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期的杂志和报纸没有严格的区别。有的杂志载有新闻报导，有的报纸也载有论著或专著。据当时所编的一些日报杂志目录记载，杂志被称为“丛报”或“册报”。
与此同时，具有进步思想的杂志也纷纷出现。如1900年由留日学生在横滨创办的《译书汇编》和《开智录》，以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政治名著，宣传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平等学说为主。在帝国主义不断侵略的刺激下，这些论著激发了我国留日学生的爱国革命思潮，也创办了不少刊物，如《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等。国内则有湖北的《楚报》、《湖北日报》、《大江报》，上海的《国民日报》等。
在外国人在华创办中文报刊的影响刺激下，国内人士开始了自办近代化报刊的活动。其中以1858年伍廷芳在香港创办的《中外新报》为最早。在内地则以1872年广州创刊的《羊城采新实录》和1873年艾小梅在汉口主编的《昭文新报》为最早。同治十三年(1874)王韬在香港创办了《循环日报》，它是第一份传播资产阶级政治改良思想的报纸。甲午战争以后，随着资产阶级政治改良思想的兴盛，为宣传各自主张，使我国报业大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先后创办了《中外纪闻》(北京)、《强学报》(上海)、《时务报》、《湘学报》(长沙)等等，宣传变法维新思想。戊戌变法失败后，报刊的发展仍如雨后春笋般地蓬勃发展。据梁启超在《中国各报存佚表》中统计，国内包括港澳先后出版的报刊(即包括存亡)有一百种，其中报纸六十二种，杂志三十八种。从此，报刊作为书籍的一种新品，深入我国社会各阶层的读者中间，对我国文化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
辛亥革命以前，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了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也办了不少报纸。1900年孙中山在香港创办了《中国日报》作为兴中会的机关报，用来揭露清朝腐败统治，传播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主张。随后在与保皇派和顽固势力论战中，革命知识分子在日本、上海和全国各地创办报刊，宣传革命主张，反对保皇党的污蔑，激发人民的爱国热情，唤起人民的觉悟。1896年章太炎在杭州创刊《经世报》，同年胡璋在上海创办《苏报》，由于吴稚晖、汪文溥、章士钊等的主笔，成为宣传民族革命的阵地。后因刊登邹容《革命军》和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在社会上引起强烈震动，引发了“苏报案”，成为当时一起重大政治事件。而严复创办的《国闻报》、《国闻汇编》(旬刊)(1897)是维新派的报纸。1904年，蔡元培等在上海创办《俄事警闻》，揭露帝俄侵占东北的罪行。后改名为《警钟日报》，是继《苏报》后的又一份革命报刊。1905年同盟会在东京创办了《民报》作为机关刊，宣传三民主义。而梁启超等创刊的《清议报》、《新民丛报》从保皇出发，与资产阶级革命派进行了论战。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的传教士和商人纷纷进入我国境内传教和经商，也促进了近代报刊在我国的发展。如咸丰三年(1853)在香港发行了《遐迩贯真》，咸丰七年(1857)在上海发行了《六合丛谈》，以及《香港新闻》、《上海新报》(《北华捷报周刊》的中文版)、《申报》、《新闻报》等。其中《申报》是我国近代出版时间最长的报纸，也是我国境内最早的报纸，在我国影响很大。1876年，又附刊了《民报》作为报纸副刊，1884年又附刊《瀛寰画报》是报纸图画副刊的开始。《小孩月报》是我国最早的儿童刊物，以诗歌、故事、名人传记、博物、科学等为内容。自此之后至19世纪终，外国人在我国内地出版的杂志还有上海的《益闻录》、《图画新闻》、《东亚时报》、《大同报》和汉口的《益文月报》。
这个时期，一般的社会、政治和科学刊物也先后出现。如罗振玉创办的《农学报》(1896)；亚泉书馆的《亚泉杂志》(1900)是我国人士自办最早的一种科学杂志；商务印书馆的《外交报》(1901)、《东方杂志》(1904)。1897年出版的还有《格致新闻》、《工商学报》、《商务报》等。另外还有一些专门性杂志，如专刊文艺的《新小说》、《小说林》，有秋瑾创办的《中国女报》等。
出版印刷事业的发达和新闻事业的需要，使出版物内容不断丰富，出版物类型不断增多。而杂志、报纸是书籍的衍生品种，在清代前期，我国还没有正式出版过。据记载，直到清嘉庆二十年(1815)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马六甲出版了第一部中文杂志《察世俗每月统计传》，一共发行了七卷。其内容主要是有关宗教、新闻时事和西方知识。随后，道光三年(1823)在巴达亚的教会发行了以宣传宗教、历史、时事为内容的杂志《特选撮要》四卷。这时的杂志以雕版印刷为主。1828年传教士麦都士在马六甲创办《天下新闻》，以中国新闻、欧洲新闻、科学、历史、宗教等为内容。这是一份接近现代标准的综合性杂志，并采用了铅活字印刷。道光十三年(1833)在广州的传教士创办了《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杂志，刊登宗教、政治、科学、商业等消息和文章。这是我国境内最早的一份杂志。通过这些中文杂志，使我国一部分人开始接触到西方文化，对西洋情况有了初步认识。然而，以宣传西方宗教文化为主的这些杂志，在鸦片战争后成为助长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重要工具。
辛亥革命以后，一时报纸、杂志风起云涌，最多时全国出版的报纸达五百多家，其中北京占五分之一。1912年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胜利果实以后，许多报纸遭到查禁，到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北京仅剩二十多家；上海除了外国人办的外，仅存五家；汉口只存二家。有的被袁世凯收买用来鼓吹复辟帝制，其中以《亚细亚报》最突出。对于袁世凯的阴谋，抨击揭露的著名报纸有北京的《国民公报》、《国风报》，上海《民国日报》等，最终遭到了袁世凯的查禁。这一时期还出版有供一般民众阅读的白话文报刊，几乎遍及每个省，成为白话文运动的先声。
杂志在此时也十分活跃。以政治为主的主要杂志有章士钊主编的《独立周报》(1912)、梁启超主编的《庸言》(1912)、国民党创办的《国民》(1913)、章士钊主编的《甲寅》(1914)、梁启超主编的《大中华》(1915)等，都在不同程度上提出了反对袁世凯称帝的主张。而这个时期代表着先进思想的刊物要数民国四年(1915)由陈独秀创办的《青年杂志》(1916年改名为《新青年》)和民国七年(1918)由李大钊创办的《每周评论》，它是我国最早接受俄国十月革命影响，进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进步刊物。在学术方面，有留美学生组织“科学社”在上海创刊的《科学》(1915)；同年北京清华学校出版的《清华学报》(分中、英文版)；中华学术研究会在日本发刊的《民铎》(1916)；在上海发刊的《太平洋》；新教育共进社发刊于上海的《新教育》；中华学艺社创刊于日本的《学艺》和北京大学出版的《北京大学月刊》等。属于科技方面的有《观象丛报》、《中华医学杂志》、《工程师学会报》、《电界》等。文学杂志有《小说月报》、《小说时报》、《小说丛报》、《中华小说界》以及鸳鸯蝴蝶派的刊物如《民权素》、《礼拜六》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