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生活的满足是徐志摩自己的病源吗？
爱和平是徐志摩的生性。在怨毒、猜忌、残杀的空气中，他的神经总是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压迫。还是在奉直战争的时候，他就觉得过的是一团漆黑的日子。每晚更深时，他独自抱着脑袋伏在书桌上受罪，仿佛整个时代的沉闷盖在他的头顶上。—直到他写下《毒药》那几首咒诅诗后，他心头的紧张才渐渐缓和下去。这次又是同样的情形，他只觉着烦闷，感想来时只是破碎，笔头只是笨滞，身体也不舒服，像是蜡油涂抹住了全身毛窍似的难过。一天过去了又是一天，他却又在重演更深独坐箍紧脑袋的姿势。而那窗外皎洁的月光，分明是在嘲讽他内心的枯窘！
他的朋友说他没有这种惨烈的情形吧？他的心幕上可能有思想的影子，但也许只是虚影，像水面上的云影，云过影子就跟着消散，不是石上的印痕越日久越深刻。
这回却不同。徐志摩觉得屠杀不仅是在自己居住的城市里发生，有时竟觉得它是自己灵府里的一个惨象。杀死的不仅是青年们的生命，自己的思想也仿佛遭到了致命的打击，就像国务院前的断脰残肢，再也不能回复生动与连贯。但这深刻的难受是无名的，是不能完全解释的。这次悲惨的事变引起的愤慨与悲切是一件事，但同时有一个残酷的事实，那就是，在这根本起变态作用的社会里，什么怪诞的情形都是可能的。屠杀无辜，还不是年年最平常的现象。自从内战纠结以来，在受战祸的区域内，哪一处村落不曾分到过遭奸污的女性，屠残的骨肉，供牺牲的生命财产？这无非是给冤氛团结的地面上多添一团更集中更鲜艳的怨毒。再说哪一个民族的解放能不浓浓的染着烈士的鲜血？俄国革命的开幕就是冬宫的血景。只要中国人有眼力认定，有胆量实行，他们理想中的革命，这次羔羊的血就不会是白流的。所以徐志摩个人的沉闷绝不完全是这次惨案引起的感情作用。
徐志摩在《自剖》中说他是个好动的人。每次他身体行动的时候，他的思想也仿佛跟着跳荡。他做的诗，有不少是在行旅期中想起的。他爱动，爱看动的事物，爱活泼的人，爱水，爱空中的飞鸟，爱车窗外掣过的田野山水。星光的闪动，草叶上露珠的颤动，花须在微风中的摇动，雷雨时云空的变动，大海中波涛的汹涌，都是触动他感兴的情景。只要是动，不论是什么性质，就是他的兴趣，他的灵感；是动就会催快他的呼吸，加添他的生命。
徐志摩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这变化来得这么突兀和深彻。原先他在人前觉得自己是一注流泉，有飞沫和闪光。现在这泉眼，却仿佛叫一块石板不留余隙的给镇住了。他再没有先前那样蓬勃的情趣。每回他想说话时，就觉着那石块的重压，怎么也掀不动、推不开，结果只能自安沉默！他觉得自己沉闷的心里有嘲讽吊唁的谆嘱：“你再不用想什么了，你再没有什么可想的了”；“你再不用开口了，你再没有什么话可说的了。”
平常有几种原因可以影响人们的心理。实际生活的牵掣可以劫去心灵所需要的闲暇，形成一种压迫；在某种热烈的想望得不到满足时，又能感觉到精神上的烦闷与焦躁；失望更是内心不平衡的一个大原因；较剧烈的种类可以麻痹灵智，淹没理性。但这些都不是徐志摩的病源。因为他在实际生活里已经得到十分的幸运，因此，在他的潜在意识里不该有什么受压的欲望在作怪。
徐志摩的一个知心好友对他说，在以前的日子里，正因为他的生活不得平衡，正因为他有欲望不得满足，所以他的压在内里的力比多就形成了一种升华的现象，结果徐志摩就借文学来发泄他生理上的郁结，这情形又容易在意识里形成一种虚幻的希望，因为他的写作得到赞许，他就自以为确有相当的创作天赋以及独立思想的能力。但他只是自怨自艾，实在他并没有什么超人的天赋，他的设想多半是虚荣，他的以前的成绩只是升华的结果。所以现在等得他的生活换了样，感情上有了安顿，他就会发现他向来写作的来源顿呈萎缩甚至枯竭的现象。而他又不愿意承认这种情形的实在，妄想到他的身子以外去找思想枯窘的原因，所以他就感到深刻的烦闷。他只是对他自己生气，不甘心承认他自己的本相。
他的朋友说他对文艺并没有真正的兴趣，对学问并没有真正的热心。他本来也没有什么更高的志愿，除了相当合理的生活，他只配安分做一个平常人，享用命里注定的幸福。在事业界、文艺创作界、学问界，全没有他的位置，他真的没有那能耐。不信他只要自问在他心里有没有那无形的推力，整天整夜的恼着他、逼着他、督着他放开实际生活的全部，到不可琢磨的创作境界里去冒险？最关键是那无形的推力或冲动，没有它人类就没有科学、文学、艺术，没有一切超越功利实用性质的创作。在国外有多少人被这无形的推力驱使着，在实际生活上变成一种离魂病性质的变态动物，不但人间所有的虚荣永远沾不上他们的思想，就连维持生命的睡眠饮食，在他们也不重要，他们全部的心力只在那无形的推力所指示的特殊方向上集中应用。怪不得有人说天才是疯癫。如果他是一个美术家，恼着他的就是怎样可以完全表现他那理想中的形体。一个线条的准确，某种色彩的调谐，在他看来比他生身父母的生死与国家的存亡更重要更迫切。专门学者中有终身掘坟墓的、研究蚊虫生理的、观察亿万万里外星星的运动的，并且他们决不问社会对他们的劳力是否有认识，他们被无形的推力的魔鬼蛊定了。
他的朋友说这是关于文艺创作的话。徐志摩可以自问有没有这种情形。他也许经历过灵感，但却不要把刹那误认作永久、虚幻认作真实。至于思想与真实学问，那也得背后有一种推力。做学问需要有原动的好奇心和天然热情的态度去做求知识的工夫。真正的思想家，除了特强的理智，还得有一种原动的信仰。信仰或寻求信仰是一切思想的出发点。自古没有一个思想家不是宗教性的。他们各按各的倾向，一切人生的和理智的问题是实有的：神的有无、善与恶、本体问题、认识问题、意志自由问题，在他们看来都是紧迫的现象，要求合理的解答——比山岭的崇高、水的流动、爱的甜蜜更真更实在。他们的一点心灵水远在他们设想的问题周围飞舞、旋绕，正如灯蛾之于火焰，牺牲自身来贯彻火焰中心的秘密。
1926年春，徐志摩接连发表在《自剖》、《再剖》、《求医》等一系列自剖文字，后收入1928年新月书店出版的散文集《自剖》。徐志摩在《自剖》、《再剖》中，大胆地向他人敞开自己的心扉，毫不掩饰自己思想上的苦闷、矛盾、疑惑，层层解剖自己，真实地向他人袒露他内心的一切和那颗理想破灭后挣扎中痛苦的心灵。
但近来他大大的变样了；他的肢体已不如原先的灵活；他的心也感受到了不知年岁还是什么的拘束，动的现象再也不能给他欢喜和启示。先前他看着在阳光中闪烁的金波，就仿佛看见了神仙宫阙，荒诞美丽的幻觉就在他的脑中一闪闪的掠过。现在不同了，阳光是阳光，流波是流波，无论景色怎样灿烂，再也照不化他呆木的心灵。他的思想似岩石上的藤萝，贴着枯干的粗糙的石面，困难的蜿蜒着；颜色是苍黑的，姿态是倔强的。
实际上，另有一种情形可以阻塞或是减少人们心灵的活动。舒服、健康、幸福是人生的目标，因此人们推想痛苦的起点是在望见那些目标而得不到的时候。常有人说“假如我像某人那样生活无忧我一定可以好好的做事，不比现在整天的精神全花在琐碎的烦恼上。”人们又常常设想幸福的境界，他们想“只要有一个意中人在跟前那我一定奋发，什么事做不到？”但事实上，这些不一定是帮助或奖励心灵生活的条件，有时正好相反。人们看不起有钱人、社会上的得意者、肌肉过分发达的运动员，也因为如此。而且年少人幻想中的美满幸福，徐志摩说等到当真有了红袖添香，他们的书也就读不出所以然来了，更不用说在学问上或艺术上更认真的工作。
徐志摩说他的思想或经验并不曾受过什么过分剧烈的刺激。他自己的处境向来顺的，现在更是顺了。那么为什么会有变化？1925年他到欧洲去时，他就像一只初长毛角的野鹿。什么颜色都让他的视觉激动，什么香味都让他的嗅觉兴奋。他在意大利写游记时，情绪活泼，兴趣醇厚，一路来眼见耳听心感的种种，都栩栩如生地聚集在他的笔端。但第二年的如今，他到南方去，一个多月的时间，眼见耳听心感的事物也不少。他未动身前自喜又可以有机会饱餐西湖的风色、邓尉（山）的梅香。有好多朋友也曾希望他在这闲暇的假期中采集一点江南风趣，归来时，至少也该带回一两篇爽口的诗文，给在北京泥土的空气中活命的朋友们一些清醍的消遣。但事实上不但在南方时他白瞪着大眼，看天亮换天昏，又闭上了眼，拼天昏换天亮，一枝秃笔跟着他涉海去，又跟着他涉海回来，正如岩洞里的一根石笋，压根儿就没一点摇动的消息。徐志摩回京后，任凭朋友们怎样催促，自己良心怎样责备，自己的笔尖上还是滴不出一点墨汁来。他也曾勉强想想，勉强想写，但到底还是白费！最可怕的是这心灵骤然的呆顿。
这样一来，他倒可以安心了！因为个人最大的悲剧是设想一个虚无的境界来谎骗自己；骗不到底时就得忍受幻灭的苦痛。与其那样，还不如及早认清自己的深浅，不要把不必要的负担，放上支撑不住的肩背，压坏了自己，还难免旁人的笑话！他的朋友最终说：“朋友，不要迷了，定下心来享你现成的福分吧；思想不是你的分，文艺创作不是你的分，独立的事业更不是你的分！天生扛了重担来的那也没法想（哪一个天才不是活受罪！）你是原来轻松的，这是多可羡慕，多可贺喜的一个发见！算了吧，朋友！”
可能是与时局有关系吧。他到北京没几天就碰到了空前的血案。五卅事件发生时他正在意大利山中采茉莉花编花篮儿玩。翡冷翠山中只见明星与流萤的交唤，花香与山色的温存，俗事俗气是吹不到的。直到他到了伦敦，才知道了国内风光的惨淡。等他赶回来时，设想中的激昂，又早变成了明日黄花，看得见的痕迹只有满城黄墙上墨彩斑斓的“泣告”。
他不能叫时局来替他思想骤然的呆顿负责，他得往自己生活的底里找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