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特别介绍了他的朋友里最多才多艺的赵元任。他是从天上的星到人类肠子里微菌、从广东话到四川话、从音乐到玄学、没有一样不精；他是一个真的通人；但他最出名的是他的“幽默”，谁要听赵元任讲演不发笑他一定可以进圣庙吃冷肉去！徐志摩想给他特辟一栏，随他天南地北的乱说，反正他口里没有没趣味的材料。他已经答应投稿；但徐志摩为防他懒，所以第一天就替他特别登广告，先留住他再说，因为“一将难求”。
徐志摩早就想办一份报。早在1923年3月，梁启超就推荐徐志摩去《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当编辑，可惜没有成功。这年冬天，张君劢组织成立了理想会，想办《理想》月刊，邀请徐志摩一起参加，并向他约稿，这一计划后来落空了。1924年，新月社成立后，他又想办《新月》周刊或月刊，又没办成。泰戈尔来华访问时，曾建议徐志摩办一份英文季刊，希望借此建造一条沟通中国与世界的桥梁。徐志摩为此事曾经邀请金岳霖担任杂志的编辑工作，但因为北方战事又起，办刊的事就停了。徐志摩说没有办成的原因不是没有人，不是没有钱，而是他自己的“心不定”。一个朋友叫他云中鹤，又一个朋友笑他“脚跟无线如蓬转”，他自己也老是又“今日不知明日事”的心理。因此这几年，徐志摩觉得自己只是虚度，什么事都没办成，非常惭愧。
过了一天陈博生又来疏通徐志摩说三天其实转不过来，至少得四天。徐志摩说那他只能在字数里做伸缩，他尽力而为也只能每周管三万多字，实在三天匀不过来，那他只能把三天的材料摊成四分，反正数量不代表质量。他们没办法，只能随徐志摩了。这样笑话就变成了实事，徐志摩是没想到的。但同时徐志摩还警告陈博生，说办就办，办法可得完全由他，他爱登什么就登什么，万一将来犯什么忌讳出了乱子累及《晨报》本身的话，只要自以为有交代，他可不能怨自己。
在《我为什么来办，我想怎么办》中，徐志摩详细交代了自己接办的过程，并向读者表明了自己的公正立场：“但我自问我决不是一个会投机的主笔，迎合群众心理，我是不来的，谀附言论界的权威者我是不来的，取媚社会的愚暗与褊浅我是不来的；我来只认识我自己，只知对我自己负责任，我不愿意说的话你逼我求我我都不说的，我要说的你逼我求我我都不能不说：我来就是个全权的记者，……我自己是不免开口，并且恐怕常常要开口，不比先前的副刊主任们来得知趣解事，不到必要的时候是很少开口的。”
7月，徐志摩回国后，陈博生与黄子美要他履行前约，比上次更蛮横，真像是讨债。有一天陈博生约了几个朋友谈，有人完全反对徐志摩办副刊，说他不配，像他这类人只配东飘西荡的偶尔挤出几首小诗来给他们解解闷。有人进一步说不仅反对徐志摩办副刊并且认为根本就不用办副刊，早几年也许是一种投机，现在早该取消了。那晚陈通伯也在座，他坐着不出声，听到副刊早就该死的话时，他说他本来也不赞成徐志摩办副刊的，他也是最厌恶副刊的一人；但为要处死这副刊，趁早扑灭这种流行病，他倒是改变了主意，反而赞成徐志摩来办《晨报副刊》；第一步逼死别家的副刊，第二步掐死自己的副刊，从此人类就可以消灭副刊的灾祸了。徐志摩觉得他的话很俏皮，但太恭维他了，好像徐志摩真有能力在掐死自己之前逼死旁人似的！那晚还是没有结果。
当时，除郭沫若等个别人后来始终不曾理睬这事、没为副刊写过一个字外，多数人都捧了徐志摩的场，给副刊送来了不少稿子。徐志摩本人也在副刊上发表了大量文字。《晨报副刊》在徐志摩的手中果然面目一新，很有特色。
10月1日，徐志摩编辑的《晨报副刊》开始出版，他在首期上发表了《我为什么来办，我想怎么办》一文，表明其办刊方针。
1924年，徐志摩认识陈博生后，就时常替《晨报》写些杂文。这年，黄子美随便说起要徐志摩去办副刊，徐志摩连听都没有听。在这社会上办报本来就是无奈的事情，一个月来一回还可以支持，一周开一次口已是很勉强的了，每天要说话简直是不可思议——垃圾还可以当肥料用，拿泻药打出来的烂话有什么用处。徐志摩当然不听他的话。3月，徐志摩要去欧洲，一班朋友都不肯放他走，其中最蛮横不讲理的就是陈博生与黄子美。徐志摩着急了只好行贿，说他们如果放他走，他回来时就替他们办副刊。他们就放了他，并且还请他吃饭饯行。徐志摩说其实他自己只是当笑话说，那时赌咒也不信有人能牵住他办报。徐志摩心想到欧洲去孝敬他们几封通信就行了。
后来陈博生又拿实际的利害来引诱徐志摩。陈博生说，徐志摩不是成天想办报吗？但假如他另起炉灶，无论理想不理想、新月不新月，第一件事徐志摩就得准备贴钱。反过来说，副刊是现成的，徐志摩来，他们就有薪水给他，可以免得做游民，岂不是一举两得！这利害的确是很分明，徐志摩不能不打算了，但他一想起每天出一刊，就脑袋发胀。他说他愿意帮忙但日刊实在太难，假如《晨报》周刊或是甚至三日刊的话，他总可以商量。这一来徐志摩可被抓住了，陈博生立即说好，那他们就为徐志摩特别想法子，徐志摩就管三天的副刊那总合适了。他们这样的恳切，徐志摩再也不好意思拒绝。
徐志摩雄心勃勃，想在这块园地上大显身手，同时他交游甚广，人缘又好，并且总是热情积极地向文艺界、知识界的著名学者、专家约稿。如当时清华国学研究院著名的“四大导师”中的梁启超、赵元任；曾任《政治学报》主笔的张奚若；上海的郭沫若、吴德生、张东荪；武汉的郁达夫、杨振声等，还特请了姚茫父、余越园谈中国美术；刘海粟、钱稻孙、邓以蛰谈西洋艺术；戏剧家余上沅、赵太侔谈戏剧；闻一多谈文学；天文学家翁文灏、化学家任叔永等谈科技；音乐家萧友梅、赵元任谈西洋音乐；考古学家李济之谈中国音乐。至于徐志摩那些日常见面的朋友，如胡适、陈西滢、张歆海、丁西林、陈衡哲、凌淑华、陶孟和、江绍原、沈性仁等更在被邀之列。他还向当时的新进作者如沈从文、焦菊隐、于成泽、钟天心、陈镈、鲍廷蔚等发出了号召。另外还在欧洲的金龙荪、傅孟真、罗志希，徐志摩也盼望他们的文章也能过来。从德国回来的宗白华、快从法国回来的江西谢，徐志摩也要邀请。
新月社的失败，使徐志摩不得不另某途径，1925年9月底，他应陈博生、黄子美之邀，正式担任了《晨报副刊》的编辑工作。这就开始了徐志摩文化活动的一个新时期，也是他一生最辉煌、最意气风发的一个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