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铭邸枫雅居
2018年12月16日晚
虽然教了多年六朝文学，但从来没有想到要写一本六朝文学史。几年前我所在的文学院进行教材建设，恰好我校出版社邀我主编一套“中国文学史”。早年刘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郑振铎先生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虽都由他们一人独编，但现在几乎没有学校采用。时下各大学用的《中国文学史》都成于众手。成于众手的优点是“众人拾柴火焰高”，缺点是容易“各吹各的调”，编者的水平参差不齐，体例和笔调也难以统一。拟写的四卷本《中国文学史》，原分别请四位朋友执笔，让他们每人独写一卷。我刚写完六朝文学部分，教育部就通知大学必须统一用“马工教材”。唐代文学部分刚一开头就得“煞尾”，只好将六朝文学这部分单独出版。
戴建业
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在西南师大跟曹慕樊师读研究生时，我学的专业方向是唐宋文学，回母校工作后教六朝文学和唐代文学，这才发现六朝文学是我的最爱，建安的诗歌，阮籍的《咏怀》，嵇康的论文，曹丕的书信，徐庾的骈文，《世说新语》中的小品，甚至王弼的注本，更不用说陶渊明、谢灵运……无一不让人着迷。一本《文心雕龙》也是常读常新，它对我来说既是古代文论，“也”是而且“更”是优美散文。六朝是一个崇尚美的时代，应用文也全写成了美文：你看看南朝官府那些“劝农文”，哪里是在劝农民下田春耕，活像是在邀士女们游春；哪怕是普通诏令也要着意出奇，“始以创出为奇，后以过前为丽”；即使是祭文也要浓妆艳抹，“雹碎春红，霜雕夏绿”，如此艳丽的色彩，如此精巧的语言，读来叫人真不知道是该伤心还是该动心。
作为一本文学史，《六朝文学史》得吸纳已有的研究成果，当然也融入了我自己的读书心得。据说，今天人们的阅读兴趣日趋淡薄，但愿拙著大家读起来不那么痛苦，读完后还多少有点收获。
二三十岁的青年正血气方刚，我下定决心要写多卷本的“六朝精神现象”。为此我还去死啃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贺麟、王玖兴先生译的这两册书，就我当时的哲学修养而言简直就是天书，《精神现象学》一点也不像“现象”那样一目了然。为了读懂这部“天书”，我听从张世英教授的“经验谈”，先去读黑格尔的《小逻辑》，发现《小逻辑》一点也不“小”，对我而言同样也是一部“大书”。又去读张世英先生的《论黑格尔的逻辑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和《黑格尔〈小逻辑〉绎注》（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将这些书都读完了再重温《精神现象学》，读起来照样还是似懂非懂。看来，要写多卷本的“六朝精神现象”，说好听点是年轻人的学术勇气，说残酷点是年轻人对学术的无知——当时“勇气”和“无知”也许是一回事。于是，我准备先做个案研究，最初打算写王弼，由于教学工作的需要和材料熟悉的程度，后来决定先写陶渊明，这就有了现在的那本《澄明之境：陶渊明新论》。为了弄懂魏晋玄学，为了更好地理解陶渊明，我又学习了先秦的《周易》《老子》《庄子》和《论语》，这就有了现在的《戴建业精读老子》（初版书名为《老子现代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和几篇关于《庄子》的学术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