于南郊。”明冢嫡之重，见乎天也。“过阙则下，过庙则趋，”明孝敬之道也。然古之太子，自为赤子而教固以行矣。此则远世之镜也。高宗文成皇帝慨少时师不勤教，尝谓群臣曰：“朕始学之日，年尚幼冲，情未能专。既临万机，不遑温习。今而思之，岂非唯予之咎，抑亦师傅之不勤。”尚书李免冠而谢。此则近日之可鉴也。伏惟太皇太后翼赞高宗，训成显祖，使巍巍之功，邈乎前王。陛下幼蒙鞠诲，圣敬日跻，及储宫诞育，复亲抚诰，日省月课，实劳神虑。今诚宜准古立师傅，以诏导太子。诏导正则太子正，太子正则皇家庆，皇家庆则人事幸甚矣。
聪有妓十余人，有子无子皆注籍为妾，以悦其情。及病，欲不适他人，并令烧指吞炭，出家为尼。聪所作文笔二十卷。长子云，字彦鸿，位辅国将军、中散大夫。河阴遇害，赠兗州刺史。
诏付八坐议可否以闻。彭城王勰、兼尚书邢峦等奏：
前代取士，必先正名，故有贤良方正之称。今州郡贡察，徒有秀、孝之名，而无秀、孝之实。而朝廷但检其门望，不复弹坐。如此则可令别贡门望以叙士人，何假冒秀、孝之名也？夫门望者，是其父祖之遗烈，亦何益于皇家。益于时者，贤才而已。苟有其才，虽屠钓奴虏之贱，圣皇不耻以为臣；苟非其才，虽三后之胤，自坠于皁隶矣。议者或云：今世等无奇才，不若取士于门。此亦失矣。岂可以世无周、邵，便废宰相而不置哉。但当校其有寸长铢重者，即先叙之，则贤才无遗矣。
帝览而善之，寻皆施行。彪稍见礼遇。诏曰：“彪虽宿非清第，代阙华资，然识性严聪，学博坟籍，刚辩之才，颇堪时用。兼优吏职，载宣朝美，若不赏庸叙绩，将何以劝奖勤能。特迁秘书令。以参议律令之勤，赐帛五百匹，马一匹、牛二头。”其年，加员外散骑常侍，使于齐。
太和初，举秀才，对策甲科，除著作佐郎。后兼中书侍郎。既定迁都，显宗上书：
《记》云：国无三年之储，谓国非其国。光武以一亩不实，罪及牧守。圣人之忧世重谷，殷勤如彼；明君之恤人劝农，相切若此。顷年山东饥，去岁京师俭，内外人庶，出入就丰。既废营产，疲困乃加，又于国体，实有虚损。若先多积谷，安而给之，岂有驱督老弱，糊口千里之外。以今况古，诚可惧也。臣以为宜析州郡常调九分之二，京都度支岁用之余，各立官司。年丰籴积于仓，时俭则加私之二，粜之于人。如此，人必事田以买官绢，又务贮财以取官粟。年登则常积，岁凶则直给。又别立农官，取州郡户十分之一以为屯人。相水陆之宜，料顷亩之数，以赃赎杂物余财市牛科给，令其肆力。一夫之田，岁责六十斛，甄其正课并征戍杂役。行此二事，数年之中，则谷积而人足，虽灾不害。
王者立法，随时从宜；先朝立品，不必即定。施而观之，不便则改。今闲官静任，犹听长兼，况烦剧要务，不得简能下领。请取武官中八品将军以下干用贞济者，以本官俸恤领里尉之任，各食其禄。高者领六部尉，中者领经途尉，下者领里正。不尔，请少高里尉之品，选下品中应迁者，进而为之。则督责有所，辇毂可清。
臣又闻前代明王皆务怀远人，礼贤引滞。故汉高过赵，求乐毅之胄；晋武廓定，旌吴、蜀之彦。臣谓宜于河表七州人中，擢其门才，引令赴阙，依中州官比，随能序之。一可以广圣朝均新旧之义，二可以怀江、汉归有道之情。
侍中高显为护军，聪代兼其任。显与兄肇疑聪间构而求之。聪居兼十余旬，出入机要，言即真，无远虑，藉贵因权，耽于声色，贿纳之音，闻于遐迩。中尉崔亮知肇微恨，遂面陈聪罪，出为并州刺史。聪善于去就，知肇嫌之，侧身承奉，肇遂待之如旧。聪在并州数岁，多不率法，又与太原太守王椿有隙，再为大使御史举奏。肇每以宗私相援，事得寝缓。宣武末，拜散骑常侍、平北将军。
侃弟楷，字德方。粗有文学，颇更吏事。琛启除秘书郎。宣武崩，未葬，楷与河南尹丞张普惠等饮戏，免官。后稍迁尚书仪曹郎。有当官之称。明帝末，丁忧在乡，定州刺史广阳王深召楷兼长史，委以州任。寻属鲜于修礼、毛普贤等率北镇流人反于州西北之左人城，屠村掠野，引向州城。州城内先有燕、恆、云三州避难户，修礼等声云，欲将此辈共为举动。楷见人情不安，虑有变起，乃走收三州人中粗暴者杀之，以威外贼。及刺史元冏、大都督扬津等至，楷乃还家。后修礼等忿楷屠害北人，遂掘其父墓，载棺巡城，示相报复。孝庄时，征为中书侍郎。后齐文襄取为仪同府谘议参军。卒，赠骠骑将军、秘书监、沧州刺史。
宣武亲政，崔光表曰：“臣昔为彪所致，与之同业积年，其志力贞强，考述无倦。顷来契阔，多所废离，近蒙收起，还综厥事。老而弥厉，史才日新。若克复旧职，专功不殆，必能昭明《春秋》，阐成皇籍。既先帝厚委，宿历高班，纤负微愆，应从涤洗。愚谓宜申以常伯，正绾著作。”宣武不许。诏彪兼通直散骑常侍、行汾州事，非彪好也，固请不行。卒于洛阳。
太和十一年，京都大饥，麒麟表陈时务曰：
性介直，不竞时荣。太和九年正月病笃，遗命曰：“吾存尚俭薄，岂可没为奢厚哉。昔王孙裸葬，有感而然；士安籧篨，颇亦矫厉。可敛以时服，明器从古。”初骏病甚，孝文、文明太后遣使者更问其疾，敕侍御师徐謇诊视，赐以汤药。临终，诏以小子公称为中散，从子灵虬为著作佐郎。及卒，孝文、文明太后伤惜之。赐东园秘器、朝服一称、帛三百匹，赠兗州刺史、曲安侯，谥曰宪。所作文章，自有集录。
《礼》云：臣有大丧，君三年不呼其门。此圣人缘情制礼，以终孝子之情也。周季陵夷，丧礼稍亡，是以要纟至即戎，素冠作刺。逮乎虐秦，殆皆泯矣。汉初，军旅屡兴，未能遵古。至宣帝时，人当从军屯者，遭大父母、父母死，未满三月，皆弗徭役。其朝臣丧制，未有定闻。至后汉元初中，大臣有重忧，始得去官终服。暨魏武、孙、刘之世，日寻干戈，前世礼制，复废不行。晋时鸿胪郑默丧亲，固请终服，武帝感其孝诚，遂著令以为常。
其五曰：
又曰：自南伪相承，窃有淮北，欲擅中华之称，且以招诱边人，故侨置中州郡县。自皇风南被，仍而不改，凡有重名，其数甚众，非所以疆域物士，必也正名之谓也。愚以为可依地理旧名，一皆厘革，小者并合，大者分置。及中州郡县，昔以户少并省，今人口既多，亦可复旧。君人者，以天下为家，不得有所私也。故仓库储贮，以俟水旱之灾，供军国之用。至于有功德者，然后加赐。爰及末代，乃宠之所隆，赐赉无限。自比以来，亦为太过。在朝诸贵，受禄不轻，土本被绮罗，仆妾厌梁肉，而复厚赉屡加，动以千计。若分赐鳏寡，赡济实多。如不悛革，岂“周急不继富”之谓也？
始琛以父母老，常求解官扶侍，故孝文授以本州长史。及贵达，不复请归，至是乃还。供养数年，遭母忧。母钜鹿曹氏，有孝性。夫氏去家，路逾百里，每得鱼肉菜果珍美口实者，必令僮仆走奉其母，乃后食焉。琛母服未阕，复丧父。琛于茔兆内手种松柏，隆冬负掘水土。乡老哀之，咸助加力。十余年中，坟成木茂。与弟僧林誓以同居没齿，专事产业，躬亲农圃，时以鹰犬驰逐自娱。朝廷有大事，犹上表陈情。
车驾南伐，彪兼度支尚书，与仆射李冲、任城王澄等参理留台事。彪素性刚豪，与冲等意议乖异，遂形于声色，殊无降下之心。冲积其前后罪过，乃于尚书省禁止彪，上表曰：“案臣彪昔于凡品，特以才拔，等望清华，司文东观，绸缪恩眷，绳直宪台，左加金珰，右珥蝉冕。东省。宜感恩厉节，忠以报德。而窃名忝职，身为违傲，矜势高亢，公行僭逸。坐与禁省，冒取官材，辄驾乘黄，无所惮惧。肆志傲然，愚聋视听。此而可忍，谁不可怀。臣今请以见事免彪所居职，付廷尉狱。”冲又表曰：
其二曰：
帝曾诏诸官曰：“近代已来，高卑出身，恆有常分。朕意所为可，复以为不可，宜校量之。”李冲曰：“未审上古已来，置官列位，为欲为膏梁兒地，为欲益政赞时？”帝曰：“俱欲为人。”冲曰：“若欲为人，陛下今日何为专崇门品，不有拔才之诏？”帝曰：“苟有殊人之技，不患不知。然君子之门，假使无当世之用者，要自德行纯笃，朕是以用之。”冲曰：“傅岩、吕望，岂可以门见举？”帝曰：“如此济世者希，旷代有一两耳。”冲谓诸卿士曰：“适欲请救诸贤。”秘书令李彪曰：“师旅寡少，未足为援，意有所怀，敢不尽言于圣日。陛下若专以地望，不审鲁之三卿，孰若四科？”帝曰：“犹如向解。”显宗进曰：“陛下光宅洛邑，百礼惟新，国之兴否，指此一选。且以国事论之，不审中秘监、令之子，必为秘书郎，顷来为监、令者，子皆可为不？”帝曰：“卿何不论当世膏腴为监、令者？”显宗曰：“陛下以物不可类，不应以贵承贵，以贱袭贱。”帝曰：“若有高明卓尔，才具俊出者，朕亦不拘此例。”后为本州中正。
其六曰：
帝善之。
麒麟立性恭慎，恆置律令于坐傍。临终之日，唯有俸绢数十疋，其清贫如此。赠散骑常侍、燕郡公，谥曰康。长子兴宗，字茂先。好学有文才，位秘书中散。卒，赠渔阳太守。
明帝践阼，以其素附高肇，出为幽州刺史。寻以高肇之党，与王世义、高绰、李宪、崔楷、兰氛之为中尉元匡所弹，灵太后并特原之。聪遂废于家，断绝人事，唯修营园果，世称高聪梨，以为珍异。又唯以声色自娱。后拜光禄大夫，卒。灵太后闻其亡，嗟惋良久。赠青州刺史，谥曰献。
高聪，字僧智，本勃海人也。曾祖轨，随慕容德徙青州，因居北海之剧县。父法昂，少随其车骑将军王玄谟征伐，以功至员外郎，早卒。聪生而丧母，祖母王抚育之。大军攻克东阳，聪徙平城，与蒋少游为云中兵户，窘困无所不为。族祖允视之若孙，大加赒给。聪涉猎经史，颇有文才。允嘉之，数称其美，言之朝廷，由是与少游同拜中书博士。转侍郎，为高阳王雍傅，稍为孝文知赏。太和十七年，兼员外散骑常侍，使于齐。后兼太子左率。
三曰：窃闻舆驾还洛阳，轻将数千骑，臣甚为陛下不取也。夫千金之子，犹坐不垂堂，况万乘之尊，富有四海乎。清道而行，尚恐衔橛之失，况履涉山河而不加三思哉。
孝文时，拜齐州刺史，假魏昌侯。在官寡于刑罚，从事刘普庆说麒麟曰：“明公仗节方夏，无所斩戮，何以示威？”麒麟曰：“人不犯法，何所戮乎？若必须斩断以立威名，当以卿应之。”普庆惭惧而退。麒麟以亲附之人，未阶台官，士人沈抑，乃表请守宰有阙，宜推用豪望，增置吏员，广延贤哲，则华族蒙荣，良才获叙，怀德安土，庶或在兹。朝议从之。
时司空北海王详、尚书令王肃许之。肃以其无禄，颇相赈饷。遂在秘书省，同王隐故事，白衣修史。
诏曰：“里正可进至勋品、经途从九品、六部尉正九品诸职中简取，何必须武人也。”琛又奏以羽林为游军，于诸坊巷司察盗贼。于是京邑清静，后皆踵焉。
谨案侍中、领御史中尉甄琛，身居直法，纠擿是司。风邪响黩，犹宜劾纠，况赵修侵公害私，朝野切齿？而琛尝不陈奏，方更往来，中外影响，致其谈誉。令布衣之父，超登正四之官；七品之弟，越陟三阶之禄。亏先皇之选典，尘圣明之官人。又与黄门郎李凭，相为表里。凭兄叨封，知而不言。及修衅彰，方加弹奏。生则附其形势，死则就地排之。窃天之功，以为己力，仰欺朝廷，俯罔百司。其为鄙诈，于兹甚矣。谨依律科从，请以职除。其父中散，实为叨越，虽皇族帝孙，未有此例。既得不以伦，请下收夺。李凭朋附赵修，是亲是仗，缁点皇风，尘鄙正化，此而不纠，将何以肃整阿谀，奖厉忠概？请免所居官以肃风轨。
宣武初，聪复窃还京师，说高肇废六辅。宣武亲政，除给事黄门侍郎，后加散骑常侍。及幸鄴还，于河内怀界，帝射矢一里五十余步。侍中高显等奏，盛事奇迹必宜表述，请勒铭射宫，永彰圣艺。遂刊铭射所，聪为之词。赵修嬖境，聪深朋附。及诏追赠修父，聪为碑文，出入同载，观视碑石。聪每见修，迎送尽礼。聪又为修作表，陈当时便宜，教其自安之术，由是迭相亲狎。修死，甄琛、李凭皆被黜落，聪深用危虑，而先以疏宗之情，曲事高肇，竟获自免，肇之力也。修之任势，聪倾身事之；及死，言必毁恶。茹皓之宠，聪又媚附，每相招命，称皓才识非修之俦。乃因皓启请田宅，皆被遂许。及皓见罪戮，聪以为死之晚也。其薄于情义皆如此。
往年校比户贯，租赋轻少。臣所统齐州，租粟才可给俸，略无入仓。虽于人为利，而不可长久。脱有戎役，或遭天灾，恐供给之方，无所取济。请减绢布，增益谷租，年丰多积，岁俭出振。所谓私人之谷，寄积于官；官有宿积，则人无荒年矣。
昶小名那。性峻急，不杂交游。幼年已解属文，有声洛下。时洛阳初置明堂，昶年十数岁，为《明堂赋》，虽优洽未足，才制可观。见者咸曰有家风也。初谒周文，周文深奇之，厚加资给，令入太学。周文每见学生，必问才行于昶。昶神情清悟，应对明辩，周文每称叹之。绥德公陆通盛选僚采，请以昶为司马，周文许之。昶虽年少，通特加接待，公私之事，咸取决焉。又兼二千石郎中，典仪注。累迁都官郎中、相州大中正。昶虽处郎官，周文恆欲以书记委之。于是以为丞相府记室参军、著作郎、修国史，转大行台郎中、中书侍郎，又转黄门侍郎，对临黄县伯。尝谓曰：“卿祖昔在中朝，为御史中尉；卿操尚贞固，理应不坠家风。但孤以中尉弹劾之官，爱憎所在，故未即授卿耳。然此职久旷，无以易卿。”乃奏昶为御史中尉，赐姓宇文氏。
圣魏之初，拨乱反正，未遑建终丧之制。今四方无虞，百姓安逸，诚是孝慈道洽，礼教兴行之日也。然愚臣所怀，窃有未尽。伏见朝臣丁大忧者，假满赴职，衣锦乘轩，从效庙之祀；鸣玉垂緌，同节庆之宴。伤人子之道，亏天地之经。愚谓如有遭父母丧者，皆得终服。若无其人有旷官者，则优旨慰喻，起令视事。但综理所司，出纳敷奏而已，国之吉庆，一令无预。其军戎之警，墨缞从役，虽愆于礼，事所宜行也。
诏琛参八坐议事，寻正中尉。迁侍中，领中尉。琛俛眉畏避，不能绳纠贵游，凡所劾者，率多下吏。于时赵修宠贵，琛倾身事之。琛父凝为中散大夫，弟僧林为本州别驾，皆托修申达。至修奸诈事露，明当收考，今日乃举其罪。及监决修鞭，犹相隐恻，然告人曰：“赵修小人，背如土牛，殊耐鞭杖。”有识以此非之。修死之明日，琛与黄门郎李凭以朋党被召诣尚书。兼尚书元英、邢峦穷其阿附之状。琛曾拜官，诸宾悉集，峦乃晚至。琛谓峦：“何处放蛆来，今晚始顾？”虽以言戏，峦变色衔忿。及此，大相推穷。司徒、录尚书事、北海王详等奏曰：
琛同郡张纂，字伯业。祖珍，字文表，慕容宝度支尚书。道武平中山，入魏，卒于凉州刺史，谥曰穆。纂颇涉经史，雅有气尚，交结胜流。为乐陵太守，在郡多所受纳。闻御史至，弃郡逃走，于是除名，乃卒。天平初，赠定州刺史。纂叔感，字崇仁，有器业，不应州郡之命。
彪有女，幼而聪令。彪每奇之，教之书学，读诵经传。尝窃谓所亲曰：“此当兴我家，卿曹容得其力。”彪亡后，宣武闻其名，召为婕好。在宫常教帝妹书，诵授经史。始彪奇志及婕妤，特加器爱。公私坐集，必自称咏，由是为孝文所贵。及彪亡后，婕妤果入掖廷，后宫咸师宗之。宣武崩后，为比丘尼，通习经义，法座讲说，诸僧叹重之。
其三曰：
一曰：窃闻舆驾今夏若不巡三齐，当幸中山。窃以为非计也。何者？当今徭役宜早息，洛京宜速成。省费则徭役可简，并功则洛京易就。愿早还北京，以省诸州供帐之费，则南州免杂徭之烦，北都息分析之叹；洛京可以时就，迁者佥尔如归。
彪虽与宋弁结管、鲍交，弁为大中正，与孝文私议，犹以寒地处之，殊不欲微相优假。彪亦知之，不以为恨。弁卒，彪痛之无已，为之哀诔，备尽辛酸。郭祚为吏部，彪为子志求官，祚乃以旧第处之。彪以位经常伯，又兼尚书，谓祚应以贵游拔之，深用忿怨，形于言色。时论以此非祚。祚每曰：“尔与义和至友，岂能饶尔而怨我乎。”任城王澄与彪先亦不穆，及为雍州，彪诣澄，为志求其府寮。澄释然为启，得为列曹行参军，时称澄之美。
转太子少保，黄门如故。及高肇死，琛以党不宜复参朝政，出为营州刺史，迁凉州刺史。犹以高氏之昵，不欲处之于内。久之，为吏部尚书。未几，除定州刺史。固辞曰：“陛下在东宫，崔光为少傅，臣为少保，今光为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开国公。故仆射游肇时为侍中，与臣官阶相似；肇在省为仆射，死赠车骑将军、仪同三司、冀州刺史。臣今适为征北将军、定州刺史。生师保不如死游肇。”诏书慰遣之。琛既至乡，衣锦昼游，大为称满；政体严细，甚无声誉。
初，迁神主于太庙，有司奏：旧事，庙中执事官例皆赐爵，今宜依旧。诏百寮评议，群臣咸以为宜依旧事。骏独以为不可，表曰：“臣闻名器为帝王所贵，山河为区夏之重，是以汉祖有约，非功不侯。未见预事于宗庙，而获赏于疆土。虽复帝王制作，弗相沿袭。然一时恩泽，岂足为长世之轨乎。”书奏，从之。文明太后谓群臣曰：“言事，固当正直而准古典；安可依附暂时旧事乎！”赐骏衣一袭，帛二百匹。又诏曰：“骏历官清慎，言事每惬。门无挟货之宾，室有怀道之士。可赐帛六百匹，旌其俭德。”骏悉散之亲旧。
高道悦，字文欣，辽东新昌人也。曾祖策，冯跋散骑常侍、新昌侯。祖育，冯弘建德令。太武东讨，率部归命，授建忠将军、齐郡建德二郡太守，赐爵肥如子。父玄起，武邑太守，遂居勃海莜县。
惟我皇魏之奄有中华也，岁越百龄，年几十纪，史官叙录，未充其盛。加以东观中圮，册勋有阙，美随日落，善因月稀。故谚曰：“一日不书，百事荒芜。”至于太和之十一年，先帝，先后召名儒博达之士，以充麟阁之选。于时忘臣众短，采臣片志，令臣出纳，授臣丞职，猥属斯事，无所与让。高祖时诏臣曰：“平尔雅志，正尔笔端，书而不法，后世何观。”臣奉以周旋，不敢失坠。
程逡，字驎驹，本广平曲安人也。六世祖良，晋都水使者，坐事流凉州。祖父肇，吕光人部尚书。骏少孤贫，居丧以孝称。师事刘延明，性机敏好学，昼夜无倦。延明谓门人曰：“举一隅而以三隅反者，此子亚之也。”骏白延明曰：“今名教之儒，咸谓老庄其言虚诞，不切实要，不可以经世。骏为不然。夫老子著抱一之言，庄生申性本之旨，若斯者，可谓至顺矣。人若乖一，则烦伪生；爽性，则冲真丧。”延明曰：“卿年尚幼，言若老成，美哉。”由是声誉益播。沮渠牧犍擢为东宫侍讲。
琛从父弟密，字叔雍。清谨少嗜欲，颇涉书史。疾世俗贪竞，乾没荣宠，曾为《风赋》以见意。后参中山王英军事。英钟离败退，乡人苏良没于贼中，密尽私财以赎之。良归，倾资报密。密一皆不受，曰：“济君之日，本不求货，岂相赎之意。”及葛荣侵扰河北，诏密为相州行台，援守鄴城。庄帝以密全鄴勋，赏安市县子。孝静初，为卫尉卿，在官有平直之誉。出为北徐州刺史，卒官。赠骠骑将军、仪同三司、瀛州刺史，谥曰靖。
子熙清白自守，不交人事。又少孤，为叔显宗所抚养。及显宗卒，显宗子伯华又幼，子熙爱友等于同生。长犹共居，车马资财，随其费用，未尝见于言色。又上书求析阶与伯华，于是除伯华东太原太守。及伯华在郡，为刺史元弼所辱。子熙乃泣诉朝廷。明帝诏遣案检，弼遂大见诘让。
兴宗弟显宗，字茂亲。刚直，能面折廷诤，亦有才学。沙门法抚，三齐称其聪悟。尝与显宗校试，抄百余人名，各读一遍，随即覆呼，法抚犹有一二舛谬，显宗了无误错。法抚叹曰：“贫道生平以来，唯服郎耳。”
昶，周文世已当枢要。兵马处分，专以委之；诏册文笔，皆昶所作也。及晋公护执政，委任如旧。昶常曰：“文章之事，不足流于后世，经邦致化，庶及古人。”故所作文笔，了无藁草，唯留心政事而已。又以父在江南，身寓关右，自少及终，不饮酒听乐。时论以此称焉。子丹嗣。
诏曰：“司盐之税，乃自古通典，然兴制利人，亦世或不同。甄琛之表，实所谓助政毗俗者也。可从其前计，尚书严为禁豪强之制也。”
往年以河阳事，曾与彪在领军府共太尉、司空及领军诸卿等集阅廷尉所问囚徒。时有人诉枉者，二公及臣少欲听采。语理未尽，彪便振怒，东坐攘袂挥赫，口称贼奴，叱吒左右。高声大呼曰：“南台中取我木手去，搭奴肋折！”虽有此言，终竟不取。即言：“南台所问，唯恐枉活，终无枉死。”时诸人以所枉至重，有首实者多，又心难彪，遂各默尔。因缘此事，臣遂心疑有滥，知其威虐。犹谓益多损少，故不以申彻，实失为臣知无不闻之义。及去年大驾南行以来，彪兼尚书，日夕共事，始乃知其言与行舛，是己非人，专恣无忌，尊身忽物。臣与任城卑躬曲己，其所欲者无不屈从。依事求实，悉有成验。如臣列得实，宜亟投彪于有北，以除奸矫之乱政；如臣列无证，宜放臣于四裔，以息青蝇之白黑。
齐遣其主客郎刘绘接对，并设宴乐。彪辞乐。及坐，彪曰：“向辞乐者，卿或未相体。我皇孝性自天，追慕罔极，故有今者丧除之议。去三月晦，朝臣始除缞裳，犹以素服从事。裴、谢在北，固应具此。今辞乐，想卿无怪。”绘答言：“请问魏朝丧礼竟何所依？”彪曰：“高宗三年，孝文逾月。今圣上追鞠育之深恩，感慈训之厚德，报于殷、汉之间，可谓得礼之变。”绘复问：“若欲遵古，何不终三年？”彪曰：“万机不可久旷，故割至慕，俯从群议。服变不异三年，而限同一期，可谓失礼？”绘言：“汰哉叔氏，专以礼许人。”彪曰：“圣朝自为旷代之制，何关许人。”绘言：“百官总己听于冢宰，万机何虑于旷？”彪曰：“五帝之臣，臣不若君，故君亲揽其事。三王君臣智等，故共理机务。主上亲揽，盖远轨轩、唐。”彪将还，齐主亲谓彪曰：“卿前使还日，赋阮诗云：‘但愿长闲暇，后岁复来游。’果如今日。卿此还也，复有来理否？”彪答：“请重赋阮诗曰：‘宴衍清都中，一去永矣哉。’”齐主惘然曰：“清都可尔，一去何事！观卿此言，似成长阔。朕当以殊礼相送。”遂亲至琅邪城，登山临水，命群臣赋诗以送别。其见重如此。彪前后六度衔命，南人奇其謇博。后为御史中尉，领著作郎。
《孝经》称父子之道天性，盖明一体而同气，可共而不右离者也。及其有罪不相及者，乃君上之厚恩也。而无情之人，父兄系狱，子弟无惨惕之容；子弟即刑，父兄无愧恧之色。宴安荣位，游从自若，军马仍华，衣冠犹饰。宁是同体共气，分忧均戚之理也？臣愚以为父兄有犯，宜令子弟素服肉袒，诣阙请罪；子弟有坐，宜令父兄露板引咎，乞解所司。若职任必要，不宜许者，慰勉留之。如此，足以敦厉凡薄，使人知有所耻矣。
卒官，遗敕其子，殡以素棺，事从俭约。
奏可。琛遂免归本郡。左右相连死黜者二十余人。
彪既为孝文所宠，性又刚直，遂多劾纠，远近畏之。豪右屏气。帝常呼为李生，从容谓群臣曰：“吾之有李生，犹汉之有汲黯。”后除散骑常侍，领御史中尉，解著作事。帝宴群臣于流化池，谓仆射李冲曰：“崔光之博，李彪之直，是我国得贤之基。”
二曰：自古圣帝必以俭约为美，乱主必以奢侈贻患。仰惟先朝，皆卑宫室而致力于经略，故能基宇开广，业祚隆泰。今洛阳基趾，魏明所营，取讥前代。伏惟陛下损之又损之。顷来北都富室，竞以第宅相尚，今因迁徙，宜申禁约，令贵贱有检，无得逾制。端广衢路，通利沟洫，使寺署有别，士庶异居，永垂百世不刊之范。
李彪，字道固，顿丘卫国人也，孝文赐名焉。家寒微，少孤贫，有大志，好学不倦。初受业于长乐监伯阳，伯阳称美之。晚与渔阳高悦、北平阳尼等将隐名山，不果而罢。悦兄闾博学高才，家富典籍，彪遂于悦家手抄口诵，不暇寝食。既而还乡里。平原王陆睿年将弱冠，雅有志业。娶东徐州刺史博陵崔鉴女，路由冀、相，闻彪名而诣之。修师友之礼，称之州郡遂。遂举孝廉，至京师，馆而受业焉。高闾称之朝贵，李冲礼之其厚，彪深宗附之。
汉制，旧断狱报重尽季冬，至孝章时改尽十月，以育三微。后岁旱，论者以不十月断狱，阴气微，阳气泄，以故致旱，事下公卿。尚书陈宠曰：“冬至阳气始萌，故十一月有射干芸荔之应，周以为春。十二月阳气上通，雉雊鸡乳，殷以为春。十三月阳气已至，蛰虫皆震，夏以为春。三微成著，以通三统。三统之月断狱流血，是不稽天意也。”章帝善其言，卒以十月断。今京都及四方断狱报重，常竟季冬，不推三正以育三微。宽宥之情，每过于昔，遵之典宪，犹或阙然。今岂所谓助阳发生，垂奉微之仁也？诚宜远稽周典，近采汉制，天下断狱起自初秋，尽于孟冬。不于三统之春，行斩绞之刑。如此则道协幽显，仁垂后昆矣。
志字鸿道，博学有才干，年十余，便能属文。彪奇之，谓崔鸿曰：“子宜与鸿道为二鸿于洛阳。”鸿遂与交款往来。
太和二十年秋，车驾幸中岳，诏太子恂入居金墉。而恂潜谋还代，忿道悦前后规谏，遂于禁中杀之。帝甚加悲惜，赠散骑常侍、营州刺史，并遣王人慰其妻子，又诏使者监护丧事。葬于旧茔，谥曰贞侯。宣武又追录忠概，拜长子显族给事中。显族亦以忠厚见称，卒于右军将军。
伏惟陛下天纵钦明，道高三五，上垂覆载之泽，下有冻馁之人，皆由有司不为其制，长吏不恤其本。自承平日久，丰穰积年，竞相矜夸，浸成侈俗。故令耕者日少，田者日荒。谷帛罄于府库，宝货盈于市里，衣食匮于室，丽服溢于路。饥寒之本，实在于斯。愚谓凡珍玩之物，皆宜禁断。吉凶之礼，备为格式，令贵贱有别，人归朴素。制天下男女，计口受田。宰司四时巡行，台使岁一案检，勤相劝课，严加赏罚。数年之中，必有盈赡，虽遇凶灾，免于流亡矣。
论曰：韩麒麟由才器识用，遂见纪于齐士。显宗以文学自立，而时务屡陈；至于实录之功，未之闻也。子熙清尚自守，荣过其器。程骏才业见知，盖当时之长策。李彪生自微族，见擢明世，輶轩骤指，声骇江南，执笔立言，遂为良史。逮于直绳在手，厉气明目，持坚无术，末路蹉跎。行百里者半于九十，彪之谓也。高道悦謇直之风，见惮于世，丑正贻祸，有可悲乎！甄琛以学尚刀笔，早树声名；受遇三朝，终至崇重。高聪才尚见知，名位显著。而异轨同奔，咸经于危覆之辙，惜乎！
又曰：昔周王为犬戎所逐，东迁河洛，镐京犹称宗周，以存本也。光武虽曰中兴，实自草创，西京尚置京尹，亦不废旧。今陛下光隆先业，迁宅中土，稽古复礼，于斯为盛。按《春秋》之义，有宗庙谓之都，无谓之邑，此不刊之典也。况北代，宗庙在焉，山陵托焉，王业所基，圣躬所载，其为神乡福地，实亦远矣。今便同之郡国，臣窃不安。愚谓代京宜建畿置尹，一如故事。崇本重旧，以光万叶。
又曰：“伏见洛京之制，居人以官位相从，不依族类。然官位非常，有朝荣而夕悴，则衣冠沦于厮竖之邑，臧获显于膏腴之里，物之颠倒，或至于斯。古之圣王，必令四人异居者，欲其业定而志专。业定则不伪，志专则不淫，故耳目所习，不督而就；父兄之教，不肃而成。仰惟太祖道武皇帝，创基拨乱，日不暇给，然犹分别士庶，不令杂居，伎作屠沽，各有攸处。但不设科禁，买卖任情，贩贵易贱，错居浑杂。假令一处弹筝吹笛，缓舞长歌；一处严师苦训，诵《诗》讲《礼》，宣令童龀，任意所从，其走赴舞堂者万数，往就学馆者无一。此则伎作不可杂居，士人不宜异处之明验也。故孔父云里仁之美，孟母弘三徙之训。贤圣明诲，若此之重。今令伎作之家习士人风礼，则百年难成；令士人兒童效伎作容态，则一朝可得。以士人同处，则礼教易兴；伎作杂居，则风俗难改。朝廷每选举人士，则校其一婚一官，以为升降，何其密也。至于伎作官涂，得与膏梁华望接闬连甍，何其略也。今稽古建极，光宅中区，凡所徙居，皆是公地。分别伎作，在于一言，有何为疑，而亏盛美？
古先哲王之为制也，自天子以至公卿，下及抱关击柝，其宫室车服，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贱不得逾贵。夫然，故上下序而人志定。今时浮华相竞，情无常守；大为消功之物，巨制费力之事，岂不谬哉。夫消功者，锦绣雕文是也；费力者，广宅高宇，壮制丽饰是也。其妨男业害女工者，可胜言哉！汉文时，贾谊上疏，云今之王政可为长太息者六，此即是其一也。夫上之所好，下必从之。故越王好勇而士多轻死；楚王好瘠而国有饥人。今二圣躬行俭素，诏令殷勤，而百姓之奢犹未革者，岂楚、越之人易变如彼，大魏之士难化如此？此盖朝制不宣，人未见德使之然耳。臣愚以为第宅车服，自百官以下至于庶人，宜为其等制。使贵不逼贱，卑不僭高，不可以称其侈意，用违经典。
国家居代，患多盗窃。世祖太武皇帝亲自发愤，广置主司，里宰皆以下代令长及五等散男有经略者乃得为之。又多置吏士，为其羽翼。崇而重之，始得禁止。今迁都已来，天下转广；四远赴会，事过代都。寇盗公行，劫害不绝。此由诸坊混杂，厘比不精，主司闇弱，不堪检察故也。今择尹既非南金，里尉铅刀而割，欲望清肃都邑，不可得也。里正乃流外四品，职轻任碎，多是下才。人怀苟且，不能督察，故使盗得容奸，百赋失理。边外小县，所领不过百户，而令长皆以将军居之。京邑诸坊，大者或千户、五百户，其中皆王公卿尹，贵势姻戚，豪猾仆隶，廕养奸徒，高门邃宇，不可干问。比之边县，难易不同。今难彼易此，实为未惬。
《月令》称山林薮泽，有能取蔬食禽兽者，皆野虞教导之。其迭相侵夺者，罪之无赦。此明导人而弗禁，通有无以相济也。《周礼》虽有川泽之禁，正所以防其残尽，必令取之有时。斯所谓鄣护在公，更所以为人守之耳。今者天为黔首生盐，国为黔首鄣护。假获其利，犹是富专口龂，不及四体也。且天下夫妇，岁贡粟帛，四海之有，备奉一人；军国之资，取给百姓，天子亦何患乎贫，而苟禁一池？臣每观上古爱人之迹，时读中叶骤税之书，未尝不叹彼远大，惜此近狭。今伪弊相承，仍崇关廛之税。大魏宏博，唯受谷帛之输。是使远方闻者，莫不歌德。语称出内之吝，有司之福；施惠之难，人君之祸。夫以府藏之物，犹以不施而为灾，况府外之利，而可吝之于黔首？愿弛盐禁，使沛然远及。依《周体》置川衡之法，使之监导而已。
聪微习弓马，乃以将略自许。孝文锐意南讨，专访王肃以军事。聪托肃，愿以偏裨自效。肃言于帝，故假聪辅国将军，受肃节度，同援涡阳。聪躁怯少威重，及与贼交，望风退败。孝文恕死，徙平州。行届瀛州，刺史王质获白兔，将献，托聪为表。帝见表，顾王肃曰：“在下那得有此才，令朕不知。”肃曰：“比高聪北徙，或其所制。”帝悟曰：“必应然也。”
古先哲王，经国立政，积储九稔，谓之太平。故躬藉千亩，以率百姓。用能衣食滋茂，礼教兴行。逮于中代，亦崇斯业，入粟者与斩敌同爵，力田者与孝悌均赏。实百王之常轨，为政之所先。今京师人庶，不田者多；游食之口，三分居二。盖一夫不耕，或受其饥，况于今者，动以万计？故顷年山东遭水，而人有馁终，今秋京都遇旱，谷价踊贵，实由农人不劝，素无储积故也。
案礼，谥者行之迹也；号者功之表也；车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行生于己，名生于人。故阖棺然后定谥，皆累其生时美恶，所以为将来劝戒；身虽死，使名常存也。凡薨亡者，属所即言大鸿胪，移本郡大中正。条其行迹功过，承中正移，言公府，下太常部博士评议，为谥列上。谥不应法者，博士坐如选举不以实论。若行状失实，中正坐如博士。自古帝王，莫不殷勤重慎，以为褒贬之实也。今之行状，皆出自其家，任其臣子自言君父之行，无复是非之事。臣子之欲光扬君父，但苦迹之不高，行之不美，是以极辞肆意，无复限量。观其状也，则周、孔联鏕，伊颜接衽。论其谥也，虽穷文尽武，无或加焉。然今之博士与古不同，唯知依其行状，又先问其家人之意；臣子所求，便为议上。都不复斟酌与夺，商量是非。致号谥之加，与泛阶莫异；专以极美为称，无复贬降之名。礼官之失，一至于此。案甄司徒行状，至德与圣人齐踪，鸿名共大贤比迹，文穆之谥，何足加焉。但比来赠谥，于例普重，如甄之流，无不复谥。谓宜依谥法，慈惠爱人曰孝，宜谥曰孝穆公。
臣闻载籍之兴，由于大业；雅颂垂荐，起于德美。昔史谈诫其子迁曰：“当世有美而不书，汝之罪也。”是以久而见美。孔明在蜀，不以史官留意，是以久而受讥。《书》称“无旷庶官，”《诗》有“职思其忧”，臣虽今非所司，然昔忝斯任，故不以草茅自疏，敢言及于此。语曰：“患为之者不必知，知之者不得为。”臣诚不知，强欲为之耳。窃寻先朝赐臣名彪者，远则拟《汉史》之叔皮，近则准《晋史》之绍统，推名求义，欲罢不能。今求都下乞一静处，综理国籍，以终前志。官给事力，以充所须。虽不能光启大录，庶不为饱食终日耳。近则期月可就，远则三年有成，正本蕴之麟阁，副贰藏之名山。
又曰：夫帝皇所以居尊以御下者，威也；兆庶所以徙恶以从善者，法也。是以有国有家，必以刑法为政，生人之命，于是而在。有罪必罚，罚必当辜，则虽以捶挞薄刑，而人莫敢犯。有制不行，人得侥幸，则虽参夷之诛，不足以肃。自太和以来，未多坐盗弃市，而远近肃清。由此言之，止奸在于防检，不在严刑。今州郡牧守，邀当时之名，行一切之法；台阁百官，亦咸以深酷为无私，以仁恕为容盗。迭相敦厉，遂成风俗。陛下居九重之内，视人如赤子；百司分万务之要，遇下如仇雠。是则尧、舜止一人，而桀、纣以千百，和气不至，盖由于此。宜敕示百官，以惠元元之命。
道悦少为中书学生、侍御主文中散。后为谏议大夫，正色当官，不惮强御。车驾南征，征兵秦、雍，大期秋季阅集洛阳。道悦以使者书侍御史薛聪、侍御史主文中散元志等稽违期会，奏举其罪。又奏兼左仆射、吏部尚书、任城王澄，位总朝右，任属戎机，兵使会否，曾不检奏。尚书左丞公孙良职绾枢辖，蒙冒莫举。请以见事免澄、良等所居官。时道悦兄观为外兵郎中，澄奏道悦有党兄之负，孝文诏责。然以事经恩宥，遂寝而不论。诏曰：“道悦资性忠笃，禀操贞亮。居法树平肃之规，处谏著必犯之节。王公惮其风鲠，朕实嘉其一至，謇谔之诚，何愧黯、鲍也。其以为主爵下大夫，谏议如故。”
双弟观，尚书左外兵郎中、城阳王鸾司马。南征赭阳，先驱而殁，谥曰闵。
琛之所列，但恐坐谈则理高，行之则事阙，是用迟回，未谓为可。窃惟大道既往，恩惠生焉，下奉上施，卑高理睦。恆恐财不赒国，泽不厚人，故多方以达其情，立法以行其志。至乃取货山泽，轻在人之贡；立税关市，裨十一之储。收此与彼，非利己也；回彼就此，非为身也。所谓集天地之产，惠天地之人，藉造物之富，赈造物之贫。禁此泉池，不专太官之御；佥此匹帛，岂为后宫之资。既润不在己，彼我理一，积而散之，将焉所吝。然自行以来，典司多怠，出入之间，事不如法。此乃用之者无方，非兴之者有谬。至使朝廷识者，听营其间。今而罢之，惧失前旨。宜依前式。
其七曰：
太延五年，凉州平，迁于京师。为司徒崔浩所知。文成践阼，为著作郎。皇兴中，除高密太守。尚书李敷奏骏实史才，方申直笔，请留之。书奏，从之。献文屡引骏与论《易》、《老》义，顾谓群臣曰：“朕与此人言，意甚开暢。”问骏年，对曰：“六十一。”帝曰：“昔太公老而遭文王，卿今遇朕，岂非早也。”骏曰：“臣虽才谢吕望，陛下尊过西伯。觊天假余年，竭《六韬》之效。”
臣窃谓史官之达者，大则与日月齐其明，小则与四时并其茂，故能声流无穷，义昭来裔。是以金石可灭，而风流不泯者，其唯载籍乎。谚曰：“相门有相，将门有将。”斯不唯其性，盖言习之所得也。窃谓天文之官，太史之职，如有其人，宜其世矣。是以谈、迁世事而功立，彪、固世事而名成，此乃前鉴之轨辙，后镜之蓍龟也。然前代史官之不终业者，皆陵迟之世，不能容善。是以平子去史而成赋，伯喈违阁而就志。近僭晋之世，有佐郎王隐，为著作虞预所毁，亡官在家。昼则樵薪供爨，夜则观文属缀，集成《晋书》，存一代之事。司马绍敕尚书唯给笔札而已。国之大籍，成于私家，末世之弊，乃至如此。此史官之不遇时也。今大魏之史，职则身贵，禄则亲荣，优哉游哉，式穀令尔休矣！而典谟弗恢者，其有以也。而故著作渔阳傅毗、北平阳尼、河间邢产、广平宋弁、昌黎韩显宗并以文才见举，注述是同，并登年不永，弗终茂绩。前著作程灵虬同时应举，共掌此务，今徙他职，官非所司。唯著作崔光一人，虽不移任，然侍官两兼，故载述致阙。
崔光辞司徒之授也，琛与光书，外相抑扬，内实附会。光亦揣其意，复书以悦之。征为车骑将军、特进，又拜侍中。以其衰老，诏赐御府杖，朝直杖以出入。卒，诏给东园秘器，赠司徒公、尚书左仆射，加后部鼓吹。太常议谥文穆，吏部郎袁翻奏曰：
韩麒麟程骏李彪孙昶高道悦甄琛高聪
韩麒麟，昌黎棘城人。自云汉大司马增之后也。父瑚，秀容、平原二郡太守。麒麟幼而好学，美姿容，善骑射。景穆监国，为东曹主书。文成即位，赐爵渔阳男。父亡，在丧有礼。后参征南慕容白曜军事。进攻升城，师人多伤。及城溃，白曜将坑之。麒麟谏曰：“今方图进趣，宜示宽厚，勍敌在前，而便坑其众，恐三齐未易图也。”白曜从之，皆令复业，齐人大悦。后白曜表麒麟与房法寿对为冀州刺史。白曜攻东阳，麒麟上义租六十万斛，并攻战器械，于是军须无乏。及白曜被诛，麒麟停滞多年。
孝文颇纳之。显宗又上言：
显族弟敬猷，有风度。萧宝夤西征，引为骠骑司马。及宝夤谋逆，敬猷与行台郎中封伟伯等潜图义举，谋泄见杀。赠沧州刺史，听一子出身。道悦长兄嵩，字昆仑，魏郡太守。
始彪为中尉，号为严酷。以奸款难得，乃为木手击其胁腋，气绝而复属者时有焉。又慰喻汾州叛胡，得其凶渠，皆鞭面杀之。及彪病，体上往往疮溃，痛毒备极。赠汾州刺史，谥曰刚宪。彪在秘书岁余，史业竟未及就，然区分书体，皆彪之功。述《春秋三传》，合成十卷。其余著诗颂赋诔章表别有集。
孝文初，为中书教学博士。后假散骑常侍、卫国子，使于齐。迁秘书丞，参著作事。自成帝已来，至于太和，崔浩、高允著述国书，编年序录为《春秋》体，遗落时事。彪与秘书令高祐始奏从迁、固体，创为纪、传、表、志之目焉。
又曰：诸宿卫内直者，宜令武官习弓矢，文官讽书传。无令缮其蒲博之具，以成亵狎之容，徙损朝仪，无益事实。如此之类，一宜禁止。
嵩弟双，清河太守。坐黩货，将刑于市，遇赦免。时北海王详为录尚书事，双多纳金宝，除司空长史。后为凉州刺史，专肆贪暴，以罪免。后货高肇，复起为幽州刺史。以贪秽被劾，罪未判，遇赦复任。未几而卒。
尔硃荣之禽葛荣，送至京师。庄帝欲面数之，子熙以为荣既元凶，自知必死，恐或不逊，无宜见之。尔硃荣闻而大怒，请罪子熙。庄帝恕而不责。及邢杲起逆，诏子熙慰劳。杲诈降，子熙信之。迁至乐陵，杲复反，子熙还。坐付廷尉，论以大辟，恕死免官。孝武初，领著作，以奉册勋，封历城县子。天平初，为侍读，除国子祭酒。子熙俭素安贫，常好退静。迁鄴之始，百司并给兵力，时以祭酒闲务，止给二人。或有令其陈请者，子熙曰：“朝廷自不与祭酒兵，何关韩子熙事。”论者高之。元象中，加卫大将军。
延兴末，高丽王琏求纳女于掖庭，假骏散骑常侍，赐爵安丰男，持节如高丽迎女。骏至平壤城。或劝琏曰：“魏昔与燕婚，既而伐之，由行人具其夷险故也。今若送女，恐不异于冯氏。”琏遂谬言女丧。骏与琏往复经年，责琏以义方。琏不胜其忿，遂断骏从者酒食，欲逼辱之，惮而不敢害。会献文崩，乃还。拜秘书令。
车驾幸鄴，又兼御史中尉，留守洛京。时宫阙初基，庙库未构，车驾将水路幸鄴。已诏都水回营构之材，以造舟楫。道悦表谏，以为阙居宇之功，作游嬉之用，损耗殊倍。又深薄之危，古今共慎。于是帝遂从陆路。转道悦太子中庶子，正色立朝，严然难犯，宫官上下，咸畏惮之。
久之，复除散骑常侍，领给事黄门侍郎、定州大中正，大见亲宠。委以门下庶事，出参尚书，入厕帷幄。孝文时，琛兼主客郎，迎送齐使彭城刘缵。琛钦其器貌，常叹咏之。缵子昕为朐山戍主。昕死，家属入洛。有女年未二十，琛乃纳昕女为妻。婚日，诏给厨费。琛所好悦，宣武时调戏之。迁河南尹，黄门、中正如故。琛表曰：
彪寻归本乡。帝北幸鄴，彪野服称草茅臣，拜迎鄴南。帝曰：“朕以卿为已死。”彪对曰：“子在，回何敢死。”帝悦，因谓曰：“朕期卿每以贞松为志，岁寒为心，卿应报国，尽心为用，近见弹文，殊乖所以。卿罹此谴，为朕与卿？为宰事？为卿自取？”彪曰：“臣愆由己至，罪自身招，实非陛下横与臣罪，又非宰事无辜滥臣。臣罪既如此，宜伏东皋之下，不应远点属车之清尘。但伏承圣躬不豫，臣肝胆涂地，是以敢至，非谢罪而来。”帝曰：“朕欲用卿，忆李仆射不得。”帝寻纳宋弁之言，将复采用。会留台表至，言彪与御史贾尚往穷庶人恂事，理有诬抑，奏请收彪。彪自言事枉，帝明彪无此，遣左右慰勉之。听以牛车散载，送之洛阳。会赦得免。
志弟游，有才行。随兄志在南荆州，属尔硃之乱，与志俱奔江左。子昶。
孝文曾谓显宗及程灵虬曰：“著作之任，国书是司。卿等之文，朕自委悉；中省之品，卿等所闻。若欲取况古人，班、马之徒，固自辽阔。若求之当世，文学之能，卿等应推崔孝伯。”又谓显宗曰：“校卿才能，可居中第。”谓程灵虬曰：“卿与显宗，复有差降，可居下上。”显宗曰：“臣才第短浅，比于崔光，实为隆渥。然臣窃谓陛下贵古而贱今。昔扬雄著《太玄经》，当时不免覆甕之谭，二百年外，则越诸子。今臣所撰，虽未足光述帝载，然万祀之后，仰观祖宗巍巍之功，上睹陛下明明之德，亦何谢钦明于《唐典》，慎徽于《虞书》。”帝曰：“假使朕无愧于虞舜，卿复何如尧臣？”显宗曰：“陛下齐踪尧、舜，公卿宁非二八之俦。”帝曰：“卿为著作，仅名奉职，未是良史也。”显宗曰：“臣仰遭明时，直笔无惧，又不受金，安眠美食，此优于迁、固也。”帝哂之。后与员外郎崔逸等参定朝仪。
诏从之。琛祖载，明帝亲送，降车就舆，吊服哭之，遣舍人慰其诸子。
二十一年，车驾南征，以显宗为右军府长史、统军。次赭阳，齐戍主成公期遣其军主胡松、高法援等并引蛮贼，来击军营。显宗拒战，斩法援首。显宗至新野，帝曰：“何不作露布也？”显宗曰：“臣顷见镇南将军王肃获贼二三，驴马数匹，皆为露布。臣在东观，私每哂之。近虽仰凭威灵，得摧丑虏，兵寡力弱，禽斩不多。脱复高曳长缣，虚张功捷，尤而效之，其罪弥甚。所以敛毫卷帛，解上而已。”帝笑曰：“如卿此勋，诚合茅社，须赭阳平定，检审相酬。”新野平，以显宗为镇南广阳王嘉谘议参军。显宗上表，颇自矜伐，诉前征勋。诏曰：“显宗进退无检，亏我清风，付尚书推列以闻。”兼尚书张彝奏免显宗官。诏以白衣守谘议，展其后效。显宗既失意，遇信向洛，乃为五言诗赠御史中尉李彪，以申愤结。二十三年卒。显宗撰冯氏《燕志》、《孝友传》各十卷。景明初，追赭阳勋，赐爵章武男。子伯华袭。
六官建，拜内史下大夫，进爵为侯。明帝初，行御伯中大夫。武成元年，除中外府司录。保定初，进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转御正中大夫。时以近侍清要，盛选国华，乃以昶及安昌公元则、中都公陆逞、临淄公唐瑾等并为纳言。寻进爵为公。五年，出为昌州刺史。在州遇疾，求入朝，诏许之。未至京，卒，赠相、瀛二州刺史。
其四曰：
琛性轻简，好嘲谑，故少风望。然明解有干具，在官清白。自孝文、宣武，咸相知待。明帝以师傅之义而加礼焉。所著文章，鄙碎无大体，时有理诣。《磔四声》、《姓族废兴》、《会通缁素三论》及《家晦》二十篇，《笃学文》一卷，颇行于世。
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废者，不谓之不廉，乃曰簠簋不饰。此君之所以礼贵臣，不明言其过也。臣有大谴，则白冠氂缨盘水加剑，造室而请死，此臣之所以知罪而不敢逃刑也。圣朝宾遇大臣，礼崇古典，自太和降，有负罪当陷大辟者，多得归第自尽。遣之日，深垂隐愍，言发凄泪，百官莫不见，四海莫不闻，诚足以感将死之心，慰戚属之情。然恩发于衷，未著永制，此愚臣所以敢陈末见。
先是，子熙与弟娉王氏为妻，姑之女也，生二子。子熙尚未婚，后遂与寡妪李氏奸合而生三子。王、李不穆，迭相告言。子熙因此惭恨，遂以发疾。卒，遗戒不求赠谥，其子不能遵奉，遂至干谒。武定初，赠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幽州刺史。
琛长子侃，字道正，位秘书郎。性险薄，多与盗劫交通。随琛在京，以酒色夜宿洛水亭舍，殴击主人。为司州所劾，淹在州狱。琛大以惭慨。广平王怀为牧，与琛先不协，欲具案穷推。琛托左右以闻，宣武敕怀宽放。怀固执之，久乃特旨出侃。自此沈废，卒家。
志历官所在著绩。桓叔兴外叛，南荆荒毁，领军元叉举其才任抚导，抉为南荆州刺史。建义初，叛入梁。
宣武践阼，彪自托于王肃，又与郭祚、崔光、刘芳、甄琛、邢峦等诗书往来，迭相称重。因论求复旧职，修史官之事，肃等许为左右。彪乃表曰：
子子熙，字元雍。少自修整，颇有学识，为清河王怿郎中令。初，子熙父以爵让弟显宗，不受；子熙成父素怀，卒亦不袭。及显宗卒，子熙别蒙赐爵，乃以先爵让弟仲穆。兄弟友爱如此。母亡，居丧有礼。子熙为怿所眷遇，遂阙位，待其毕丧后，复引用。及元叉害怿，久不得葬。子熙为之忧悴，屏居田野。每言王若不得复封，以礼迁葬，誓以终身不仕。后灵太后反政，以叉为尚书令，解其领军。子熙与怿中大夫刘定兴、学官令傅灵、宾客张子慎伏阙上书，理怿之冤，极言元叉、刘腾诬誷。书奏，灵太后义之，乃引子熙为中书舍人。后遂剖腾棺，赐叉死。寻修国史。建义初，兼黄门，寻为正。
自今以后，明勒太常、司徒，有行状如此，言辞流宕，无复节限者，悉请裁量，不听为受。仍踵前来之失者，皆付法司科罪。
韩麒麟，昌黎棘城人，自称是汉朝大司马韩增的后代。
他虽然年幼，却喜爱学习，仪表俊美，善于骑马射箭。景穆监理朝政，任他为东曹主书。文成帝即位，赐给他渔阳男的爵号。后来参加征南将军慕容白曜率领的征讨，攻打升城，军中有很多人受伤。等到攻破城池，慕容白曜准备把抓到的俘虏全部活埋。韩麒麟劝告说“：现在我们谋图向南进取，应显示宽厚仁爱。强敌在前，尚未打败，却坑杀许多人，恐怕南齐不容易图取呀。”白曜听从了他的劝告，下令将俘虏全部释放，让他们恢复本业。南齐人十分高兴。后来，慕容白曜上表请求朝廷任韩麒麟与房法寿任冀州刺史。慕容白曜进攻东阳，韩麒麟为他提供六十万斛军粮和各种攻战器械，使得军需用品毫不匮乏。白曜被朝廷诛杀，韩麒麟多年没有升迁。
孝文帝时，他任齐州刺史，封为魏昌侯。做官时很少用刑罚。从事刘普庆劝他“：您受朝廷之命治理中原时，没有杀戮什么人，凭什么树立威信？”他回答说：“人们不触犯刑律，我为什么要杀戮？如果必须靠杀人来树立威信，当用你来试试。”刘普庆满面惭愧地退下。韩麒麟因新归降的人没有能进身官府，读书人颇受压抑，便上表请求朝廷应该任用归附的豪门望族，增加官吏数额，广泛延纳贤士哲人。这样，使大族蒙受恩荣，人才获得进取的机会，人人怀念朝廷恩德，使地方安稳宁静，或许根本就在于此。朝廷会议，同意了他的意见。
太和十一年(487)，京都一带发生大饥荒，韩麒麟上表陈述时务，说：
“古代圣哲的帝王治理国家，建立政权，积蓄九年的粮食，才称得上太平。所以亲自耕田千亩，给百姓做出表率。这样才能使天下衣食丰足，礼仪盛行。到了后来，帝王仍崇敬力田农业，缴纳粮食的人同在战场上杀敌的一样都可以得到朝廷赐给的爵位，种田的人同孝敬父母、和睦兄弟的人一起可以得到同样的奖赏。这实在是历代帝王一贯的做法，为政者所必须首先考虑的。现在，京城的人不种田的居多，不劳而食的人口，三分之中有其二。一个人不种，就可能会挨饿，更何况像现在这样，不耕田者数以万计？所以，近年山东遭受水灾，而有很多人挨饿受冻；今年秋天京城发生旱灾，谷价飞涨，实在是因为农民不事农业，平常没有积蓄的缘故。
“陛下您天资聪明英纵，德望高于三王五霸。尽管上面有您覆天载地的恩泽，下面却仍有挨饿受冻的百姓，都是因为有关的部司不制定出奖励农耕的制度，官吏不体恤农民，不把农耕作为根本。自从长久升平，多年丰收，官吏竞相浮夸，渐渐养成奢侈的风气。由此使得种田的人越来越少，土地荒芜的越来越多；府库里的粮食布帛几乎用完，集市上的东西却很充盈；家里衣食匮乏，道路上行走的人却盛装艳服，忍饥受寒的根本原因，实在由此引起。我认为凡是珍奇玩好，都应该禁绝；婚丧嫁娶的礼仪，都应该制定一定的格式。让富贵和贫贱的有所区别，人人归于朴素。根据天下男女数量，按人口多少分给田地，下级官吏四时到乡村巡行督促，上级官吏，一年检查一次，多劝农夫耕田，根据耕田情况，严加奖励和处罚。数年之内，一定会有丰余，再遇到灾荒，可避免流离死亡。
“过去审核农户交纳情况，发现田租赋税既轻且少。我所管辖的齐州，百姓交纳的租粟只够官吏的俸禄，入仓的数量很少。虽然对老百姓有好处，却不可以长久这样下去。假如遇到战争或天灾，恐怕救济的东西都无处获得。请求朝廷减少征收绢绸和布匹的数量，增加谷物的数额。丰收年景就多积存一些，遇到荒歉就拿出来赈济。这就是所说的把私人的粮食寄存在官仓，官仓有积蓄，则老百姓就不会再有灾荒年了。”
韩麒麟性情恭敬谨慎，经常将国家的律令放在座位旁边。临去世的时候，家中惟有数十匹作为俸禄的丝绢。他的清贫就是这样。
韩子熙，字元雍。从小就能自我约束，颇有学问见识，任清河王元怿的郎中令。最初，他的父亲韩兴宗把父亲韩麒麟的封爵让给弟弟韩显宗继承，显宗不接受，子熙仍然成全父亲的意愿，自己始终不继承。显宗去世，子熙蒙受朝廷别的封爵，又把封爵让给了兄弟韩仲穆。他同兄弟之间就是如此友爱亲密。他的母亲去世，守丧完全按照礼节。他被清河王元怿所信任，为母亲守丧期间，元怿将他的职位空着也不找人代替。等到他守丧完毕，又重新任用。元叉害死了元怿，很久没有下葬。子熙十分忧虑憔悴，住在野外替元怿守灵。声言如果元怿的王号不重新恢复，尸体不按朝廷大礼迁葬，自己终身不再做官。后来，灵太后又掌握朝政，任元叉为尚书令，解除了他领军的职务。子熙与元怿的中大夫刘定兴、学官令傅灵瞯、宾客张子慎向朝廷上书，申诉元怿的冤枉，斥责元叉、刘腾对元怿的诬蔑。灵太后看到奏章进行廷议，又任子熙为中书舍人。后来，剖开刘腾的棺木，处死了元叉。不久，子熙奉命修撰国史。建义初年，他兼职黄门，不久正式任黄门职务。
子熙清廉自守，不随便与人联络交结。他早年丧父，叔父韩显宗将他收养。显宗去世，儿子伯华年幼，子熙对于这位从弟十分友爱，就像同父同母所生的一样。经常住在一起，自己的车辆马匹钱财，任他享用，脸上从未表现出不愉快的表情。他又上书朝廷，请求赐给伯华官职，于是，伯华被任为东太原太守。伯华在任上，被刺史元弼侮辱，子熙便哭着在朝廷上诉说这件事，明帝下诏调查，元弼受到了指责。
尔朱荣擒获葛荣后，将他送到京城。庄帝想当面斥责葛荣。子熙认为葛荣既然是罪魁祸首，知道自己一定会被处死，恐怕很不顺从，不宜再去看他。尔朱荣听说后十分恼怒，请求加罪子熙。庄帝饶恕了他。邢杲叛乱，朝廷命子熙去招抚，邢杲假称投降，子熙相信了他。回到乐陵，邢杲再次反叛。子熙回到京城，坐罪交付廷尉处理，判以大辟罪，朝廷饶他不死，免去了他的官职。孝武初年，任著作郎，因奉命册封勋臣，被封为历城县子。
天平初年，为侍读，任国子监祭酒。子熙生活俭朴，安贫乐贱，喜好清静闲散。京师刚迁到邺城，朝廷给各部司配有兵丁，以供驱使，当时人们都认为祭酒是一个闲散职务，只给了两个人。有人劝子熙奏请朝廷多给几个人，子熙说：“朝廷不愿意多给祭酒配备兵丁，关我韩子熙什么事？”议论的人都称赞他。元象年间，加封他为卫大将军。
原先子熙给他的兄弟娶王氏为妻，王氏是他姑母的女儿，生了两个孩子。子熙还没有娶妻，后来与寡妇李氏**，生了三个孩子。王氏和李氏不和睦，经常互相争吵，子熙因此惭愧气愤，积郁成疾。死后，遗嘱后代不要向朝廷请求谥号。他的儿子没有遵行，便向朝臣请托求谥。武定初年，朝廷赠封他为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幽州刺史。
韩显宗，字茂亲。为人刚直，敢当面向皇帝直言谏诤。也十分有才学。和尚法抚，在三齐一带被称为聪明过人，曾与显宗比试。抄了一百多个人的名字，每人各读一遍，随即背诵，法抚记错了一两个，显宗却没有一处错误。法抚叹服，说“：贫僧有生以来，只佩服你这个年轻人啊！”太和初年，显宗被举荐为秀才，朝廷对策，取为甲等，任命为著作佐郎，后又兼任中书侍郎。朝廷决定迁都洛阳，显宗给孝文帝上书说：
“一、听说皇上今夏如不巡视三齐，也要出游中山，我认为不应该这样啊。当今徭役应当早日停止，洛阳应早日建成。节省费用开支，徭役就可以减少；将一些不必要的工程合并，洛阳就可以早日建成。希望您的车驾及早回到京城，这样可以省去各州郡供应的费用，南部州县可以免除各项徭役的纷扰，北都可以停止骨肉分离的叹息。洛阳可以马上迁入，群臣百姓会高兴得像回到家里一样。
“二、自古以来，圣哲开明的皇帝都把勤俭节约当成美德，昏庸**的君主必会因奢侈腐化留下祸患。我朝先代帝王都节减皇宫的开支而致力于经略国家大事，所以能够使基业开拓广大，国运兴隆平安。今天洛阳的城址，是魏明帝营造的，却被前代所讥讽。望陛下对旧城城址尽力缩小。过去北都的富豪人家，比着看谁的府宅豪华，现在借着迁都的机会，应该申明禁令，让穷人和富人的住宅都有一定标准，不能超过国家的规定。街道要宽广笔直，沟渠要往来交通，寺庙和官衙要有区别，官民不要杂处，要永远成为百代不磨的典范。
“三、听说您的车驾到洛阳，只带领着数千名骑兵，我认为您很不应该这样做啊。富贵人家的孩子，还不坐在危险的房子下面，更何况您是拥有万乘大国、富有四海的帝王呢！扫清道路再行走，还恐怕会有车辆倾覆的闪失，更何况跋涉万水千山而不多加考虑呢。
“四、陛下您耳中经常听的是佛法的声音，眼中经常看到的是经典巨著，口中说的是国家的各种法律，心里考虑的是天下纷繁的事务，日过中午才吃上饭，夜半三更才能就寝。再加上对双亲十分孝敬思念，随着年岁的增长，倾注的感情越来越多。又用力于文章大业，每日挥成数篇。虽然您智力过人，不感到这些事情烦难，然而，不爱惜精神，存养性情，就不能有无疆的寿命。庄周说过‘：身体有限度，而智慧却无穷尽，用有限度的身体，去役使无穷无尽的智慧，体力会消耗完的。’这使愚臣我常常忧虑不安啊。”
孝文帝对他的意见颇愿采纳。
韩显宗又上表说：
“前代选拔人才，必先正定名分。所以，有贤良方正的说法。现在各州郡察举的人才，徒有才干优秀，孝敬父母的名声，而没有优秀和孝敬的事实。朝廷只看他们的出身姓氏，不再考虑其他条件。如果这样，可令州郡另外察举出身望族的人作为做官的人才，何必让他们假冒优秀与孝敬的资格呢？所谓门阀望族，只是他们祖上的功绩，对朝廷有什么益处呢？对国家有用的，是贤良卓越的人才。假如他有才干，虽然出身像屠户、渔夫、奴仆、俘虏那样卑贱，圣上您也要不耻于以他们为臣；假如他没有才干，虽然是大禹、商汤、周文王的后代，也会自己沦为皂役奴仆啊。有些论者可能会说：‘现在世上没有有才干的人，不如在望门大族选拔人才。’这也是错误的。怎么因为世上没有周公、邵虎，便撤掉宰相的职务而不再设置呢？只有通过考核，认为他有寸长铢重般的能力，就可先叙职任用，这样贤才就不会遗失。”
又说“：皇帝之所以能够高居尊位而驾驭天下，在于威望；百姓所以改恶向善，是受法律的约束。所以建国立家，一定以刑法去治理。救活人的生命，靠的也是刑法。有了罪就应当受到惩罚；惩罚那些犯了罪的，虽然用的是木板和鞭子一类较轻的刑具，而人们也不敢再犯。有了法律制度而不执行，人们心存侥幸，那么，虽然用夷灭三族的重刑，也不能肃清犯罪行为。自太和年以来，没有过多地对盗贼处以斩首弃市的重刑，而天下却太平无事。由此看来，止息犯罪在于严格执行法律，不在于加重刑罚。现在州郡的官员，只图博取一时的虚名，滥肆实行刑罚；朝廷的官员，也都认为严酷苛峻为执法无私，认为仁恕宽厚为放纵容忍罪犯，互相仿效督促，便成了风气。陛下居于九重深宫之内，视百姓有如赤子；朝廷各个部担当处理各种事务的重任，对百姓却有如仇敌。所以尧和舜这样圣明的皇帝只有一个两个，而像夏桀、殷纣这样的暴君却数以千百。天地畅和之气不出现的原因，大概就在于此。应该告诫百官群僚，要施恩惠于黎民百姓。”
韩显宗又上奏章说“：过去周平王因被犬戎族进攻，将都城向东迁至河洛一带，镐京仍然称宗周，是为了保存根本。光武帝刘秀虽号称中兴，对洛阳实在是草草创建，西京仍设置京兆尹，也不废除旧时的建制。现在陛下您发扬光大祖先开创的基业，迁往中原，根据古制恢复汉族礼仪，这实在是盛大的举动。根据《春秋》一书的意思，有皇族宗庙的城市叫都，没有的称邑，这是不容改动的典章。况且在北部的代都，有皇族的宗庙和先王的坟墓，王业的基础，天子的依托，但如果说那里是神乡福地，也差得太远了。现在，代都只同于一般的州郡，我为此感到很不安。我认为代京建立辅地，设置京兆尹一职，都应该和过去一样。尊崇根本，重视旧制，以光耀史册。”
他还说：“我见洛阳的规定，居住按照官位的高低划分，不按照姓氏宗族。然而，官位是不稳定的，有的早晨荣耀而晚上就已败落，那么，士大夫就会与庶民住在一处，偷盗的赃物就会在富饶之区查获，事情的颠倒，或许就像这样。古代圣贤的帝王，一定要让职业不同的人分居在不同的地方，是想让他们职业稳定，志向专一。职业稳定就不会三心二意，志向专一就不会任意胡来。所以，让他们耳濡目染，不用监督就能成功；父兄的教育，不用严厉施行，就能产生作用。太祖道武皇帝创立基业，拨乱反正，日不暇给，然而，还让官民分开居住，不使他们混杂在一起。作坊、屠户、酒店都有固定的场所，各行各业的商人也都住在一起，不设立律令，可以自由买卖。居住不能混杂，假如在一处弹筝吹笙，轻歌曼舞，一处有严厉的教师在授课，背诵《诗经》，讲解《礼记》，让学童们自己选择，那么，到歌舞场上的会数以万计，而到学馆的却没有一人。这就是手艺人不能杂居，读书人不应与从事其他职业的住在一起的最好证明。所以，孔子说居必择仁，孟母利用三迁作为训诫，圣贤者明哲的教诲，如此重要。假如让工匠之家学习士大夫的风度礼仪，恐怕一百年也学不成；让士大夫家的孩子仿效匠人的音容仪态，一天就可以学会。让读书人在一起，那么，礼教就容易兴盛；与工匠们住在一起，风气习俗就难以改变。朝廷每次选拔门第高的人，则察看他的婚姻情况和祖上的官阶，据此作为升降官职的依据，考虑得是多么周密啊。至于有技艺的人进入仕途，能够与富室贵族房宅相连，又多么简略啊。现在根据古制建立标准，划分好住宅的区域。凡是迁居的都是公家的土地，分别工匠和士大夫的住处，在于朝廷一句话，有什么可犹豫的，而影响了迁都这件盛大壮美的事情？”
孝文帝认为这些意见很好。
孝文帝曾经对韩显宗和程灵箈说：“著书立说的重任，由撰写国书的人担任。你们的才华，我很了解。中书省的情况，你们都听说了。如果与古人相比较，像班固、司马迁那样的人才，自然很少。如果与当代的人相比较，你们应该首先推举崔光。”孝文帝又对显宗说“：比较你的才能，可居于中等。”对程灵箈说：“你与显宗，也有差别，可居于下等中的上乘。”显宗说：“我才识短浅，但与崔光相比，实在要强得多。我认为陛下您过于尊崇过去而轻视现在。过去扬雄撰写《太玄经》，当时还不免被人讥刺为只能作盖酱罐的毫无价值的废品。二百年以后，其价值超过了所有人的著作。现在我所撰写的，虽然不足以光大帝王的事业，然而万代之后，却可以从中了解先帝们的辉煌业绩和陛下您昭彰后世的道德，这既不次于《唐典》，也不逊色于《虞书》。”孝文帝说：“假如我无愧于虞舜，你同尧的臣相比，会如何呢？”显宗说：“您可以和尧、舜相提并论，公卿大臣难道不都是高阳氏的八个杰出人才吗？”孝文帝说“：你的著作，仅仅是奉行职务，并不是优秀的史书啊。”显宗回答说“：我生逢您所治理的开明盛世，直笔写来，毫不惧怕，又不接受别人的金钱，睡得安稳，吃得有味，这又比司马迁、班固优越呀。”孝文帝听了很不以为然。显宗后来又与员外郎崔逸等人一起修订朝廷礼仪。
孝文帝曾下诏对朝臣们说“：近代以来，出身的高贵与卑贱，常有固定的划分，我认为这样既可以，又不可以，应该认真考虑。”李冲说“：不知道自古以来设置官位，是为了那些出身富贵的膏粱子弟安排个位置呢，还是为了参赞政治，有益于当时呢？”孝文帝回答说“：都是为了百姓。”李冲接着说；“如果是为了百姓，陛下您现在为什么专门看重门第的高低，而不下达选拔人才的诏书？”孝文帝说“：如果有异乎常人的才能，不怕别人不知道。然而，那些生于有身份的人家的子弟假如还没有被录用，只要道德清纯笃厚，我可以任用他。”李冲问：“像傅岩、吕望这样的人才，难道可以用门第出身决定他能否被举荐？”孝文帝说“：像这样济世治国的旷世奇才太少了，许多朝代才会有一两个。”李冲对诸位公卿大臣说“：正想向各位求救。”秘书令李彪说：“军队中人才少，不足以作为证明。如果我有什么想法，能不向圣上畅所欲言？陛下如果仅仅以地域门望裁量人才，不了解鲁国的季孙、叔孙、孟孙虽任三卿，哪里赶得上孔子所要求的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项人才的标准呢？”孝文帝问：“这如何解释？”显宗答道：“陛下迁都洛阳，各项礼仪制度都得到革新，国家能否兴旺，在此一举。从国事考虑，不要问他是否是中秘监、令的儿子，就一定任为秘书郎。历来任中秘监、令的，儿子们也一定能胜任吗？”孝文帝问“：你为什么不主张让当世的权门贵族任监和令的职务呢？”显宗回答：“陛下认为物不可类聚，不应该老是让贵族的后代继承前代的职务，卑贱的就永远只能承袭卑贱的职务。”孝文帝说：“如果有远见卓识，才能杰出的，我也不拘泥于这个成例。”韩显宗后来任本州的中正官。
太和二十一年(497)，孝文帝亲自南征，任命显宗为右军府长史、统军。军队到达赭阳，南齐守将成公期派他的部将胡松、高法援等率领齐军和蛮军进攻魏军大营，显宗率军迎战，将齐将高法援斩首。显宗率军到了新野，孝文帝问他：“为什么不张贴布告？”显宗回答说：“我过去见镇南将军王肃俘获二三个贼兵，几匹驴马，就写露布表功。我在京城的东观，私下里常常嘲笑他。最近我仰伏您的神威，得以摧垮敌兵。由于兵少力单，擒斩敌兵的数量不多，如果因此甩动长长的衣袖舞之蹈之，张扬功劳，仿效王肃过去的做法，罪过更重。所以，我收起毛笔，卷起白绢，不发露布，只将战况呈报给您就行了。”孝文帝说“：像你建立的功勋，可以封为王侯。等到赭阳平定后，再一并封赏。”新野平定，任显宗为镇南广阳王元嘉的咨议参军。显宗在给孝文帝的奏章中，颇有矜持骄傲的口气，自己诉说过去的功劳。孝文帝下诏说“：显宗进退失度，行为不检，有损朝廷清纯的风气，交付尚书按律处分。”兼任尚书职务的张彝奏报免除显宗的官职。孝文帝下诏命他以布衣的身份任咨议，以观后效。
显宗失意丧志，遇到往洛阳写信的机会，便写了五言诗赠给御史中尉李彪，以抒发郁结在胸中的愤懑。太和二十三年(499)去世。
程骏，字駘驹。他从小失去父亲，家境贫穷，守丧时以孝著称。拜刘延明为老师，性格机敏，酷好学习，昼夜苦读，没有倦意。刘延明对学生说“：告诉他事物的一个方向，就能推知其他三个方向，程骏仅次于这样啊。”程骏对刘延明说“：现今提倡名教的读书人，都说老庄的话虚无怪诞，不切实际，不可以用来治理国家。我认为不是这个样子。老子著抱一的学说，庄生申述性本的宗旨。如果都能做到这样，世道可以说就十分顺达了。人如果不专一守本，那么烦恼就会产生；过去任性自为，就会流于放荡丧失真性情。”刘延明说：“你还年幼，说话就这样老成，真好啊！”从此，他的声誉远播。沮渠牧健拔擢他为东宫侍讲。
太延五年(439)，凉州平定，程骏迁往京城，被司徒崔浩赏识。文成帝继位，任程骏为著作郎。皇兴年间，任高密太守。尚书李敷奏报程骏实在是一个史才，朝廷正准备修史，请求把他留下。奏章报给献文帝，同意了李敷的意见。献文帝屡次与程骏讨论《易经》、《道德经》的含义，对群臣们说：“我与程骏谈论，思想十分舒畅。”献文帝问程骏的年龄，他回答说“：六十一岁。”献文帝说“：昔日姜太公年纪高迈而遇到周文王，你今日遇到我，难道不是太早了吗？”程骏答道：“我的才能虽然不如姜太公，陛下您的尊贵却超过周文王。如果上天再让我多活几年，我一定像吕望编写《六韬》那样竭尽全力为您效劳。”
延兴末年，高丽王高琏请求将女儿送给献文帝做妃子。孝文帝任程骏为散骑常侍，赐给安丰男的爵位，持节到高丽国迎接高琏的女儿。程骏到了平壤城，有人劝高琏说：“北魏过去与燕国通婚，后来又进攻人家，是由于迎亲的使者看见那里山川险要的缘故。现在如果我们将女儿送去，恐怕后果和燕国没有什么不同。”高琏便谎称女儿死去。程骏与高琏反复交涉了一年，用大义批评高琏，高琏十分气忿，断绝了程骏一行人的酒饭，想逼迫和羞辱他们，但由于惧怕北魏而不敢加害他们。恰巧献文帝驾崩，程骏才回来，被封为秘书令。
开初，朝廷将神主迁到太庙，有司奏称：按照旧例，庙中的执事官都应该赐给爵位，现在应依旧例。朝廷下诏让朝臣们评议这件事，群臣都认为应该按照旧例。程骏却认为不可以，上表说：“我听说名器被帝王所宝贵，山河为国家所珍重，所以汉代的帝王作出规定，不建立大功，就不分土封侯。没有见过在宗庙料理事务，却能得到疆土的赏赐。虽然也曾有帝王这样作，暂时又被沿袭，然而怎么能将帝王们一时的恩泽当成万世不变的成规呢？”奏报朝廷，同意了他的意见。文明太后对群臣们说：“议论事情，应当正直而又遵循古代的典章制度，怎么可以依循暂时的旧例呢？”赐给程骏衣服一套，帛二百匹。朝廷又下诏说：“程骏做官清廉谨慎，论事常合朝廷的意见，家里没占有什么财货，室中却有道德高尚的主人。可赐给帛六百匹，以表彰他节俭清正的美德。”程骏得到这些东西，全部分给了亲朋旧友。
程骏性格正直，不与世争荣。太和九年(485)正月病重，留下遗言说：“我崇尚节俭，怎么能死了之后厚葬呢？过去王孙实行裸葬，是对厚葬有所感慨才这样；士安用粗席子埋葬，显得过于矫情和严厉。我死了，入殓时可以穿上平时的衣服，随葬的明器遵从古制。”程骏最初病危，孝文帝和文明太后派使者来问候他，命御医徐謇给他诊治，赐给他汤药。临终时，朝廷下诏封他的儿子程公称为中散大夫，从子灵箈为著作佐郎。死后，孝文帝和文明太后十分伤感痛惜，赐给他棺木一口，朝服一套、帛三百匹，追赠为兖州刺史、曲安侯，谥号为宪。
李彪，字道固，顿丘卫国人，这是孝文帝赐给的名字。家庭贫寒，从小失去父亲，饱受贫困折磨。然而却胸怀大志，好学不倦。最初，受学于长乐的监伯阳，伯阳十分称赞他。后来与渔阳的高悦、北平的阳尼等人想一起隐居名山，没有实行。高悦的兄长高闾学问广博，才干突出，家里藏有很多图书典籍，李彪便到高悦家借阅，天天手抄口念，废寝忘餐。不久回到家乡。平原王陆睿年近二十岁，素怀大志。他娶东徐州刺史博陵人崔鉴的女儿为妻，迎亲路经冀州、相州，听到李彪的名字，专门去拜访他，两人举行了师友的礼节，为州郡的人们所称道。李彪便被举荐为孝廉，到京城入学馆受业。高闾称赞他不久即可贵显，李冲对他礼遇甚厚，李彪与他们关系十分密切。
孝文帝即位之初，任他为中书教学博士。后来又封为散骑常侍、卫国子，出使南齐。又任秘书丞，参与著作等事。自从文成帝以来到孝文帝太和年间，崔浩、高允撰写国史，编年序录采用了《春秋》的体例，遗落了许多重大的时事。李彪与秘书令高..上书，请求按司马迁、班固创立的史书体例，撰写分为纪、传、表、志等目。
李彪又写表陈述有关封赏的事情七条，其一说：
“古代圣哲的先王创立的制度，从天子到公卿，往下再到看门的和打更的，他们住的房子，坐的车子，穿的衣服，都有等级差别。地位低的不得超过地位高的，卑贱的不得超过高贵的。这样，才上下有序，人心稳定。现在的风气，人们竞相浮华，情志变化无常，大肆兴办耗费财力人力的事情。耗费财力的，如制造大批的绫罗绸缎和珍奇玩好；耗费人力的，如建造宫殿庙宇，并大加粉饰。这些妨害男子耕作女子纺织的事情，真是不胜枚举啊！汉文帝时，贾谊上疏，说当时朝政可令人长久叹息的事情有六，这便是其中之一呀。
“上边所喜好的，下边一定仿效。所以，越王好勇斗狠，而将士大多轻生敢死；楚王喜欢瘦子，而国内就有人挨饿减肥。现在，太上皇和皇上带头节俭，并下诏命官民都要勤劳。但是，百姓的奢华之风仍未变革，难道是楚国和越国的人就那样容易改变，我们魏国的人民就这样难以变化？这是因为朝廷的制度没有宣传，人们没有被感化所造成的。我认为住宅、车辆、服装，自百官以下到普通百姓，应该规定出等级式样。使高贵的不至于使用卑贱者的，卑贱者不至于违制使用高贵的，人人都不能任意奢侈，有违典章制度。”
其二说“：《易经》上称‘：掌管国家神器都不如天子的长子。’《左传》说‘：太子继承王位，庄稼就长得好。’然而，无人祭祀则皇室宗庙就没有供品，太子被废除国家的神器就无人可传。圣贤们知道这个道理，所以立下诰书作为世代遵奉的法典。过去周代的天子懂得这个道理，所以，推崇儒术以教育太子，太子因此养成美德，施行政治对于黎民百姓大有好处，所以世代拥有天下，前后历经八百年。到了嬴政当了秦国的皇帝，不用做人的正道教育他的儿子，他的儿子于是养成凶恶的品质，对待百姓肆虐横行，因而国运短暂，立国只有两代便被灭掉。灭亡与兴盛，其原因在于前代对后代如何教育。所以，《礼经》上说：‘太子出生后，要举行大礼，让人抱着他，有司的官员严肃端庄，在南郊拜见。’表明太子身份的重要，要被上天知道。‘经过宫阙就下车马步行，经过家庙就去叩拜’，这是申明孝敬尊长的道理。然而，古时候的太子，把自己看成是普通的子民百姓，所以，教育能稳固地在他身上施行。这是古代给我们留下的一面镜子呀。高宗文成皇帝，感叹幼年时老师对他不勤加教诲，曾对群臣们说：‘我刚开始读书时，年纪很小，不能专心。到称帝后，每天面临着繁重的政务，又无暇温习。现在想起来，如果不是我的过失，也是因为老师不勤勉教育。’尚书李讠斤赶快跪下来免冠谢罪。这是近代给我们提供的借鉴。
“太皇太后帮助高宗文成皇帝料理朝政，又将显祖献文皇帝培育成材。丰功伟绩远远地超过前代帝王。陛下您从小就蒙受她的教诲，您对她的尊敬也日益增加，到了太子出生后，您亲加抚育教导，日日检查，月月考课，实在劳心费神。今天，应该按照古制聘请老师，用以教导太子。教导正确太子就行为端正，太子端正就是皇家的福分，皇家有福则天下万民就享受太平。”
其三说：“《礼记》上说：国家没有三年的储蓄，就不能叫做国家。光武帝刘秀因一亩地不实在，就加罪于地方长官。圣人忧虑世事重视粮谷，是那样殷勤，不舍昼夜；开明的君主体恤百姓的生活，劝农耕桑，是这样热切。近年山东饥馑，去年京城歉收，百姓们纷纷出走逃向丰收地区。他们既荒废了所经营的产业，遭受疲劳饥饿的折磨，又使国体遭到损伤。如果先多积蓄些粮食，按人口发给他们，他们怎么会扶老携幼，流浪到千里之外逃荒要饭？拿今天的情况与古代相比，实在可怕呀。
“我认为应从州郡常年的租赋收入中拿出九分之二，京城每年费用开支的剩余部分，各立专门机构管理。丰年则鼓励百姓粜粮，积聚在官仓中；遇到荒年则加上二成利润，粜给百姓。这样，人们一定专心务农耕田以购买官府的布绢，又注重积存财物以买取官仓的粮食。丰年则积存，荒年则卖出。另外，设立管理农业的官员，从州郡人户中抽去十分之一作为屯户。根据水陆交通的便利情况，估计田亩的数量，把从犯人那里追赃，或出钱赎罪和其他收入中余剩的钱用来购买耕牛，租给屯户，令他们尽力耕种。一个农夫每年要求他交纳六十斛粮食，除了征收正课之外，再让他们服一定的杂役。做好这两件事，数年之内就会积存粮食，人民丰足，虽然遇到灾荒也不会受侵害。
“我又听说前代贤明的帝王都一定关怀远方的人才，礼贤下士，拔擢沉滞不起的英才。所以，汉高祖经过旧时的赵国，访求乐毅的后代；晋武帝拥有天下，却表彰吴、蜀之地的俊才。我认为应在黄河以南七州中选拔人才，让他们到京城中，按照中原官吏的标准，根据能力加以任用。这样，一可以表明我朝对新旧占领区的人才一视同仁，二可以怀柔长江、汉水一带士民百姓归顺我朝的感情。”
其四说：“汉朝制度，过去断狱决囚在冬季，至孝章皇帝时改在十月，用以孕育在地下萌动的万物。后来遇到旱灾，议论的人认为十月断狱，阴气微弱，阳气散泄，所以导致旱灾发生。朝廷将此事交给公卿讨论定夺。尚书陈宠说‘：冬至时阴气才萌发，所以，十一月有射干、芸、荔等草木初动，周代以这一天为春天的到来。十二月阳气向上涌动，所以，山鸡鸣叫，家鸡抱雏，殷代认为是春天的开始。十三月阳气已经降临，蛰伏在地下的虫子都已苏醒，夏代当作春天的到来。三个朝代把动植物的萌动现象，分别演化成人统、地统、天统三历。在三统一月处决囚犯，是不顺应天意的。’孝章帝同意他的意见，定在十月断狱。
“现在京城和各州郡断狱决囚，常常放在冬季，不根据《三统历》推算万物萌动发育的情况。对囚犯宽大赦免的情况，现在远超过了从前，按照典章法律的要求，则是很大的缺陷。今天这种做法，难道就是所谓的帮助阳气发生上升，对万物奉献一点仁爱之心吗？实在应该借鉴周代的典章，采纳汉代的规定，将全国断狱的时间定在初秋开始，初冬结束。不在《三统历》确定的春天施行斩首、绞死一类的刑罚。这样，道德就会施及人世和阴间，仁爱能够流传于后代。”
其五说“：古代的大臣有因为不廉洁坐罪被处罚的，不说他不廉洁，而说他盛食物的罐子不注意装了别人家的东西。这是国君对显贵大臣礼貌，不直接说明他的罪过。大臣犯了罪，则洗净官帽，帽缨上加剑，请求自杀，这表明大臣知道自己的罪过而不敢逃脱刑罚呀。我朝礼遇大臣，礼仪崇尚前代。自太和年以来，有犯罪当被砍头的，大多让他回家自尽。颁发命罪臣自裁的圣旨时，陛下您恻隐沉痛，言语悲切，热泪双垂，朝臣们有目共睹，天下士民有耳皆闻，实在能够感动将死者的心灵，慰勉罪臣亲友的感情。然而，只是恩泽发于您的内心，并没有成为永久的制度，所以我敢陈述自己的浅见。
“汉文帝时，有人告发丞相周勃谋反，朝廷将他关押在长安监狱中，对他的拷打羞辱与仆役一样。贾谊便上书，极力陈说君臣的大义，不应该这样对待周勃。对于朝廷重臣，天子应该为他改变自己一向严肃的表情，十分礼貌地接待他，下级官吏应该毕恭毕敬地敬重他。他有了罪过，可以免除官职，可以将他赐死，不应将他捆绑起来，送给司法部门鞭打他，让衙役辱骂他，更不应该让老百姓看到这种情形呀。行刑时，犯罪的大臣跪向北面，朝着宫庭的方向再次叩拜，然后自裁。天子则说：‘你们犯了罪啊，我待你们够有礼节了。’朝廷不用派人就将刑罚执行了。
孝文帝完全接受了他的意见，以后大臣犯罪，都让他自杀而不再受刑。到了孝武帝时，又恢复了下狱的做法。这是由于孝文帝只在自己在位时这样执行。并没有作为制度确定下来的缘故。”
其六说“：《孝经》称遵循父子之道是人的天性，这表明父子同体同气，可以永聚而不可以分离。犯了罪而不株连，是帝王的仁恩厚德。而有些没有感情的人，父兄被关押在监狱，子弟们却没有痛苦悲伤的表情；子弟受刑罚，父兄没有惭愧的容色。依然宴欢享乐，悠游自在。车马和过去一样豪华，衣冠和从前一样鲜艳。这难道是父子兄弟同体共气，安危与共，福祸同担的道理吗？我认为如果父兄犯了罪，应该让子弟穿着素淡的衣服，袒露着脊背，到宫门请罪；子弟如果犯罪，应该让父兄引咎自责，乞请将自己解押到司法部门问罪。如果职务重要，不适宜允许他到有司接受处罚的，可宽慰勉励，将他挽留。这样，足可以严厉地警醒浅薄的世风，使人们知道什么叫耻辱。”
其七说：“《周礼》上说：臣子家遇到大的丧事，君主三年内不派人到他家里呼唤他做事。这是圣人们根据人的感情制定的礼节，让孝子尽完自己对父母的哀悼之情。周代末年国家混乱，丧礼渐渐消亡，所以，只在腰里扎上丧带就算穿孝，戴上白帽子就算哀悼。到了暴虐的秦国，丧礼几乎全部泯灭了。汉代初年，屡次兴兵打仗，没有能够遵循古制。到宣帝时，人们如果是军屯户，遭到祖父祖母和父母的丧事，守孝不满三个月，都要服徭役。朝臣们的丧礼制度，没有具体规定。到后汉元初年间，大臣遇到父母去世这类重大的丧事，才能够离开官职度完丧期。到三国魏武和孙、刘时，每天战争不断，前代的礼制，又废而不行。晋朝时，鸿胪寺官员郑默失去亲人，坚决请求离任服完丧事，晋武帝被他的孝诚感动，便下令作为定制。
“我朝立国之初，拨乱反正，还没来得及建立守丧的制度。现在四方平静，百姓安居乐业，实在是孝慈之道被推广、礼教制度兴行的时候。然而，我所思虑的还没有完。朝臣们服完父母们的丧期，回朝任职，穿着华丽的衣服，坐着宽敞的车子，到郊庙祭祀；身上的玉器相撞，声音清脆；帽带飘逸，潇洒风流，就如同参加节日的庆典。这样作实在伤害了为人子的道德，亏损了天地的根本。我认为大臣们如有遭遇父母丧事的，都要服满丧期。如果有空缺的官职却因为这个人去守孝，无人能替补，则可以用特殊的诏书对他慰勉，让他回来继续任职。但只能在自己的官衙内活动，和进行一般性的交往，国家的吉庆大典，一概不让他参预。军事上出现紧急情况，穿着孝服从征，虽然与礼仪有碍，按道理应该这样啊！”
孝文帝看了他的奏章连连赞许，不久都被施行。
李彪渐被朝廷重视，孝文帝便下诏说“：李彪虽然不是出身于有名望的门第，上代也没有人在朝廷中做显官名宦可成为他的资本。然而，他性情严谨聪明，学识广博，遍读古代典籍，有刚强舌辩之才，很能被朝廷任用。做官行为优良，受到朝野的赞美，如果不奖赏他的功绩，怎么能激励勤奋而又有才于的人？特提升他为秘书令。”根据他参与制定律令的功劳，赐给帛五百匹、马一匹、牛两头。
这一年，他被封为员外散骑常侍的职务，朝廷派他出使南齐。南齐派主客郎刘绘接待，并摆设酒宴，备有音乐。李彪辞去了音乐。坐下后，李彪说：“刚才辞去音乐，请您体谅。我国皇帝孝性来自上天所赐，追慕过去冯太后的恩泽，所以最近进行有关丧礼的讨论。去年三月的最后一天，朝臣们才脱掉身上的孝服，但还都穿着素淡的衣服上朝。裴、谢二人在魏，也应该这样。现在辞去音乐，想您不会责怪。”刘绘问“：请问魏朝的丧礼究竟根据什么定的？”李彪答道“：高宗文成帝去世时，孝文帝才出生一个月。现在，圣上追忆冯太后对他养育的深恩，感激她教育训诫的厚德，为了深深报答，可以说十分懂得礼仪的变化。”刘绘又问：“如果想遵循古制，为什么不守完三年的孝期？”李彪回答说“：朝廷大事不能长时间无人处理，所以割舍对太皇太后的深情，屈从于群臣的建议。服丧的感情不异于三年，而不拘于时间的长短，难道算得上失礼？”刘绘说“：在这个乱世规矩太多了吧，何必专拿礼节来应酬人！”李彪说“：圣明的国家自然要定立旷古未有的制度，怎么能说是应酬人？”刘绘说：“朝廷百官都听宰相的，朝廷大事交给宰相就行了，何必忧虑无人管理？”李彪说：“五帝时臣子不如国君的能力强，所以国君亲自管理国家大事。三王时，君臣能力相等，所以共同管理国事。我们圣上亲自管理国事，他的能力可与轩辕和唐尧相比。”
李彪即将回北魏，齐主亲自对他说：“你前次出使齐国，回去时写诗说‘：但愿能长久得到闲暇，明年再来南朝游览。’果然这次你又来了。你这次回去，还会再来吗？”李彪答道：“请允许我重新赋诗‘：宴乐在这天宫般的都城，但此去就永远不能重来。’”齐主听了颇觉茫然，问“：说齐都如天宫一般可以，一去不再来是为了什么？看你这句诗，好像要成永别。这样，我应当用特殊的礼节为你送行。”齐主便亲自送他到琅笽城，登临山水，命群臣们写诗为他送别。南齐君臣对他如此看重。李彪前后六次奉命出使南齐，南人都很佩服他的诚恳和渊博。
后来，他任御史中尉，兼著作郎。李彪既然被孝文帝所信任，性格又刚直不阿，便对朝臣中违法行为多有弹劾，远远近近的臣僚都畏惧他，豪强们屏声敛气。孝文帝常亲昵地称他为“李生”，曾高兴地对群臣们说：“我有李生，就像汉武帝有汲黯。”他又任散骑常侍，兼御史中尉，解除了著作郎的职务。孝文帝在流化池宴请群臣，对仆射李冲说：“崔光的渊博，李彪的正直，是我朝得到的两个贤才。”
孝文帝亲自率军南征，李彪兼任度支尚书，与仆射李冲、任城王元澄等留在京城，参与料理朝廷大事。李彪生性刚直豪爽，与李冲等人意见往往不同，便露于形色，没有一点屈从的想法。李冲收集李彪过去的罪过，便禁止他在尚书省出入，又上表请求孝文帝免去李彪的所有职务，交给有司处理。
李冲又上表说：“我与李彪相识以来，已近二十年。李彪开始出使南齐时，我见他面色严肃，善于辞辩。我见识愚昧，认为他是出类拔萃的人才。等到他官位升迁，参与朝廷的重大活动，听说他评论今古，讨论人物，发言虽在群臣之后，但赞扬忠贞，崇尚正直，言辞恳切，出语坦诚，从不闪烁其辞。我虽然愚钝，也常常钦佩他的正直无私。等到他任职言官，志向坚定，行为果断，被他弹劾的人都应声而倒。赫赫雄威，震动四方；严肃刚直的称誉，传遍京城，天下人对他刮目相看，贪婪残暴都因此收敛。然而，也不断有人私下里对我说他过于威严暴烈，我认为忠贞耿直的言官，常为人忌恨；风行诽谤的时候，容易产生谣言。所以，对这些议论没有相信。
“过去因为河阳发生的事件，曾经与李彪在领军府同太尉、司空以及领军等人一起翻阅廷尉所讯问的囚犯的口供，发现不断有人诉说冤枉。太尉、司空和我想少许探听一下，话还没说完，李彪便大发脾气，坐在东面挽起衣袖挥动胳臂，口里喊着贼奴，怒斥左右的人，高声大叫着说‘：去御史台取我的刑具来，打断你们这些囚犯的肋骨！’虽然口中说这些话，终究没有派人去取。他随即又说：‘御史台所审问的犯人，惟恐宽纵得活，始终没有冤枉死的。’当时，大家认为被他所冤枉的情况太严重，有证据的很多，又想不要难为李彪，便都沉默不语。根据这件事，我便怀疑他审问案犯有不实之处，知道他的威风过甚，还想着案子中正确的多，枉滥的少，所以没有向朝廷奏报，实在有失做臣的应该知无不言的大义。
“自从去年大驾南征以来，李彪兼任尚书，我与他朝夕共事，才知道他言行暴戾，自以为是，好责人非，独断专行，横行无忌，惟我独尊，轻视别人。我与任城王在他面前委曲求全，他想办的事无不屈从。根据事实推断，前面讲的都得到验证。如果我所列举的得到证实，应该迅速将李彪送到北方严寒荒凉的地方去，以清除伪装的奸臣，防止他祸乱朝政；如果我列举的事情没有证据，可以把我流放在四周边境的任何一个地方，以止息像嗡嗡的青蝇那样的进馋小人颠倒黑白。”
孝文帝在悬瓠，看完表章惊叹道：“没想到他留在京城就这样啊！”有司判决李彪大辟罪，孝文帝饶恕了他，只是罢去了官职。
李彪不久回到故乡。孝文帝北巡至邺地，李彪穿着村野农夫的衣服，自称是草茅一样的贱臣，到邺城南面跪迎。孝文帝说“：我以为你已经死了。”李彪对答说“：孔子还活着，颜回怎敢死去？”孝文帝很高兴，因而对他说：“我期望你常以坚贞的青松激励自己的气节，在寒冷的冬天磨砺自己的意志，你应尽心尽力，报效国家。近日见到弹劾你的奏章，与我期望的相差甚远。你遭受这种处分，是因为我加予你的呢？还是因为宰相加给你的呢？还是因为你罪由自取？”李彪回答道“：我的罪过已经降临，完全是自己招致，实在不是陛下您加给我的罪名，也不是宰相无端给我捏造的罪状。我既然犯下这些罪恶，应该俯伏在东方的沼泽边上苟且生活，了此一生，不应再来到您的车驾前面。但是，承您不嫌弃，我敢冒惨死的危险来拜见您，不是为了谢罪而来的。”孝文帝说：“我想任用你，恐怕仆射李冲不同意。”孝文帝不久采纳宋弁的建议，准备重新起用李彪。适逢京城留台的表章到来，说李彪与御史贾尚审问被废太子元恂一案，颇有诬枉，请求将他关进监牢。李彪申辩自己冤枉，孝文帝也认为李彪没有这条罪状，派人去宽慰勉励他，并派牛车将他送到洛阳。遇到大赦，他得以免除刑罚。
宣武帝元恪称帝，李彪向王肃请托，又与朝臣郭祚、崔光、刘芳、甄琛、邢峦等书信往来，并写诗酬唱应和，互相推崇。因而，李彪请求朝廷给他恢复旧职，参与修史，王肃等人答应替他呼吁。李彪便上表说：
“我魏朝据有中华，已有一百多年，历经将近十位皇帝，史官们的叙写记录，没有表现出我朝的强盛。加上东观倾毁，册籍多有损失，前代的美德随着太阳一天天落下而消失，善政伴着月圆月缺渐渐淡薄。所以，有谚语说：一天不记录，所有的事情都会荡然无存。至于太和十一年(487)，先帝和先太后召请著名的学士和知识渊博、见识高远的人，以充作功臣庙麒麟阁的人选。其时，忘去我的短处，利用我的一片心志，让我出入各功臣府第采访他们的言行，又授给我秘书丞的职务，我担任这个职务，也无所辞让。高祖皇帝下诏对我说：平和你高雅的志向，端正你手中的笔管，写史而没有章法，后代人怎么去读它？我奉诏尽力而为，不敢忘掉高祖的教诲。
“孝文帝承受天地的重托，继承祖宗开创的基业，大功还未完全告成，就大驾崩殂。天下万民，有如失天坠地。幸赖陛下您体察先帝圣明睿智的真心，继承他养育万民的胸怀，行为正大光明，可以普照万物；处事宁静平和，可以通好各邦。上天因而气清，大地赖以平静，真可谓圣明无比，是万民之首啊。《礼记》上说‘：善于行路的，想让别人跟着他走；会唱歌的，希望别人跟着他唱。’所以《左传》说：‘文王奠定了周朝基业，周公完成了建周的大业。’然而，孝文帝卓越的才能，伟大的功勋，陛下您美好的道德，圣明的智慧，与古代相比，毫不逊色啊！时间却一年年过去，难道不应昭彰于世吗？
“我认为史官中杰出的人才，大的可与日月齐光，小的可与四时并茂，所以，他的声音能够流传无穷，他的思想能照耀后代。因而，金石有可能消失，而文章却不会泯灭的原因，就凭借书籍记载啊！谚语说‘：相门还会出相才，将门还会有将才。’不是因为性情的遗传，而是行为习惯的影响。我认为负责天文、历史的官员，如有合适的人才，应该让他们世守其业。
“我朝的史官，职位高贵，俸禄优厚，却成日优哉游哉，无所事事，是福禄使他们没有作为啊！历史之所以不能被弘扬，原因就在于此。已故的著作官员有渔阳的傅毗、北平的阳尼、河间的邢产、广平的宋弁、昌黎的韩显宗，都以才华优秀被举荐，在解释典章，记录事实上作出同等的贡献，因为任职时间不长，都没有做出杰出的成绩。前著作郎程灵箈与他们同时被举荐，共同负责记史写史的任务，现在也调任别的职务，官职却不是他应该从事的。只剩下著作郎崔光一人，虽然没有调任，然身兼两职，所以没有著作。
“我听说史书的繁兴，是由于国家的昌盛；《雅》、《颂》诗歌的出现，是由于统治者道德的完美。过去汉代的史官司马谈告诫他的儿子司马迁说‘：当世有美好的东西而不记载，是你做史官的过错呀。’所以，人们能长久地看到美好的东西。孔明在蜀国，不重视史官的作用，所以长时间受到舆论的讥刺。《书经》称‘不要使史官空缺’，《诗经》上说‘担任史官一职要忧患国家和人民。’我现在虽然没有担任这个职务，然而，过去曾任过著作郎，所以，不因自己目前处境低贱而自卑，敢于讲出以上这些话。人们常说：‘最堪忧虑的是在其位的人却不知道干什么，能干的人又不在其位。’我难道不了解这句话的含义，勉强非要再任史官的职务吗？我常常思念孝文帝给我赐名‘彪’的原因，远的把我比作写《汉书》的班彪，近的比成修撰《晋史》的绍统，根据名字探求实义，真使我欲罢不能。现在，我请求在京城中给我一处静谧的住所，整理国家的典籍，以实现我的宿愿。政府给我一定的人力物力，以满足我写史的需要。我虽然不能光大史书的著述，也不至于饱食终日。短则月内可以写就，长则三年就会有成效。史书的正本藏在麒麟阁，副本放在有名的藏书的地方。”
当时，司空北海王元详、尚书令王肃同意了他的要求。王肃因为他没有俸禄，经常赈济他，把他安排在秘书省，依照王隐的旧例，以平民的身份参与修史。
宣武帝亲自管理朝政，崔光上表说：“我过去被李彪举荐，与他共事多年。他的心志坚强，精力充沛，考证著述，不知疲倦。近来离开著述一事，多有荒废。最近又被起用，重新从事这一工作。他虽然年老，却更加奋发，写史的才识越来越新。如果恢复他的旧职，专门治史，毫不懈怠，一定能发扬《春秋》的治史精神，写成我朝的历史。既然先帝将重任委托给他，他又历任很高的官位，犯了微小的过失，一定能洗心革面。我认为应当任他为侍中，让他重新从事著述。”宣武帝没有同意，下诏命李彪为通直散骑常侍，负责汾州的管理事务。这不是李彪的生平所好，所以，他坚决请求，没有到任。后来，死在洛阳。
起初，李彪任御史中尉，被称为严厉残酷。他因为犯罪人的口供不好取得，就做了一种叫木手的刑具，击打犯人的肋部，因而，常常有许多人被打得多次昏死过去。朝廷曾派他去安抚汾州胡人的叛乱，抓住叛首后，他下令用鞭子抽他们的脸，以至活活打死。李彪有病，身上常常像长疮那样溃烂，疼痛异常。
李彪虽然与宋弁结下管仲、鲍叔牙那样深厚的友谊，宋弁任大中正，曾与孝文帝私议，仍将李彪流放到北部寒冷的地方，以处治他，一点也不想照顾他。李彪也知道这件事，但并不恼恨他。宋弁去世，李彪悲痛难忍，给他写悼文，极尽辛酸。郭祚在吏部任职，李彪想为儿子李志请求官职，郭祚只按旧家大族出身的子弟对待。李彪认为自己职位已至侍中，又兼任尚书，对郭祚说应该按无官职的王公贵族选拔李志，由于十分忿恨，所以怒形于色。人们都认为郭祚做的不对，郭祚常对别人说：“我与李彪是亲密的朋友，怎能不向着他，他又怎么能怨恨我呢？”任城王元澄原先与李彪关系不融洽。元澄到雍州任职，李彪找到他，请求让李志在他的王府中任幕僚。元澄很爽快地答应了，任李志为列曹，行参军的职务。当时，人们都称颂元澄。
甄琛，字思伯，中山毋极人。他从小聪敏颖悟，在家里与兄弟们游戏取乐，常常忘掉礼法。博览经史子集，文章犀利，称为刀笔。长得短小丑陋，缺少风度。被举荐为秀才，到京城一年多，天天因下棋荒废时日，以至通宵不眠。常常令仆人掌灯为他照亮。仆人有时打瞌睡，他就大加鞭打，这种情况不是一次两次。仆人受不住这份痛苦，便说：“你辞别父母出来做官，如果是为了读书让我掌灯，我不敢推罪。因为下棋，日夜不停，难道是来京城的目的？对我处罪，不也是没有道理吗？”甄琛听后十分惭愧，便跟着许赤彪读书研讨学问，知识日渐增加。太和初年，任中书博士，又升任谏议大夫。经常有所陈奏，都得到孝文帝的赏识。
宣武帝即位，任甄琛为中散大夫，兼御史中尉。他低眉俯首，畏惧权贵，不敢纠劾王公贵族。所弹劾的，大多是下级官吏。当时，赵修正受朝廷重用，甄琛尽力奉迎。甄琛的父亲甄凝任中散大夫，兄弟甄僧林任原籍所在州的别驾，都是请托赵修帮他向朝廷申请办理的。赵修干的许多奸诈欺蒙的事情败露，明天就要收监问罪，今天，甄琛便揭发他的罪状。让他监视对赵修施行鞭打，他还有些同情之心，然而却对别人说：“赵修是个小人，脊背像牛一样结实，很能耐住鞭子。”有见识的人因此非议他。赵修死的第二天，甄琛与黄门郎李凭因犯有朋党罪被叫到尚书处。兼任尚书职务的元英、邢峦追究他们攀附赵修的情况。甄琛曾经宴请朝廷的官员，客人们都已到来，邢峦来得较晚，甄琛戏谑说“：哪里放出一条蛆来，这么晚才来？”虽然是开玩笑的话，邢峦听了变了脸色，心里十分恼怒。这时，便全力审问他。司徒、录尚书事、北海王元详等奏请朝廷免掉甄琛与李凭的官职，以严肃风纪。奏章被批准，甄琛被免去职务，回到原籍，一起被株连处死和免官的共二十多人。
开始甄琛以父母亲年纪高迈为理由，请求解除职务，回去侍奉老人。所以，孝文帝任他为本州的长史。等到他显贵发达，不再请求归乡，这时才回到家里。供养父母多年，母亲先故去，丧期未完，又遇父丧。甄琛在父母的墓地亲手栽植松柏，隆冬季节还掘土浇水，乡亲们哀怜他，都过来帮忙。十多年内，树木繁茂。甄琛与弟弟僧林发誓终生同住，专事家产。他亲自耕田，不断放鹰犬奔驰追逐作为娱乐。朝廷中有大事，还上表陈述自己的意见。
过了很久，又被授予散骑常侍，任给事黄门侍郎、定州大中正，很被朝廷信任，以门下庶事相委任，出则参与尚书的政事，入则与皇帝共商大计。孝文帝时，甄琛兼任主客郎，迎送南齐使臣刘纟赞。他很敬佩刘纟赞的气宇形貌，常常感叹而称赞他。刘纟赞的儿子刘晰为驻守朐山的主帅，刘晰去世，家属迁居洛阳。刘晰有个女儿不到二十岁，甄琛便娶来做妻子。结婚那天，朝廷下诏赏给厨房的用费。甄琛十分喜欢这个女孩子，宣武帝也时常来调戏她。
他迁任河南府尹，黄门和中正的职务仍然不变。他上表说：
“我国还在北部代地时，忧虑盗贼太多。世祖太武皇帝亲自过问，到处设置主司，里宰一职都以下级代替令长，以及让五等无职务的男爵中有谋略的人来担任。又设置许多官吏和士兵，帮助里宰治安。由于对这件事情重视，所以盗贼得以制止。现在，迁都洛阳以来，天下疆域广阔，四方边远之地都来首都朝会，事业之盛，远过代都。然而，盗贼公行，抢劫案件接连不断。社会混乱的原因是市内各坊住人混杂，管理不严，主司软弱失职，不严加检查的缘故。现在选择令尹既不是南方优秀的人才，里尉像拿着铅刀割肉一样对待囚犯，想整顿好洛阳的秩序是不可能的。里正一职是流外四品，官职小而任务繁琐，充任者多是下等人才，人人心怀苟且，不能督察，所以使盗贼肆虐。各种赋税也缺乏管理。偏远小县，管辖不过百来户居民，而令长都由将军担任。京城中的各坊，大的或者一千户、五百户，住在里面的都是王公大臣、权要们的亲戚。骄横奸猾的仆役，偷偷蓄养着盗贼恶棍，他们住在高门大院，一般官员很难过问。治安与边远小县相比，难易程度大不相同。请选取武官中八品将官以下精明强干的，以原来的职务兼任里尉，各自领取原来的俸禄。官阶高的任六部尉，中等的任径途尉，低的任里正。”
朝廷下诏说：“里正官阶可进至勋品，经途官阶为从九品，六部尉从正九品中选取，何必一定要行伍出身的人担任呢？”甄琛又奏请让羽林军在京城巡查，缉拿盗贼。于是京城秩序稳定，后来都沿袭这种做法。
甄琛又转任太子少保，黄门一职照旧。高肇被处死，甄琛因与他有朋党关系不宜再参与朝政，朝廷调他任营州刺史，后又任凉州刺史。他也因为自己与高肇关系亲近，不愿意在朝廷内任职。过了很久，又回朝廷任吏部尚书。不久，又调他任定州刺史。他坚决推辞，说：“陛下您在东宫为太子时，崔光任少傅，我任少保。现在，崔光任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开国公。已故的仆射游肇当时为侍中，与我的官阶相似，游肇在尚书省为仆射，死后追赠车骑将军、仪同三司、冀州刺史的官职。我现在才为征北将军、定州刺史。活着的我还不如死了的游肇。”朝廷下诏书慰勉他。甄琛到了定州，白天穿着华贵的衣服到处巡游，志得意满。为政虽然严谨细密，却没有什么声誉。
死后，朝廷赠给棺木，封为司徒公、尚书左仆射，给予后部鼓吹的待遇。
高聪，字僧智，原本是渤海人。他的曾祖父高轨随慕容德迁至青州，因而在北海剧县定居。
高聪生下来就失去了母亲，祖母王氏将他抚养。魏军攻克东阳，高聪迁至平城，与蒋少游同为云中的兵户，因贫苦穷困，什么事情都干过。本族的祖父高允看待他像自己的亲孙子，不断给予接济。高聪涉猎经史，很有文才。高允十分喜欢他，多次称赞他，并举荐给朝廷，因此，他与蒋少游一同任中书博士。又升任为侍郎，为高阳王元雍的老师，渐渐被孝文帝所赏识。
太和十七年(493)，高聪兼任员外散骑常侍，出使南齐。后又兼任太子左率。他早年多少学过些弓法骑术，便以将才自许。孝文帝下决心南讨，专门向王肃询问军事方面的事情。高聪向王肃请托，愿意以偏将的身份为南征效劳。王肃报告给了孝文帝，所以孝文帝便任命他为辅国将军，受王肃的节制，一同援救涡阳。高聪性情浮躁胆怯，缺少勇猛和威严，与敌兵交战，便望风败退。孝文帝饶恕了他的死罪，将他流放到平州。路经瀛州，刺史王质捕获一只白兔，准备献给朝廷，托高聪替他写一份奏表。孝文帝看到奏表，问王肃：“王质那里怎有这种人才？我却不知道。”王肃答道“：高聪流放到北边，大概是他写的。”孝文帝忽然明白，说：“一定是他。”
宣武帝初年，高聪偷偷回到京城，劝说高肇废去京城附近的六个郡。宣武帝亲自管理朝政，任他为给事黄门侍郎，后又加封为散骑常侍。宣武帝巡游邺地归来，在河内的怀地，用箭射了一里零五十步。侍中高显等人奏称这是件盛事奇迹，应该大加表彰，请立石刻铭，存于射宫，以永远光大陛下高超的射术。便在射箭的地方立石，高聪写下碑文。赵修受到宣武帝的宠幸，高聪与他深相依附，并结成朋党。朝廷下诏追赠赵修的父亲，高聪为赵修的父亲起草碑文，和赵修一同坐车出去，寻找立碑的石头。高聪每见到赵修，又迎又送，极尽礼节。高聪又代替赵修起草奏章，陈述当时对他有利的事情，还教给他自保的方法。因此，两个人的关系更加密切。赵修被处死，甄琛、李凭都被罢黜，高聪深感危急。他先用同姓疏房远族的感情，曲意侍奉高肇，竟然安然无事，完全依靠高肇的保护。赵修得势时，高聪倾身奉迎；他被处死后，高聪言必诽谤他。茹皓获宠，高聪又献媚依附，每次见茹皓，都称赞他的才识远非赵修能比得上的。凭借着茹皓的地位请求朝廷给他田宅，都被批准。茹皓犯罪被杀，他又说茹皓死得太晚了。他的薄于情义都像这样。
侍中高显任护军，高聪代替他兼任原来的职务。高显与兄长高肇怀疑高聪从中间做手脚，想谋取这个位置。高聪兼任高显原来的侍中职务，出入于国家机要重地，说话直白，缺乏远虑，攀附权贵，沉缅于声色之中。收受贿赂的舆论，远近皆知。中尉崔亮知道高肇怨恨高聪，当面陈说高聪的罪状。高聪被调出朝廷，任并州刺史。高聪善于趋炎附势，知道高肇嫌弃自己，仍委身巴结奉承，高肇对他又如当初。高聪在并州几年，行事多不遵守法律典章，他与太原太守王椿有矛盾，再次被御史奏报。高肇常因宗亲的缘故私下里帮助他，事情才被压了下来没有爆发。宣武帝末年，封他为散骑常侍、平北将军。
孝明帝继立，因为高聪过去依附高肇，让他出任幽州刺史。不久，又因为是高肇的党羽，被中尉元匡弹劾。高聪被罢官，闲居在家，断绝一切人事往来，专心管理自家的果园，种的梨被人们称为高聪梨，成为珍品。他仍以声色自娱。
高聪蓄养妓女十多人，不管生没有生孩子，都被纳为妾，以愉悦自己的感情。他病后，不想让这些小妾在他死后再嫁给别人，让她们自烧手指，忏罪献身，吞炭尽忠，出家为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