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到兰德公司参观时，他们特地为我安排了一个小型的讨论会，主要是介绍他们正在进行的测定医疗补助计划的效果的研究工作。医疗补助计划是美国联邦政府实行的一项社会福利工作，按这项计划的规定，凡在贫穷线之下的人，有疾病，可以得到政府补助，到公立医院治疗。为此联邦政府每年要支出几十亿美元。政府支出了这大笔钱，必须向国会作出交代，究竟收到多大效果。兰德公司承包了这项研究项目。这一类的研究并不需要多少高深的理论，但是牵涉的面广，疾病种类又多，要处理的资料、数据是很繁重的。他们一共只有几十个调查员，按规定要及时提出研究结果，没有电子计算机的帮助便做不到。
社会科学与实际问题联系并非坏事，实用主义也要看为谁实用，但是应用科学冲淡或冲走了理论科学则可说是遗憾。当前美国社会科学的特点，也许可以说是见树不见林，重资料而轻理论，好“微观”而避“宏观”，搞具体实际问题而不接触全面、系统的根本问题。这些在我看来和知识商品化是有密切联系的。
经过在座的六七位同行的热烈讨论，我逐渐自以为领会了“模式”的意义。从字面上说“类型”和“模式”似乎是差不多的东西。它们都是研究者应用来进行寻找社会变化规律的手段；都是一种概念结构，从具体复杂的现象中抽象出来的一种概括。但是二者所用的方法不同。模式是从一套虚构的前提出发，用演绎法严格地推理，得出来的逻辑结构。简单地说，如果在某些事实的前提下，比如某某地方（它的条件是如此如此）引进了一个原子能工厂（它的条件是如此如此），这地方在某一方面（如人口结构）将会产生什么变化？在这个课题下，研究者就得分析其中种种可变因素之间的变动关系，得出种种可能的结果。从命题到结果整个是假设性的，以这种模式作为范型来测定现实的事例，推测它会出现的结果。在处理为数众多的可变因素的动态关系时，需要相当复杂的公式，只有利用电子计算机才能进行演算。所以相应地发展为数理社会学。
其实正是这些我不清楚的新名词给我提供了了解这几十年来美国这些学科变化的钥匙。举个例子来说，谈话中常常出现model（“模式”）那个名词，我越听越糊涂。在伯克利的加州大学的社会人类学座谈会上，我就开门见山地捅出这个名词来要求他们讲解。我说30年代和40年代我们讲type（“类型”）。我用我自己的研究为例，说明“类型”是怎样建立的，又怎样用比较方法找出不同的“类型”，然后研究它们之间异同的原因，即找出那些变数引起各类型的差别。我在过去的著作中所用“江村”“禄村”“易村”等，都是中国的不同农村类型的名称。我所说“类型”，和现在西方社会学者所说的“模式”有什么不同呢？
社会研究成了一个新型的服务行业。它可以为政府服务，有如上述的这些名牌研究机关。也可以为政党竞选服务，有如那些民意测验机关为政客们提供资料来决定他们竞选的方针策略，甚至演说口径。它们也可以为那些饮料公司服务，提供广告效果测定。这一行道似乎正在走运看涨。据说美国的社会科学在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有过一个繁荣时期，最近才和美国经济一样有点走下坡路的趋势。
前者，我认为，是实用主义的方法，而后者是实验主义的方法。实用主义本来是美国的产品，这种根深蒂固的思想在新的技术发展下进一步影响着当前美国的社会科学。上述那种所谓“模式”，实际上是用来解决具体问题的方法，在帮助企业及政治机关作出行政决定上是有用处的。比如探索各种能源的使用对社会可能产生的不同影响的系统比较，对能源选择是很具说服力的；又如测定行政效果的研究，对改进社会福利措施发生直接的作用。这些尽管是实用主义的性质，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这显然和我早年用“类型”来进行研究的方法是不同的。类型始终是实有的，是以经验为基础的。类型是归纳的结果，是经验和实践的总结。通过比较各类型的异同找出其间的客观规律，用以指导人们按照客观规律行事。
最初，如上所述，在科技领域里，政府为了要实现各项有关国家安全的计划，动员全国科学家各就所长承担研究任务，研究费用自然由国家负担。这种由出资的方面提出任务，由科学家承包的办法逐渐改变科研的性质。过去是科学家提出研究课题，向各种基金会申请资助。基金会当然可以根据某个集团的要求，通过给不给资助，来左右科研的方向和内容。但这种控制是间接的，而且当时的学术界还标榜着崇尚独立研究。现在在应用科学的牌子下，这些也可以不再讲究了。知识实际上已成了商品，甚至有开公司，接受定单，按工议价。这些对我来说还是怪新鲜的事情。
现在，以社会科学来说，实力最强，水平最高，人才济济，著作最多的学术机关，已经不是那些名牌大学，而是布鲁金斯学会、司密斯学会、威尔逊中心、兰德公司等实际上为政府服务的研究机关了。这些高级研究机关当然至今还都自称不是营业性的，但是它们都承担约定的研究项目，接受约定机关的资助，其中政府“订单”占重要部分。兰德公司原是战时空军的研究机关，战后取得独立的法人身份，所以称为“公司”，实际上和前身究竟有多大改变，我并不清楚。它研究的项目都是与当前国防、外交相联系的重要课题，比如对苏联国防实力的估计、苏联发动战争的可能性等。
也许在这里要补充一句：我是从电子技术讲到社会科学的。电子技术对社会科学的直接影响当然是有的，也相当大，但是社会科学中应用压倒理论的趋势当然不应当由电子计算机来负责的。这里因素比较复杂，值得引起我们进一步的注意和分析。
我这次去美国访问主要任务是学术交流。我感到最苦恼的是我碰到社会学和社会人类学里许多我不熟悉、不好理解的新名词。这是我和西方学术界长期隔离的结果，我跟不上他们在这三十多年里的变化。我要和他们交流，那就必须弄清楚这些新名词，这却不是这一个月蜻蜓点水式的访问所能做到的。如果对这些新名词不搞清楚，谈话也只能平行前进，流而不交。幸亏我见到了不少熟人，他们知道我的底细，我向他们请教一些基本概念并不致见怪。我也不肯放过这些机会，老老实实说清楚哪些字眼我不懂，请他们指教。
回想起40年代我初访美国，当时罗斯福起用一些教授到政府里去当官，“智囊团”还是个新名词。这些“学而优则仕”的人物当时还被那些政党头儿侧目而视。罗斯福的“新政”后来被搞臭了一阵，那些新政人物灰溜溜地回到大学里去，流行着“书生论政，害大于利”的论调。现在谈起这些往事，当年的智囊人物不免有“白头宫女”之感了。
上述这类应用社会科学的发展，不能不说是电子计算机普及的结果之一，但同时却使知识商品化的风气日益深深地侵入了社会科学的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