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许多方面来说，她都是保守派人士，非常尊重中世纪基督教世界阶级制度的旧观念，也非常珍惜“地位、优越感与身份”等这些传统观点。弗朗西斯·贝肯爵士透过观察发现“女王陛下爱好和平，她的爱好从未改变”。伊丽莎白女王的一名书记，曾提醒接任者“避免成为新风俗惯例的发起人或爱好者”。
身为一名女性，在本身的传奇性上，反而成为伊丽莎白女王的优势，因为在臣子、作家与诗人们的骑士精神下，她可以展现出寓言或神话中的形象。她是“被选中的玫瑰”，在她的身边，由倾慕崇拜之情衍生出的狂热油然而生，而她也被置于将近神一般的地位。到了统治的晚期，国会的一份法案曾这样形容女王：“神圣女王陛下”。英国作曲家约翰·道兰德（John Dowland）曾写过一首歌，名为《伊丽莎白圣母颂》（Vivat Eliza for an Ave Maria），毫不保留地展现在后宗教改革时期由对女王的崇敬完全代替在人民心中的女神形象。
哈林顿爵士则记得她总是要塞西尔陪着她交谈到深夜，
说起治理国家，伊丽莎白女王受参事与议员们的激赏，而这些人都是依据忠诚度、诚实度与能力，由她亲自挑选出来，并拥有绝佳的洞察力。尽管她曾向一名大使表示：“我们没有枢密院不行，对国家事务来说，最危险的莫过于自负。”但在听过所有枢密院参事的意见后，则是由她来做出最后的重大决定，尤其在外交事务上，她有最独到的见解。她并不认为自己一定要参考参事们的意见，甚至常常对他们大吼大叫；更有甚者，要是有参事与她意见不合，她便会暂时禁止他们踏入宫中。许多参事为了提出意见，都必须有受到轻微处罚的心理准备。
每年在复活节前，她总会穿上围裙，臂上放着一条毛巾，主持皇家濯足一事，模仿最后的晚餐中的耶稣形象，为贫穷可怜的妇女洗脚（当然，她的施赈吏已经先帮这些妇女洗过一遍了），再赐给她们许多布匹、鱼、面包、起司与酒。依据传统，这些毛巾与围裙，以及君主的袍子都要赠予受惠者，但伊丽莎白女王并不希望这些穷人为了她的衣服打架，于是创了一个新风俗的先例，将濯足礼布施钱装在红色皮包中赠予这些人。
伊丽莎白女王的教子约翰·哈林顿爵士，透露了一件小事，不难看出女王面对臣子的智慧：
伊丽莎白女王最重视的，就是在英国建立稳定有秩序的政府。她仿佛有种天生的本能，能直觉地感应什么对国家最好，她最大的要务就是维持法规、建立教会、避免战争，同时还要精减开支。她向她亲自挑选出来的法官们表示，他们应该“宣誓效忠于真相，而非效忠女王”。她爱好和平，常常主动调解他国战争与纷争。因此也不难理解，为何苏格兰王詹姆士六世如此形容她：“她在执政上的智慧与得体，超越了罗马皇帝奥古斯都以后的所有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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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人知道伊丽莎白女王待人处事多么微妙。“我看过她假装微笑，仿佛喜爱身边的每一个人，”约翰·哈林顿爵士仍记得：“让每个人向她吐露内心最深处的想法；但她偶尔会突然私下思考这些事情，记下每个人的意见，若有机会便与他们私下沟通，甚至会针对他们一个多月前说的话当面反驳。她这些可怜的猎物，从不知道眼前等着他们的是可怕的陷阱啊！”
枢密院成员们常常为她出乎意料的行为感到气恼。尽管她平易近人又亲切，却也十分重视自己的尊贵地位，若有人表面上吝于展现对她的尊重，或在她面前未展现出应有的谦逊，灾难就会降临到这些人头上。英国皇室礼仪中规定与女王说话的人必须行屈膝礼，除非女王同意否则不得起身。若女王站着，没有人能坐着，晚年她同意让年老跛腿的塞西尔在她跟前坐在担架上时，显然是非常大的恩赐。
不过，最致力于推广伊丽莎白女王崇拜的，就是诗人与剧作家了。在一五九六年出版的史诗《仙后》中，埃德蒙·斯宾塞（Edmond Spenser）将伊丽莎白女王比喻为“仙后葛罗莉安娜”与“女猎神妙月”。威廉·莎士比亚、本·琼森与华德·莱礼爵士，则称伊丽莎白女王为海之女神辛西亚或女猎神黛安娜，“贞洁又美丽”。而其他的诗人则以神圣的处女、第一个来到人间的女性潘多拉、欧莉安娜公主或“英格兰的正义女神阿斯特赖亚，白色国度的艳阳”来颂扬伊丽莎白女王，英国国教会则视她为新的朱蒂丝或德博拉。伊丽莎白女王在位期间，诗作、歌曲、民谣与牧歌几乎都颂扬着她，并向神祈祷能保护她远离敌人，以及以她的美德和贞洁来称赞她。像她这样的统治者，能抓住人民的心，在英国史上几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尽管如此，在伊丽莎白女王执政时期的社会中，对女性元首依然有着根深蒂固、以偏概全的观念。姐姐玛丽女王带来不愉快的经验，似乎让大众更加确定女性天生就不适合执政。一五五八年，在《反女性统治怪物的第一响号角》（First Blast of the Trumpet against the Monstrous Regiment of Women）书中，约翰·诺克斯（John Knox）写着：“我相信上帝曾给予当代的某些人启示，女人治国，在男人之上承担帝国兴衰之责，毕竟是比魔鬼还可怕。”女人，他又强调，天性懦弱、意志薄弱、没有耐心、软弱又愚蠢，是恶魔之门，永远贪得无厌。瑞士改革派人士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则认为，女性执政的政府“背离了自然的本质与真理，就如奴役般不可饶恕”。
她的策略非常成功，身为女性执政者，她克服了性别歧视的问题，她的臣民甚至将她视为英国史上最成功的统治者之一。她可以说是最受人民爱戴的国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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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旁观者眼中，带着王冠君临天下的荣耀，比起在位者实际感受到的乐趣还多”，伊丽莎白女王有这么一句名言。与此同时，她却着迷又谨慎地保护着身为统治者的特权：“处理问题，我有权自由心证，除了神以外，我的任何行为不需要向任何人交代。”因为神，她深深相信，才让她通过如此多的考验仍能生存至今，还坐上王位，她也相信因为神对她的偏爱，才让她得以统治世人。一五七六年时，她向国会方面表示：“经过这么多年的统治带来的那些偶然的特殊利益，我都将它们归功于上帝。十七年来，在我的引导之下，上帝的羽翼赐给你们繁荣，保护你们，让你们成功，我从不怀疑同样一双稳定的手，将继续引领你们更臻完美。”
她也认为透过一连串沉着的演说，为臣子解释她的决策非常重要。许多演说内容都由她自己亲手撰写、印制成册并正式宣告。她是天生的演说家与演员，能在“毫无准备的状况下，以出色、精炼又恰当的措辞”演说。她非常懂得掌控观众，让所有人都折服。“相较于命令，统治者的承诺更该铭刻于听众的心中”，她向国会如此说明。晚年她的写作与公开演说风格变得更加华丽、矫揉造作且夸张，跟随时下盛行的尤弗伊斯（Euphues）体，这是小说家约翰·黎里（John Lyly）在最早的英国文学小说《尤弗伊斯：才智之剖析》中发明的文体，而伊丽莎白女王也是这个文体的代表之一。
每天她都会与臣子们接力进行私下咨询，读信与公文，写信或向他人下达命令，了解账目并听取他人的请愿。她将信件、备忘录与手札都挂在腰间的“大型随身囊”中或寝宫中，若不需要了就丢掉。因为知道枢密院参事会在她面前隐瞒意见，因此她很少参与日常的枢密院会——尽管她非常懂得与他们的辩论之道。她宁愿在背后对事务严加管束。在她刚继任的时候，塞西尔非常努力阻止她涉入过多政务，因为他认为这不是女人家的事，但几年过去了，他变得十分尊敬她、相信她，认定她是他的统治者，认同她是一个聪颖有智慧的女性。
“就算我不如母狮般明智，”她总喜欢这么说，“我也是狮子之后，继承了许多狮子的特质。”她的支持者却总喜欢强调，伊丽莎白女王继位后，便符合了古先知默林的预言：“皇室将出现童贞女王统治国家，她的令牌一挥能及荷兰海岸，伟大的卡斯提亚听闻她的名号也会丧胆。”这个“伟大的卡斯提亚”指的当然就是西班牙的菲利普国王，卡斯提亚就位于西班牙。
身为“上帝创造之物”，神指定的女王，她的冠冕神圣不可侵犯，伊丽莎白女王相信，她自己就能完全掌握教会与治国难解的问题。“一国之君，”她表示，“能以高贵的智慧处理世事，这是一般平民学不来的。”若她感觉有人对王权的觊觎超过那神圣特权的界线，便会以最快速度加以斥责。“她是一个不容置疑又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宫廷史家罗柏·侬顿如此记载。“她仿佛人间天神。”诺斯勋爵如此断言：“若要说有完美的血肉之躯，那肯定是女王陛下。”
一名法国特使要求在他觐见女王时，枢密院成员皆须在场，表现出了男性歧视女性的典型特质，等于是暗指他特地前来讨论的国家大事，超出了女性所能理解的范围。女王陛下则怒气冲冲地回道：“大使先生恐怕忘记了他自己的身份，认为我们没有能力在没有枢密院的情形下响应他的问题。这也许是法国的惯例，毕竟法国国王年纪尚轻，但本国政治现况比法国好多了。”
她的心总像是夏日清晨从西面吹来的微风：让身旁的人感到清新芬芳。她的演说总能赢得人心，面对她的领导，她的臣子们总是展现出爱戴；而她总是说，在这个国家里，她必须仰赖由对她的敬爱中衍生出的服从，来带领国家。借此她也将自己的智慧展现无遗：无论是失去了女王对他们的信心，或是展现出对领导者的爱与服从，有哪个上位者会说这是臣民的自由选择，而非遭到胁迫？她当然展现出极大气魄，才能在毫不拘束之下赢得人民的服从。而且在人民丧失信心时，她也不畏做出改变，展现出乃父之风。
伊丽莎白女王并非早期的女性主义者；她颇能接受那个年代的教条，认为女人受到极大限制，表示自己是一个“想要有清醒的判断力，也想保留死后名声的女人”。“我的执政经验，”她在执政晚年时曾这样告诉法国国王亨利四世（Henry IV of France），“让我变得如此顽强，以至于我相信自己对于身为执政者该有的特质并不无知。”
十六世纪时的王权，在民间依然有着神秘的形象，伊丽莎白一世则全心全意地推动这样的形象。自十三世纪以来，便有透过御触治疗国王的邪恶（King’s Evil）的风俗，君王用手触摸淋巴结结核患者，据称有治疗奇效。无论在怀特霍尔宫中还是在出巡的路上，伊丽莎白女王时常“勇敢且从不作恶”地“触摸身上有疮或溃疡”的患者，她真心诚意地认为自己这么做是件好事。
经过这些深夜咨商后，在第二天破晓前，女王就已准备好继续处理国政。她似乎不需要太多睡眠，说她是工作狂绝不夸张，甚至可以说是恰如其分的形容。哈林顿爵士证实有一次她甚至一边写信，一边下达命令，同时还可以听取简报，并下达简单明了的指示。
若有需要，伊丽莎白女王也能展现坚决与强悍的一面，在历史上已知的两次事件中，她毫不畏惧地下令刑求违法者。尽管刑求并不合法，但伊丽莎白女王认为，为了国家安全利益，这是必要的手段；这两次的事件中，遭到刑求的人都参与危害女王性命的阴谋。就连伦敦塔中的狱卒都知道，若自己做出越权的事情，女王的怒火可能烧得他们体无完肤。她最讨厌死刑，因此只要能符合公平正义，她便会尽可能对遭判极刑的重大罪犯赦免缓刑。根据塞西尔表示，她是个“非常具有怜悯心的女人”。她总是非常关心案件的审判，若有需要也会出手干涉。
年纪越来越大后，伊丽莎白女王在签署文件时更是犹豫。国务大臣们还得因此“说些故事或演讲来娱乐她，让她因此感到愉悦”，才能让她的思绪暂时脱离政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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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王的其中一个座右铭，非常适合她，那就是“眼观八方，紧闭嘴巴”，她与父亲一样，都有自己的主张。“说起她的心思，这我只能语带保留，因为无论是女人或女王的身份，她的心皆深不可测。”臣子杜德利·吉格斯（Dudley Digges）曾如此记载。她很早就知道，摊牌绝不是件聪明的事。哈林顿爵士仍记得：“在国家大事上，她身边最聪明的人与最好的参事，对她的想法常感疑惑，只因她很少透露她的看法。”从公主时期一直到贵为女王，她似乎从不知安全感为何物：她身边永远有毒药或刺客的尖刀等着她，敌人一再地找机会摧毁她。她知道自己永远不可能在床上安然离世。
相对于伊丽莎白女王杰出的才智，在政治与治国上她出人意料地认真。她十分精明、务实、极度认真，从不害怕踏出妥协的一步。面对叛乱与战争时，她也能展现出无比的勇气。她派驻在爱尔兰的代表，也是个粗野海盗的约翰·佩洛特-加龙省爵士（Sir John Perrot），曾如此形容她：“看哪！她可要怕这些西班牙鬼子怕得尿裤子了！”但他随后不得不收回自己的话，并改口表示：“她有坚强无比的心，无愧于她的出身。”
对伊丽莎白女王来说，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在臣子的爱戴下治理国家。她骄傲地表示，自己与所有人一样“只是平凡的英国人”，并不断对人民强调自己就像是个母亲，最重视的就是“人民的安宁与平静”。“她如同献身于民，一切都为民着想。”一名西班牙使节发现，伊丽莎白女王总是将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上，她的直觉总是能告诉她，到底什么对人民最好。她对公平正义非常顽固，但对“平凡的人”从不“摆架子”，每天都愿意收受请愿书，并全心支持平民权益。华德·莱礼爵士向詹姆士一世表示：“伊丽莎白女王总把平民的感受，摆在最伟大的参事的权威之上。她是最卑微又最伟大的王者，总是愿意倾听人民的声音。”当今的许多资料中，依然能看见伊丽莎白女王对臣子的尊重，她最常说的话就是：“谢谢你，我的好部下。”
然而在个人的装扮上，她花钱绝不手软，因为在那个人王权的年代，华丽与浮夸在视觉上等于是权力的象征。“身为统治者，就仿佛高人一等俯瞰世界。”伊丽莎白女王表示。因此宫廷仪式、摆设与娱乐活动的开销，绝对省不得，伊丽莎白女王的衣柜也是，这些都是王权的象征，必须展现给外国使节与宫廷宾客们看。这仿佛是都铎王朝传承下来的习惯，维持光彩夺目的门面，不只让人印象深刻，更让所有走访宫廷的人咋舌。
女王一点也不在意让大臣们感到不便，她认为大臣必须和她一样认真工作、有效率，致力于履行国家职责。若他们办不到，她会坚持了解原因；她能洞察一切，是个严格的女主公。一次亨斯顿勋爵离开他的公职太久，伊丽莎白女王便对他的儿子发飙：“畜生！若要浪费我们的时间，干脆任他自生自灭，找人来替他的职好了，我们才不想浪费自己的时间。”
在这些盛典与仪式中，伊丽莎白女王偶尔也会表现出平凡的一面，就像在册封达德利为莱斯特伯爵时，轻轻地搔了搔他脖子的动作。她非常平易近人，而且也不轻易向惯例风俗低头。她打断庄严的演说与布道会的事情，也是时有所闻：她甚至会命令啰唆得让她失去耐性的演说者闭嘴。但对于她尊敬喜欢的演讲，她也不吝于赞赏，一次下议院新任的议长进行了十分具有说服力的公开演说后，伊丽莎白女王便激动得用手圈住了对方的颈项。她告诉身边的侍女自己感到非常抱歉，“毕竟两人并不熟识”。
“史上从未有过如伊丽莎白女王般有智慧的女性。”塞西尔称颂道，“她能说能懂各种语言，充分了解社会阶级、处理方式与各国国君，她对英国的了解更是一绝，甚至没有任何一位宫廷参事能告诉她任何她不知道的事情。”
除了激励臣子之外，她亲近的参事们常常发现，伊丽莎白女王也很容易暴怒。身为一个深懂微妙的因循之道的女性统治者，她熟于拖延与假装之道，对于无法马上解决的问题，她通常以搁置处理。她的臣子们，缺乏她的敏锐度，也不懂她的动机，常常被她的行为逼得发狂，因为她不是一个轻易露出心思的人，但他们仍不得不让步，因为从长远来看，比起仓促决定，拖延时间能让她为国家做出更好的决定。只要状况许可，她都会玩时间游戏。
为了弥补“性别上的弱点”，伊丽莎白女王将这些转化为能量，让她得以在以男人为主的世界中生存。她利用女性的特质来掌控手下的男人，让他们保护她。她精于调情撒娇，让臣子们对她忠心不二，而且在臣子们彼此争宠之中，宫廷中的权力才得到了平衡。身为一国之君，她的地位高于一般人，她建立了这项常规。她曾向威尼斯大使主张：“我的性别无法削弱我的声威。”
在个人王权的年代，最重要的是，统治者若能越常现身越好。而伊丽莎白女王的能见度总是很高，每年总会四处视察，常常沿着伦敦街道骑马出巡，或搭上她的专属驳船航行在泰晤士河上。
伊丽莎白女王则将贞操德行视为最高指导原则，推动了童贞女王的形象与膜拜风气，她等于是献身给国家与人民。她将早年与圣母玛利亚连在一起的纯洁形象，变成了自己的象征与代名词：玫瑰、月亮、貂与凤凰。她也与亨利七世（Henry VII）一样，最喜欢称自己为阿瑟王后裔，有关阿瑟王的传奇，一直都是伊丽莎白一世年代露天历史剧最爱的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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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离去后再召来一位臣子，偶尔测试身边的人对她的情感。每个人都会私下展现机智。若有人在她面前伪装掩饰，或不采纳她的意见，她绝不善罢甘休，有时惩罚也是不可免的。
“这让我厌倦人生。”一五七四年，因为伊丽莎白女王显得特别不随和，另一位国务大臣托马斯·史密斯爵士便如此表示。“逝去的时间不会重返，失去优势，却仍得承担风险，问题也没有解决。我无法得到女王的许可，许可也完全没有进展，但日子一天又一天、一小时又一小时过去了，（要继续）延宕到下一秒，到中午，到明天。”而塞西尔则有一次发怒，表示：“女王陛下一直不给一个坚决的答案，让我烦躁难安。”
吝啬是她最常遭受的批评。事实上，她从姐姐手上继承负债累累的国家之初，便已下定决心，不仅要完全清偿债务，还要节省开支。虽然收紧银根的经济政策往往不受欢迎，但在许多欧洲国家纷纷走向破产之际，这却得以维持英国偿付的能力。在每年仅略微超过三十万英镑的小额收支之下，她支撑起自己、宫廷与政府的全面开销。为了在预算内完成任务，伊丽莎白女王展现出遗传自祖父亨利七世的精打细算之风，在她在位期间，总是能以有限的资源完成许多重要事项。
她不愧为亨利八世的女儿：她要求他人即刻顺从并尊重她，而且无论怎么做“都以父亲为楷模”。“帝王的尊严，”她断言，“是人们顺服的关键。”她常喜欢谈起父亲亨利八世，甚至部分演说还以父亲的演说为本。她也喜欢提醒枢密院成员们，相较之下，她的父亲比她严苛得多。当臣子们冒失地挑战她的观点时，她便会大发雷霆，表示：“若我非女儿身，而是个汉子，诸位可就不敢如此放肆了！”一五九三年，她在国会上表达自己对亨利八世的情义：“他是一个我从小就尊敬的人，面对他，我总深感自己的不足。”不过她依然承认自己的领导风格，比起父亲亨利八世“较为温和稳健”且仁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