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述的事实可见，天平的一头是那些毫无心肝的统治者，另一头是那些默然受苦的民众。这种情形一定会导致即将来临的滔天灾难。即使那些知识阶级的人士（他们是一班毫无能力的人）也似乎疲塌到一个恹恹无神的地步；他们没有勇气去承担任何责任，只是默然地希祈人性有一个彻底的改变。
这段日子徐志摩因老戈爹重临上海这个预料不到的喜讯而欢欣鼓舞。老戈爹和他的一行人是3月19到的。他跟禅达在徐志摩家里住了两天，然后继续赴日本和美国。在归程时，他们又在徐志摩家逗留两天，6月13日回印度。美国之行对老戈爹的健康十分不利，他比以前更感到疲弱。除了旅途劳顿之外，这次外出对于他并不是事事如意的，他有些生美国人的气，同时因为缺少恩厚之在身心两方面给他的照顾，所以倍觉凄寂。徐志摩和泰戈尔谈了许多关于恩厚之的话，听到诗人无限温情的言语，使徐志摩不胜感动。在他说话时，徐志摩见到他眼中蕴着泪水。徐志摩认为没有一个人比恩厚之更了解、更爱护和更会照顾泰戈尔，即使他的同胞也不及恩厚之。徐志摩说，要是恩厚之亲耳听到泰戈尔提及他的话，他会感到喜悦的。泰戈尔说：“厚之是个伟人，他有个伟大的心。我对他怀有最大的爱念和敬意。说起来不免惭愧，但事实上他的深思和我自己同胞的浮浅，相去真不可以道里计。他对事情的体会十分精到。世上真正懂得我心思意旨的人，他可能是仅有的一个。他在达廷顿做得有声有色。他是一个很不寻常的理想主义者；他把理想和他的荦荦大才结合起来。在他身上我寄以极大的希望和信心。由于不能在旅途上从加拿大转往英国，我感到很失望，因为我切盼和他见面，享受重聚之乐。你一定要写信把我亲切的思念传递给他。”
1929年1月7日，徐志摩在致恩厚之的信中，告诉他自己已经收到他从多乐芙汇来的200英镑，并谈了自己的农村建设工作进展情况。
3月5日，徐志摩在致恩厚之的信中，告知建设中国农村基地之事无法实现，因为治安没有保障，绑票、抢劫蔓延全国。
泰戈尔在上海见到一些老朋友，胡适和蒋百里都在内。泰戈尔因梁启超的早逝无限伤怀，也因张君劢就在诗人旅沪时不幸被人绑架而深感难过。徐志摩认为恩厚之会很难相信这些事情竟会一一发生的，但却居然发生了。那个两袖清风、几乎是一贫如洗的学者，去年还要出卖他的书籍，就是他仅有的财产，才能维持家计，而他却的的确确遭遇这场历时足足三周的无妄之灾。在这段日子中，他所忍受的一切比一般囚犯所过的生活更坏上数倍。所以，若问中国现况如何，这是多余的问题了，因为连干绑票这一行的人，也这样史无前例地不把“盗亦有道”作为一种行规遵守，那还有什么话说呢！在许多事情上，中国的情况还比不上印度。理想都死了；也是非死不可的。
徐志摩说，这半年来他差不多是完全疲塌不振了。说差不多，是因为他虽然没有什么天赋之才，却也帮忙筹备了第一次的全国美术展览。这也是他在个人事务外所作的唯一的一件事。徐志摩从达廷顿和山迪尼基顿带回中国的远景和朝气，如今已日渐销毁，凄然无助。一切所有，都似乎在一个机能失调的社会被邪恶的势力掳掠殆尽。整个中国没有一处治安是有保障的。自从张君劢遇掳这件可怕消息传出来后，徐志摩的父亲惊惧万分，正在认真考虑举家迁离上海，前往像青岛这一类比较安全的地方。但难道这是应付人生的办法吗？所以，徐志摩说，恩厚之不能怪住在中国的人天天不做别的而只会喊苦。另一方面，他也会明白为什么这里的人一下子就对事情存着拉倒的态度，只是时刻渴望寻找机会一走了之。
徐志摩说他在北京和天津见到了张彭春和瞿世英，并且和他们详谈过了。张彭春对他们在达廷顿商讨的农村建设工作极表赞成。他也愿意尽其所能来玉成徐志摩和恩厚之的计划；事实上这一切对他并不陌生。他自己多年来已经考虑过不少这方面的问题了，但目前他没有空儿，因为他当南开大学校长的哥哥在外国旅行，而他要负责全盘校务，但他催促徐志摩马上进行农村建设工作的计划。至于瞿世英，他在平民教育协会做事。这个机构所从事的是中国一件严肃的开创性工作。在那里，饱学之士为平民服务，也与群众一道做事。这是值得注意的，对徐志摩来说也特别具有启发意义。那个机构的工作人员，在中国北方对农村教育以及农村改进工作，在进行着十分有价值的实验。这并非意味着可以期望出现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正当徐志摩他们在努力探索把国家带上轨道的时候，这项工作标志出一个新方向。
徐志摩说他到江苏和浙江跑过了，已决定选择后者。理由之一就是浙江省的人较为淳厚，他们多少仍然保留着一点人性的美丽，这是因为常与大自然接触，也是因为与文明污染少有关系之故。不过徐志摩还要作进一步的研究，才能定出实际的计划。他有几个专长农科并懂得乡村情况的朋友，他们是他旅行考察的助手。徐志摩唯一的希望是恩厚之夫妇能够在最近抽出时间来中国走一趟，帮助他决策一切。至于徐志摩盼望要做的事，他会随时写信报道。
徐志摩时常在等候达廷顿的消息，因为恩厚之的那个地方在他的心中是一圈灿烂异常的光明，是至美的化身，而这光与美，在今天的中国已备受摧残。他常常忆念有鲑鱼出没的达河，那里有的是赏心悦目的柔雅风情，而德温晨曦的光艳，在恩厚之花园古堡历史悠久的垒垒磐石上处处漫染，倍觉明丽生辉。此外，在恩厚之那里生活的人群，他们真挚和乐之情，在各人脸上互相辉映，这种比朝阳更伟大的光华，就证明了生气勃勃的理想超然卓立这个事实。这一切在回忆中引起无限的诗思情意，并且沁透徐志摩的心魂。而在这里，当徐志摩无法避免去接触每天临到身上的现实环境时，他就更加感到怀念之情的苦痛。这里所见的不是高贵而是卑鄙，不是友谊合作而是敌意和相咬相吞，不是朝气勃勃的原则而是僵化害人的教条；这一切都像行尸走肉，到处为患，要把整个国家带进更大的灾难，也把人的灵魂中的创造活泉闭塞。现在有些省份已经沦为民生极度凋敝的人间地狱。徐志摩就亲眼看过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北方，每一念及那边的情形，他的血液会骤然变冷。那些饿到不成人形的孩子为地藓青苔而打斗，只要他们瘦骨嶙峋的双手能在石缝中挖到一点点，就立刻往口里送。
一个活在中国的人抵御悲观和战胜沮丧是很不容易的。他没有办法抓到一样可以持守的东西，也没有办法找到同气相投的朋友，去为人生中较崇高，但在目前较少实效的事业一起努力奋斗。所以活在中国算不得活在世界，因为好像泰戈老在《飞鸟集》中说过，只有在爱这世界的时候才是活在这世界。徐志摩真希望有一个中国人能爱他在今天所见的中国，但事实上却不可能。
环境的黑暗是无可讳言的。人在这种景况下，精神上没有办法不受影响；就是由于这个缘故，恩厚之信上所流露的厚意和期望一入徐志摩的眼帘，就使他深感痛苦。他有幸在达廷顿以及山迪尼基顿从恩厚之和泰戈尔身上把灵感和鼓舞带回中国，这些都是伟大的事物，但可惜都在毫无希望的时日和人事推移中渐渐黯然无光了。徐志摩痴心的梦想还是没有什么实现的机会。治安一事，即使在江、浙两省，甚至是南京城附近，也是没有保障的。绑票已几乎蔓延全国，抢劫更不用说了，法律形同虚设。上海生活味同嚼蜡，有时更是可恨可厌，但要拂袖他往，却是难于登天。原因很简单：现在根本无路可逃，所以大伙儿都在这里搁了浅，实在有身不由己之感。
徐志摩告诉恩厚之，泰戈尔会再见他的，大概在冬天。虽然他身体衰老，但还是努力不懈地写他的讲稿，盼望准时完成，赶上冬天牛津大学的基尔福学术演讲会。他对徐志摩叹道，“我要努力工作，我在世日子不多了。我一定要赶快完成我的工作，我发觉自己还有要讲的话，这是值得高兴的；不过，讲话也是一个负担。我必须在未死之先亲身作这次演讲。我的讲题是‘神圣的人格’。你会看见我演讲的内容在灵感和智慧两方面都不会是空洞贫乏的。”由此可知泰戈尔对这个任务是心情舒畅的。徐志摩真盼望他一回到印度就恢复健康，这样他以后就可以启程赴英了。
6月29日，徐志摩在致恩厚之的信中，谈到了泰戈尔的近况。
1928年夏，为生活所困的徐志摩再次迈出国门，开始了他的第三次去国漫游。11月上旬回到上海。在欧洲期间，拜访过恩厚之，并共同商议农村建设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