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次访美多少算是个“上宾”。当了上宾接触面就有了限制，整天忙着“学者派头的交流”，看到的不是学者教授，就是社会名流。我这个人生性不习惯这种儒林风雅，总是想到社会下层访问访问。我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里讲演完毕，向我相熟的一位人类学教授提出了个要求，至少得带我去坐一趟地铁。他欣然从命。
30多年前我在这个大学里工作过一个月，其时住在纽约的一个名叫科罗纳的意大利移民住宅区里，每天坐地铁来上班。虽则时间上相隔已久，对这段地铁记忆中还留着些印象。
这种涂名抹号的graffitti，使我想起了我们自己国内名胜古迹到处也常见的“某某到此一游”的留念笔迹，甚至怕人擦掉，磨灭了游者永垂不朽的愿望，用刀刻在墙壁上、古木上、竹子上。回国后，我把这些新奇事儿讲给一位老朋友听，他为我找出了个有根有据的出典，说是在晚唐有个名叫薛逢的诗人，看不惯那些到处题诗签名的自名风雅之士，称他们作“东涂西抹手”，所以他建议graffitti不妨译作“涂抹”。他还说，唐代在驿亭和寺馆题诗成了风气，而所题的诗大多不堪卒读，搞得亭馆主人大伤脑筋，后来想出了个办法，专门备有一块木板，雅其名曰诗版，看到有些客人手痒了，立刻呈上请他挥毫发泄，等他走后，擦不掉的用刀刮掉。他说此法可供美国地铁卫生员参考。
我在这掠影中记下我在地铁里所见到的涂抹是出于好奇之感。至于它所反映的社会问题究竟是什么，那是可以议论的。我并没有深入调查，只能把我的直觉的感想作为杂话谈出来。杂话有如漫画，在关键处夸张一些也是允许的吧。
我进入车厢，举目一看，使我吃惊的是四壁都涂满了横七竖八的用油漆写的人名和数字。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的朋友向我解释说，这叫graffitti。请原谅我在这里用原文，因为我一时实在翻译不出来。他说，大约是在1965年有个青年名叫Taki的，在地铁车厢里用斗大的字签上他的名，并在名后写上138这个数目，据说是他家的门牌号码。谁也不明白他这样做是为了什么，表示什么意思。说也奇怪，像一阵风似的，在车站墙上、车厢壁上、厕所里以及许多公共场所，到处有人学样，签名画押，写门牌。起初管理地铁的卫生员还忙着擦刷，后来发展成油漆涂写，也就擦不胜擦，索性听之任之。一过14年，把个地铁搞得乌七八糟，对我这样旧地重游的人觉得新奇难解，对于天天坐地铁的人却已熟视无睹了。
当然，这些年来美国的货币贬值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还没有到恶性膨胀的地步，每年据说还能控制在一位数字之内，直到最近才出现了两位数字。不论怎样，他们一面让物价涨，一面跟着调整工资。除了少数几种行业由于工会的势力强，工资得按物价指数上涨外，一般是工资在后面赶物价，中间总是存在着一个弥补不了的距离。这距离的存在给老板们一个剥削雇员的机会。这些对资本家有利而对拿固定工资和靠储蓄生活的人来说是倒霉的事，似乎都是没有多大办法予以制止和消灭的。
我记下他的建议，但是我认为美国青年人的涂名抹号，和我们当代留名胜迹及唐代的题诗抒情所要发泄的情绪，可能毫无相同之处。graffitti在我看来多少是在发泄鲁智深的那股憋不住的“鸟气”，来自对那宏伟的高速公路所象征的新社会和它所带来的社会两极化的反抗。这种情绪在现在美国的社会制度下是洗刷不清的。
我的朋友看我在买票机前发呆还以为我对这自动化设备发生兴趣，就催促我快走，因而也打断了我们对货币贬值的讨论。
我们一进地铁站，那位朋友就掏出两枚5角的钱币按进自动化的售票机里。我一怔，好贵！因为我记得当时坐地铁只要花一个镍币，值5分钱，就可以进站，要到哪里去都行。30年中票价涨了十倍。我口边流露了一个字“货币贬值”。我的朋友一听，先是点了一下头，接着又补充了一段话：过去5分钱票价是因为当时有市政府补贴，后来补贴取消了，票价就涨了。当然，票价不断上涨，确是出于通货膨胀，但是用地铁票价来衡量这30年的货币贬值率却未免过于简单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