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初访到重访相隔35年。35年对我个人来说刚占了我过去岁月的一半。35年前还是东华一小生，年华正茂，现已饱经风霜，垂垂老矣。当年在美国相识的学者大多也已经登上鬼录，尚在人间而还没退休的真是凤毛麟角了。
我们这次一起去访问美国的人不少是上了年纪的。这些老头身边大多怀有一个“保健匣”，里边装着硝酸甘油一类的药片。这是刻不离身，随时备用的必需品。当我想总结我对当前美国的看法时，也就想到身边这一匣东西了。如果说美国这个社会已经面临崩溃，谁也不易相信。它的生产力还在上升，尽管增长率有时停顿，有时下降。这是事实。所以可以说这个社会表面上是健旺的，说它的健旺是表面的，那是因为它之所以能保持生产力的继续上升，并不是出于解决了它原有的基本矛盾，而是不断采取一套缓和矛盾的措施。这就有点像我们这些老头了，我们的心脏在衰老，随时可以发生使它停止跳动的生理变化。但是有了经验的老头在有一些不正常的感觉时，立刻掏出经常准备着的“保健匣”，把一颗硝酸甘油含在嘴里，闭目养一会儿神，就打回了上帝的请帖。美国这个社会不也就是这样一次一次渡过它越来越频繁的危机么？硝酸甘油据说根治不了心脏病，但能把心肌放松一下，不致一命呜呼。美国这样的社会对付危机的一系列办法，并没解决这种社会的基本矛盾，而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地带病延年，维持着它表面的繁荣。
我这次是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应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的邀请而组成的代表团去访问美国的。邀请我们的这个机关，我们的主人，是由三个群众性的，或说是民间的学术团体，为了和我国进行学术交流而组成的。它们是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和美国科学院。这些机关的名称应当怎样翻译我不敢自擅。按字来译也颇有困难。比如说我们主人的名称中有学术交流四字在英文是scholarly communication二字，第一字是个形容词，直译应是“学者派头的”或“学究式的”。第二字普通是译作交通，也指交换消息的行为，如通信等。直译出来似乎不那么好，因为我不知道怎样一种交往才够得上“学者派头”。在茶余酒后，我也半开玩笑地请教过主人，得到的却是一种“会心的微笑”。我说，我希望今后我们之间的交往能认真地守住这个形容词。
自知访美期短，见闻局限，理解肤浅，所以只够称为掠影。坐飞机走码头，真是蜻蜓点水。所见种种无非都是些浮光而已。浮光者表面现象也。大千世界高速度地掠眼而过，所得印象安得不是些浮面的浅显波纹！不敢言文，说些杂话，不受章法的拘束，想到什么写什么，倒也自在。
据说美国的高等院校有8000到9000所，有名气的“大”大学有300所。大多数的大学都有社会学系，设有大学程度以上课程；200多所大学有给硕士、博士学位的研究院。这是社会科学中的热门。人类学系比较少，但也有三百多所大学设立这门学科的学系。我这次只访问了10所大学，在数量上说，只是个零头。交流座谈会分大小型两种。小型是以十来个教授为度，大型是包括一部分研究生在内，多至三四十人。小型座谈是以主人专题发言为主，大型座谈则以我答复问题为主。此外我还作了一次听众在百人以上的演讲。所以尽管我加班加点，接触面还是很狭小的。在这种座谈会上要进行深入的讨论是不大可能的。以10个人谈三小时计算，每人只占一刻多钟。我还得说说话，占去一些时间。10分钟的话能有多少分量呢？怎样做到学术上的思想见面？至于社会情况，匆匆一个月，接触到的更是有限。我用掠影为题，非谦词也。
但是当我开始写《掠影》时，我才发觉旧地重游对了解这地方的社会面貌虽然容易入门，但也有它不利的一面。因为是重游，所以心中总是有个新旧对比，注意力也就被吸引到新旧差别之处。我在出发之前曾写信给在美国的老同学，就说我三十多年没有和美国接触，这样长的时间里美国不知变成什么样子了，我很想亲自来看看。变化成了我注意的焦点，也就使我的观察产生了局限性。这个局限性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很严重地影响我对美国社会的理解，有时也许还会本末倒置。
西方有句俗语：到过一天的地方可以说上一辈子，住了一辈子的地方连一句话也说不上。这原是对旅游者的讽刺。越是不熟悉，话就说得越多，越说多就会越离真失实，甚至信口开河，荒诞无稽了。可是这也不能完全责怪说者，人们就爱听和习惯见闻不同的新鲜事儿。有人从外地回来，拉住不放，挤些新闻，用以解闷，也是人之常情。所以一个无意写游记的人，也会因别人的催促而无法拒绝，至少我这几篇《访美掠影》是这样给人逼出来的。
这次访美是高速旅行，时间短，到的地方不少。前后一共是一个月出一点头。4月14日晚从北京向西飞行，清晨到达巴黎，休息一日，于15日下午越大西洋到美国首府华盛顿。如果在巴黎不逗留，离北京的下一天午前就可以到达美国。我们从美国东海岸，绕道东北，再横越大陆，到西海岸，共约四个星期。然后在太平洋中间的夏威夷岛上停了三天，取道东京返国，到北京是5月17日晚。绕地球一周，其间停了10站。这样的速度可谓高矣。
美国在这三十多年里确是有很大的变化。但是那些没有变的方面有时却更为重要，如果由于眼花缭乱而忘记了这一点，那就会迷惘了。从前后对比着眼就容易只看或多看它的变化，而不见或少见它没有变的一面，这就是我说的旧地重游时容易发生观察上的局限性的原因所在。
所谓“主人”是指负责为我们安排和美国对口的学术界进行学术交流的机关。我们所接触的除了这个当主人的团体之外，访问了一些大学和一些社会科学的研究机关。访问的方式多少可以说合乎“学者派头的”这个形容词的，而且对方对此也是十分认真准备的。到一个研究机关于相见如仪后，开始座谈，由他们的研究人员就他的专业发言，几乎都有手稿或提纲。发言后再和我们进行讨论。到了各大学，由负责人和我们集体会晤，然后，我们各就专业到各系去“交流”，方式和研究机关相同，但大多要问我们这方面的情况，交谈较多。我在国外被认为身兼两科的学者，一是人类学，一是社会学。在美国各大学里除了极少数两科合在一个学系里，一般都各自立系。所以我要接触的对象也就比别人加了一倍。每到一校，至少要有两次“交流”的座谈。重点大学还要加班加点。
尽管这样，旧地重游还是有方便之处。目前当今的一代不少是我相识的老一辈的子弟。他们虽然没有见过我，但从老一辈的口中听到过我，这次相见也就倍加亲切了。至于那些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见面有的甚至含着泪，拉住我的手久久不肯放。他们很多已不相信此生中还会见到我，甚至有人把我早年给他们的通信都交给图书馆作研究资料了。我胖乎乎的形象在他们面前出现时，他们那种惊喜交集之情，反而使我不知所措。
这次访美是旧地重游。我没有在美国留过学。我的社会学是在中国学的，社会人类学是在英国学的。但是在1943年，美国和日本宣战后的第二年，它以盟国的名义向我国邀请了10名教授去建立“文化关系”（那时不叫“学术交流”），我代表云南大学应邀访美，在美国住了一年，1944年初夏返国。在这一年里，我主要是利用各大学的设备和一些教授的帮助来编译我那本在芝加哥大学出版的Earthbound China（《乡土中国》）一书。我在哥伦比亚、芝加哥和哈佛三个大学待的时间较长，也到过其他一些大学作短期的访问或演讲，所以当时在美国结识了不少同行的学者。我在访美期间，又用通讯方式给昆明的一些报纸写了一些介绍美国社会的小文。返国后，整理成《初访美国》一本小册子出版，抗日战争后期在西南大后方曾流行过一时。有些朋友还记得这本书，所以这次我返国后，就约我再写一本《重访美国》。但由于这次访问为时太短，见闻有限，不敢采用此名。
以他们的失业问题来说就是一个例子。他们不能消灭这种社会现象，总是有那么6%以上的人拿不到工资。他们对这个失业问题采取的办法就是救济，名目和方法是多种多样的，而实质就是由社会上拿出一笔钱来养这批失业的人，把他们的生活压在最低的水平上，只要他们不闹事，就行了。如果到了失业人数太多，要影响社会的稳定时，就像含硝酸甘油一般，采取一些办法，如扩大公共工程，雇用一些劳动力，把失业率压低一些。
我这种看法不妨说是掠影感想，是否符合事实还得从长研究；好在这原是本旅游杂话，不必登大雅之堂，有啥说啥，不避陋俗，作为一家之见可也。
为了免于使读者被我的掠影导致错觉，我想不妨先把我在离开美国时在飞机上对同行的朋友们说的话，提前写在这里，开门见山地说一说我这次访美所得的总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