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雪林称赞徐志摩说永远像春光、火焰、爱情，永远是一团燃烧似的热。他燃烧自己的诗歌发出金色的光，燃烧中国人的心，从冰冷转到温暖，如一阵和风，一片阳光，溶解北极高峰的冰雪，但是可怜的是最后燃烧了他自己的形体，如他所说的那样像一只夜蝶飞出天外，在星的烈焰里变成了灰。
第四，音节的变化。陈西滢谈及徐志摩诗歌的音调时说：“音调方面也没有下研究工夫，因为他喜多用实字，双双的叠韵字，仄声的字；少用虚字，平实的字，他的诗的音调多近羯鼓、烧钹，很少是提琴、洞箫等抑扬缠绵的风趣。他的平民风格的诗，尤其是土白诗，音节就很悦耳，正因为在那些诗里，他不能不避去上面所说的毛玻。”除此之外，苏雪林还认为徐志摩在音节上的试验同他在体制上的试验同样勤苦，而且同样具有许多变化。他的音调随着诗的情绪而变化，情绪是愉快的，音节就异常轻快；悲伤的，音节也显得凄凉。如在《雪花的快乐》的第三、四两段音节的轻快，就有雪花随风回舞的感觉。又如徐志摩在《沪杭车中》：“匆匆匆！催催催！/一卷烟，一片山，几点云影，/一道水，一条桥，一支橹声，/一林松，一丛竹，红叶纷纷：/艳色的田野，艳色的秋景，/梦境似的分明，模糊，消隐，——/催催催！是车轮还是光阴？/催老了秋容，催老了人生！”匆匆、催催，像车轮的声音，接着连用三字短句，形容火车进行的速度。《盖上几张油纸》则连用叠句，如坐在风雪孤坟旁妇人的哽咽。《庐山石工歌》用无数“浩唉”表出汉族耐劳苦爱和平的心声。其他音节优美的也很多。
苏雪林首先谈起徐志摩出现时当时的文坛状况。1921年左右的文坛，北方归鲁迅、周作人统治，南方则“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对峙。北方唯一的诗人是冰心，南方则郭沫若了。1922年、1923年间忽然从英国回来了一批留学生，其中有几个后来以文学显名，徐志摩就是其中之一。当他在《晨报副刊》、《学灯》、《小说月报》，发表他的《再会吧康桥》、《哀曼殊斐尔》等诗时，他那种华丽的词藻、奢侈的想象、雄奇的气势、曼妙的情调，立即引起大家惊异的目光。梁启超等人对他特别赏识，大加鼓励；视白话文学如洪水猛兽的章士钊，居然称他为“慧业文人”；死守传统的学衡派巨子吴宓对他也有好感。徐志摩刚露头角便征服了文坛。因此，苏雪林说，徐志摩在文学界成名之迅速，不亚胡适之于学术界。
所以苏雪林认为徐志摩寻求人生的美，不但是为了安慰自己，还想借此改善人生。他以一支生花妙笔，写明月、星群、晴霞，山岭的高亢、流水的光华；写那朝雾里轻含闪亮珍珠的小花草；写那像古圣人祈祷凝成“冻乐”似的五老峰；写爱、写光明、写真美善。甚至雪中哭子的妇人，垃圾桶边捡煤屑的穷人，深夜拉车过僻巷的老车夫，跟着钢丝轮讨钱的乞儿，沪杭车中的老妇，蠢笨污秽的兵士，都予以无限的同情。他说：“贫苦不是卑贱，老衰中有无限庄严”，在这些里面也可以寻找到人生的美。
关于徐志摩诗的精神，苏雪林认为有下列几点：
另外，徐志摩得心胸非常博大。新文学界的谩骂之风始终伴随着文学界，置身于其中的人不受传染是很难的。但徐志摩始终保持着他博大的同情，受人无理谩骂，也不肯同骂。他的人格他的朋友们很清楚。林徽音说：“我们丢掉的不止是一个朋友，一个诗人，我们丢掉的是个极难得的可爱的人格。”陶孟和说：“济南号的出险，结束了一个美丽的可爱的灵魂，但我们觉得我们生命上发见了不可弥补的真空，而这卑污世界中消失了一个高贵的人格。”郑振铎也说道：“我不仅为友情而悼我失去一位最恳挚的朋友，也为这个当前大时代而悼它失去了一个心胸最广而最有希望的诗人。”
第二，真诗人的人格。
苏雪林最后总结了徐志摩出现的价值与意义。在中国新诗的滥觞期，徐志摩是不应该被忘记的，他是个可爱的天才。苏雪林说，徐志摩的出现就如同是五代时的李后主。王国维曾经说说：“词至后主，眼界遂大，感慨遂深，遂变伶人之词为士大夫之词。”李后主的出现是词的划分时代的界线，而徐志摩是新诗的奠基石，他在新诗界就像李后主在词界一样占有重要的地位，一样的不朽！
热情是人类事业的原动力。黑格尔说：“世上从没有一桩大业的成功，不需热情。”至于文艺的创作，苏雪林认为如果缺乏热情，就像炼铁成钢时缺乏火力一样。总之，凡是诗人，无不是热情的化身，而徐志摩更是热情化身的化身。热情最具体的表现，是关于两性的情爱。徐志摩诗集中恋歌很多，所以有人批评它为“情欲的诗歌，具烂熟颓废的气息”。徐志摩对于恋爱，并不单纯的肉欲，其实他所祈求的，是由恋爱所得到的灵感，以达到精神上最圆满的境界。恋爱是他的手段，灵感的得到才是他的目的。如在《爱的灵感》这一首诗里，徐志摩把爱是灵感表达得非常明白：“那天爱的结打上我的/心头，我就望见死，那个/美丽的永恒的世界；死/我甘愿的投向，因为它/是光明与自由的诞生。/从此我轻视我的躯体，/更不计较今世的浮荣，/我只企望着更绵延的/时间来收容我的呼吸，/灿烂的星做我的眼睛，/我的发丝，那般的晶莹，/是纷披在天外的云霞，/博大的风在我的腋下/胸前眉宇间盘旋，波涛/冲洗我的胫踝，每一个/激荡涌出光艳的神明！/再有电火做我的思想/天边掣起蛇龙的交舞，/雷震我的声音，蓦地里/叫醒了春，叫醒了生命。/无可思量，呵，无可比况，/这爱的灵感，爱的力量！/正如旭日的威棱扫荡/田野的迷雾，爱的来临/也不容平凡，卑琐以及/一切的庸俗侵占心灵，/它那原来青爽的平阳。”
苏雪林给诗人人格下的定义是诗人要有热情、要有宽大的度量。
从徐志摩个人行为来看，他的离婚及第二次结婚，也无非为了贯彻“人生美”的追求。虽弄得家庭关系断绝，亲友责难纷至，而他并不后悔。他殉身追求的行为，就像飞蛾投火的勇敢。因此，胡适对他的评价是：“他的一生真是美的象征，爱，是他的宗教，他的上帝。”
第五，国语文学的创造。胡适写《文学革命论》的时候，曾提出十个大字：“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苏雪林认为所谓国语，不是指的白话文，其实是指的“官话”。在他看来，胡适白话文虽然写得极其明畅流利，用的语言不过是长江流域通行的言语，在加上旧有的白话文学如水浒等的调子。冰心的小说用的语言一半红楼梦，一半欧化的文字，也不是纯粹的国语。毅然肩起创造“国语文学”的责任的，苏雪林认为是徐志摩，虽然他是浙江硖石人，但他的国语说得很标准。徐志摩的小品散文全用国语写作，诗则有的用国语、有的用砖石调子、有的是普通白话。
关于徐志摩诗的形式，苏雪林认为有下列五点：
第一，体制的讲求。从胡适一直到郭沫若新诗都没有一定的格式。郭沫若虽然以西洋格式为创作的模范，但他第一次用西方诗式创作时，带有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自由豪放风格，但并不成功。虽然，郭沫若主要创作白话诗、自由诗，但他对于新诗体制没有多大的贡献。徐志摩知道诗没有声律便失去了诗的原素，所以他的创作时很注重韵律。于赓虞回忆时说《诗刊》发行前，他们共聚在闻一多寓所讨论，共同的意见是在使诗的内容及形式，表现出美的力量，成为一种完美的艺术。《诗刊》发行后，每周都要在徐志摩家开一次读诗会。会中讨论最多的是诗的形式及音韵。而到《新月》诗刊发行后，诗的格律愈加严谨，因此胡适写下了《新诗已上了轨道》。
苏雪林的文章把徐志摩的创作分形式、精神两方面来证明“徐志摩曾一手奠定了新诗坛的基幢”这句话并不过分。
苏雪林认为徐志摩的诗变化极多并且迅速。他几乎每天都在尝试一种诗的创作格式，因此想模仿都模仿不了。有感于这种情况，苏雪林就说：“他人是用两只脚走路，他却是长着翅膀飞的。”《志摩的诗》发表后，他的朋友陈西滢为他做的体制统计有：散文诗、自由诗、无韵体诗、骈句韵体、章韵体。诗刊派的诗被人讥讽为“方块诗”，而徐志摩却能在严格规律之中，自由表现他的天才，这一点是他人所不及的。
第一，人生美的追求。
陶孟和的话把徐志摩整个人格都表现了出来。有人因为他文笔优美，称他为唯美派，苏雪林认为他是理想派。他认为，唯美派的文人把自己深深藏在“象牙之塔”里，或高坐艺术宫殿上，与现实世界非常隔膜。理想主义者则认为人生固然丑陋，但其中也有美丽；宇宙固是机械，而亦未尝无情。而且，他们认为人类的心灵可以创造一切。
第三，气势的雄厚。郭沫若诗只能称雄，而称不上厚，力量与气魄不相称。因为他的作品，往往只有平面而无深度。徐志摩的诗则雄而厚，可称为雄厚。如果辞藻太过富丽，气势就不足。如果辞藻富丽同时气势充足，那就可以成为上乘的作品。曾国藩日记云：“奇辞大句，须得瑰玮飞腾之气，驱之以行，凡堆重处皆化为空虚，乃能为大篇，所谓气力有余于文之外也，否则气不能举其体矣。”徐志摩的作品，可当此语而无愧。他的散文诗如《毒药》、《婴儿》、《白旗》、《天宁寺闻礼忏声》，都是有气势的雄厚作品。苏雪林举《婴儿》中的一段为例，指出徐志摩形容得淋漓尽致，刻画得入木三分，体现出了他的真功夫。并且一首六百多字的散文诗有曲折、有层次、有奔注、有顿挫，读来又毫不觉得冗长拖沓。真如韩愈所说的“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皆宜”。
但陈西滢还说：“他的毛病是太没有约束。在文字方面，有时不免堆砌得太过，甚至叫读者感到烦腻。”因此，“浓得化不开”成了徐志摩的诗文的特点。徐志摩也被冠上唯美派、新文学中的六朝体的名号。钟嵘诗品论谢灵运道：“颇以繁芜为累”，又说：“若人兴多才博，寓目即书，内无乏思，外无遗物，其繁富宜哉。然若名章迥句，处处间起，丽典新声，络绎奔赴，譬如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尘沙，未足贬其高洁也。”苏雪林觉得这些评论也适用于徐志摩。不过，他又指出，徐志摩后出版的《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已免除上述毛病了。
陶孟和说徐志摩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的理想曾受了希腊主义的影响，求充分的完全的生命。他要生命中求得最丰富的经验……志摩不是哲学家寻求理智，他是一个艺术家，寻求情感的满足……他所爱的是人生的美丽。他的态度，可以说是哈代的对照。他咏哈代曾说：‘为什么放着甜不尝，暖和的座儿不坐，偏挑那阴凄的调儿唱，辣味儿辣得口破。’正因为他自己所寻求的都是阳光、暖和、甜蜜、美丽，一切人生的美。他永远设法避开人生的丑陋，正如小儿避开状貌狰狞的偶像一般。他不单是怕看丑陋或蠢笨，他直是不看，不加理会……他永远希望他所寻到的是神奇、新颖、奥妙、聪明、美丽，一切人生的宝贝，而不愿有与它们相反的出现；他更希望他所寻到的，永远保持着它们的神奇、新颖、奥妙、聪明、美丽，而不愿他们露出使他失望的破绽；即使露出，他也不看。幻灭是志摩所不能忍受的。”
第二，辞藻的繁富。白话诗刚刚兴起的时候，极力摆脱旧诗词的格调和排斥旧辞藻。胡适还说，真正好诗在于白描，于是“渲染”的工夫就不敢怎么讲究了。但诗是一种美文，美就不仅仅是白描所能传达出的。西方的一位文学家说诗不过是“颜色”和“声音”组成的，这话不无道理。刘勰《文心雕龙》就有情采篇，并说“综述性灵，敷写器象”，更少不得“彪炳缛采”。所以白描诗的局面很快就受到了冲击。冰心小诗是有些辞藻的，郭沫若的长篇也充满了心弦、洗礼等西方辞藻。徐志摩出现后，诗的辞藻，就更为富丽了。但他的辞藻不是中国的，也不是外国的，而是经过他的心灵炼制过的一种东西。陈西滢说：“他的文字，是把中国文字西洋文字融化在一个洪炉里，炼成一种特殊而又曲折如意的工具。它有时也许生硬，有时也许不自然，可是没有时候不流畅，没有时候不达意，没有时候不表示是徐志摩独有的文字。再加上很丰富的意象，与他的华丽的字句极相称，免了这种文字最易发生的华而不实的大毛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