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南宋同时的金朝的刻书以平阳(今山西临汾)为中心，先后以女真文字刊印《孝经》、《易》、《书》、《论语》及《新唐书》等。另外还有金刻本《赵城藏》是一部有四千三百三十余卷的大部头藏经。
除国子监从事刻书以外，崇文院、秘书监、司天监和校正医书局等中央机构也都刻印书。
早在宋朝开国不久，宋太祖赵匡胤就在开宝四年(971)命张从信等到成都去筹刻《大藏经》。全藏共五千零四十八卷，一千零七十六部，四百八十函。至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才完成。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刻印佛藏结集，也是第一部刻印的大部头丛书。
宋元时代，随着印刷术的改进和发展，印本书大量地出现了。
南宋的地方官刻机构有公使库。所谓公使库相当于现在的招待所。库内有印书局，专门刻印书籍。用地方政府公使库钱刻印的图书总称“公使库本”。据叶德辉《书林清话》载，宋朝有名的公使库多达十余处，都有刻书。如苏州公使库、吉州公使库、抚州公使库等。抚州公使库刻的《郑注礼记》最为有名，现在还有存本。南宋地方各类官署如茶盐司、漕司、连运司、计台司、提刑司，以及各州学、军学、郡学、县学也都有刻书。宋代的书院也从事刻书，如婺州丽泽书院、杭州西湖书院、建宁府建安书院等便是。
据沈括的《梦溪笔谈》中记载，毕昇发明的是胶泥活字。这是活字印刷的最早方法，它的原理和环节与现代印刷术是相同的。但毕昇的这一发明没有得到推广，当时雕版印刷术仍然是印刷图书的主要方法。
元代的私人刻书并不逊于宋代。仅据《书林清话》所记，私刻也有四十多家。岳氏荆书坊刻书是宋元时期图书出版事业的一支重要力量。它分布广、影响大，在我国图书发展史上有不小的功绩。所谓坊刻即书坊刻书。书坊是古代卖书兼刻书的店铺，是一种具有商业性质的私人出版发行单位，古代称书肆，后来也称作书林、书堂、书棚、书铺或书籍铺、经籍铺和书坊。由书坊刻印的书称为坊刻本、书坊本或书棚本。
宋代书坊刻书的地点几乎遍及全国。四川的成都，浙江的杭州，福建的建阳是三个最大的中心，从北宋到南宋都是如此。北宋初年蜀刻最盛，这是从唐、五代沿袭下来的。北宋后期，浙刻最为精美。南宋时代，闽刻数量居全国之首。除三大中心外，宋代刻书较多的地区还有汴梁、建康、潭州、徽州、潮州等地。书坊刻书内容十分广泛，所刻既有文人学子必需的字书小学、经史文集，也有供平民日常应用的农桑医算、类书便览。其中的诗歌、小说、评话等民间通俗文学作品有很高的文学和史料价值。杭州瓦子街张家书铺出版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是现存宋人平话小说中最早的刻本。
靖康之难后，宋朝南渡。宋高宗赵构在杭州建立了南宋王朝。原存开封国子监书版全遭战争破坏，南宋在杭州新设立的国子监收地方官署刻版和新雕版开始重雕经史。纵贯两宋，宋朝官府刻书在北宋时以中央为多，而到南宋，由于国子监雕版监本薄弱，则以地方为多了。
宋元继承了五代刻书的传统，刻书事业仍然循着官刻、私刻、坊刻三大系统发展。
虽然如此，在毕昇以后，我国劳动人民对活字印刷进行了积极的尝试和探索。元初杨古根据沈括记载，仿用毕昇的方法印过《小学》等书；清代李瑶于道光十年用“仿宋胶泥板”印成了《南疆绎史勘本》和《校补金石例四种》。稍后，元代的王桢发明了木活字。王桢是元代我国著名的农学家，他在长期的农业研究和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知识，写成了极具科学价值的《农书》三十七卷。为了印制这部著作，他亲自设计，花了两年时间请匠人刻制了三万多个木活宇，先付试印，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 印好了一百部《旌德县志》，取得了成功。他特别为此写了一篇《造活字印书法》，附在《农书》之后，以介绍这种方便的印书方法。及到明代，木活字印书已是相当普遍，随后，在近代西洋印刷术传入以前，我国还出现过铜活字、锡活字和铅活字印书。
宋代官家刻印书籍的机构可分为中央和地方。宋初的刻书业为政府所垄断，中央刻书机关主要是国子监，国子监刻印的图书叫监本。宋代的著名四大类书《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和《册府元龟》，都是由国子监陆续刻印流通全国的。宋代除重视编印新书外，也重视对古代经、史、医书的校刊。太宗时代又命国子监重行校刻《九经》和《四史》，并刻印《说文解字》等书。仁宗时又刻《黄帝内经》、《伤寒论》等医书。神宗时又校刊了《黄帝九章》、《周髀算经》等古算经十种。哲宗时又开印司马光的史学巨著《资治通鉴》。这样国子监的刻书范围日益扩大。
元代的坊刻比官刻规模更大。元代福建建阳县沿袭宋刻书风气，仍是书坊聚居的地方，刻书最多。而余氏勤有堂、刘氏南涧书堂、刘锦文日新堂等历史都很悠久，现存元代坊刻书多半是这几家的刻本。
宋元是我国雕版印刷事业的兴盛时代，刻书事业十分发达。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实践中，总结经验，终于发明了活字印刷术。活字印刷术是公元11世纪中叶由毕昇发明的，比德国人古腾堡发明的活字印刷要早四百多年。
南宋时，私家刻书很盛。由于刻书人以自己名望为重(因为刻书人名往往刊于书中)，对书本能进行精细的校订，或选择优秀的善本作底本进行刻印，故私刻本的质量一般较高。私刻本往往以“某家塾”、“某堂”、“某斋”、“某宅”、“某府”等字样为标记。南宋时著名的私家刻书有赵、韩、陈、岳、廖、余、汪等七家。岳珂相台家塾所刻的《九经》，后世推为善本。廖莹中世彩堂所刻韩愈《昌黎先生集》和柳宗元的《河东先生集》及黄善夫所刻的《史记》、《汉书》、《后汉书》也都著名于后世。
元代中央的刻书机关有秘书监的兴文署和艺文监的广成局、太史院的印历局及太医院的广惠局或医学提举司。官刻本以兴文署的刻本最为著名，其中最早、最好的刻本是至元二十七年(1290)刻的《胡三省注资治通鉴》。艺文监掌管儒家经典的蒙文翻译本，但刻书流传很少。太医院刻有医书《圣济总录》等。地方官署刻印的，以十路(相当于专区)分刻的十种“正史”为著名。在元代地方刻书中，书院刻本更有影响，由于各地书院有丰富的学田收入作为刻书经费，主持书院的“山长”大都是有学问的人，他们刻书非常认真，刻本较为精良。杭州西湖书院泰定元年(1340)所刻马端临《文献通考》三百四十八卷，刻印精良，字体优美，是元代书院刻本的佳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