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如果我们承认自己的弱点，不再以自己并不掌握的本事自诩，那么——根据蒙田慷慨的救赎哲学——我们以自己特有的半是聪明、半是笨蛋的方式，终究还能达到差强人意的程度。
蒙田坐在他的画栋雕梁下勾画出了一种新的哲学：承认我们离古代大多数思想家以为的那种理性的、宁静的生物有多远。我们的心灵多半是歇斯底里、胡言乱语、粗鲁而躁动，相比之下，动物在许多方面显得是健康和美德的模范——对这一不幸的现实，哲学家是有责任反思的，而他们很少这样做。
它从来没有读过西塞罗的《图斯库卢姆谈话录》，也没有读过他的《论法律》。但是它很满足，嚼着莴苣叶，时或像一位老妇人表示不满那样摇摇头。这种生存状态未尝不值得羡慕。
在法国西南部，波尔多以东30英里处一座郁郁葱葱的山头，坐落着一幢华丽的城堡式巨宅，黄色石墙上覆盖着深红屋顶。
他宁愿在城堡一角那座塔楼的三层楼上圆形书斋中度光阴：“我一生中的多数日子，每一日的多数钟点都是在那里度过的。”
那是一位中年贵族同他的妻子弗朗索瓦丝、女儿莱奥诺以及仆从和牲畜（鸡、羊、犬、马）的住家。这所房产是米歇尔·德·蒙田的祖父用家族从事渔业的收入于1477年置下的，到父亲一辈又加盖了两翼，并扩大了耕地。蒙田本人从35岁起就接管了这片产业，不过他对理家毫无兴趣，而且对农业一窍不通（“我连卷心菜和莴苣都分不清”）。
我们的生活部分是疯狂，部分是智慧。但是凡描写生活的人总是恭敬地对其中一大部分讳莫如深。
自知说了或做了蠢事，那不算什么，我们必须吸取的更加充分而重要的教训是：我们都是大笨蛋。
这是纯粹的辩证法：那条狗用的是析取和连结命题法，穷举命题的各个部分。它是完全自学来的还是从特拉布宗的乔治的《辩证法》那里学来的，这有关系吗？
最确定不过之事唯有不确定，最可悲而最骄傲者莫过于人。——普林尼
最大的笨蛋就是西塞罗这样的哲学家，因为他们根本想象不到自己竟会是笨蛋。对理性的错误自信就是产生白痴的源泉——同时，间接地，也产生缺陷。
果真可以选择的话，蒙田大约最终也不会选择像山羊一样生活——那只是极而言之。西塞罗描绘了一幅理性的仁慈的图景。过了16个世纪之后，由蒙田来提出其反面：
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圣经·传道书》
你可曾见自作聪明的人？疯子可能比他略胜一筹。——谚语
古代哲人相信我们的理性力量足以赋予我们其他生物所得不到的幸福和伟大。理性使我们能控制情欲，纠正本能造成的错觉。理性能缓和我们身体的原始欲望，引导我们与自己的食欲和性欲之间保持平衡的关系。理性是成熟的，几乎是神奇的工具，帮我们把握世界、把握自己。
动物在恋爱问题上也占上风。蒙田怀着羡慕之情读一头大象爱上亚历山德里亚的一名卖花女的故事。当这头大象被牵着走过市场时，它懂得如何把皱皱的象鼻子滑进她的领口，以任何人类达不到的灵巧手法摩挲她的乳房。
或者山羊也好。我在离蒙田的城堡几公里外，高舍地方的小村庄中一家农场院子里看见它。
西塞罗在《图斯库卢姆谈话录》（书斋中有一本）中对智力工作大加赞赏：
这位罗马哲学家傲然无视这样的事实：大多数学者的遭遇都是极端不幸的；在天地万物中唯独人被选中去承受骇人听闻的苦难，以至于在黑暗的深渊中我们常恨自己生而为人，还不如蚂蚁和乌龟。
书房有三扇窗（按照蒙田的说法，毫无遮拦地把美景尽收眼底），桌一张、椅一把、书千卷——哲学、历史、诗歌和宗教——排放在半圆形的五层书架上。蒙田就是在这里从由马尔西里奥·菲奇诺翻译成拉丁文的柏拉图文本读了苏格拉底（“古往今来第一智者”）向不耐烦的雅典陪审团所作的坚定不移的讲话；在这里，他通过第欧根尼·拉尔修的《生平》和1563年德尼斯·朗班编辑的卢克莱修的《自然颂》读到了伊壁鸠鲁的快乐观；也是在这里，他一再地读1557年巴塞尔新版的塞内加作品集（这位作者“特别对我脾气”）。
没有经过试验，最低等的农场牲畜也能胜过古代顶尖智者的超然物外的修养。希腊哲学家皮朗有一次乘船旅行遇到了大风暴。所有的乘客都惊惶失措，害怕那脆弱的船不堪汹涌怒潮一击。只有一名乘客没有失态，静静地坐在一角，表情泰然自若。那是一头猪。
我们获得了反复无常、犹疑不决、怀疑、痛苦、迷信、焦虑（为可能发生的事，即使是死后）、野心、贪婪、妒忌、艳羡、桀骜不驯、疯狂、食欲难填、战争、谎言、不忠、背后中伤和猎奇。我们以公平、善于推理的理性以及判断和认知的能力而自豪，但是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之过分也异乎寻常。
人其实是很可怜的……听他吹牛……这家伙是不是在描述全能而不朽的上帝！实际上，成千上万的村妇在自己村子里过着比他（西塞罗）更宁静、平和、有恒的生活。
人生至乐在于绝智。——索福克勒斯
动物毋需长期学习也能理解复杂的思想。金枪鱼是自发的天文学专家。据蒙田称，“不论它们在哪里遇到冬至，就留在那里直到下一次春分。”它们也懂几何和算术，因为它们结队而游，成完美的立方形：“你只要数其中一行，就可得出整队的数目，因为长、宽、高的数目都是一样的。”狗有一种内在的对辩证逻辑的理解。蒙田讲述有一只狗找他的主人，来到了三岔路口。它先望望一条路，然后再望望另一条，最后决定沿第三条路跑下去，因为它肯定主人一定选择了这条路：
没有比做学问更美妙的职业了；做学问就是使我们在今世了解物质的无限，了解自然界、天、地、海洋的无比伟大；做学问教给我们虔诚、克己、心胸宽大，它把我们的灵魂从黑暗中拉出来，让它见识万物——最高的、最低的、最先的、最后的，以及所有在两端中间的；做学问给我们以过美好幸福生活的手段，它教给我们如何无怨无惑地度过一生。
尽管蒙田家藏千卷书，而且得益于良好的古典教育，这段赞辞却使他愤怒填膺。这段话与刻在梁上的语录的精神截然相反。他一反平时的性格，以这样激烈的言词表达他的愤慨：
古希腊和罗马的智慧被冷落了几百年，有时还遭敌视，文献散失、被焚，幸存下来的残卷保存在寺院的阁楼和图书馆中，到16世纪又重新得意成为显学。在欧洲的知识精英中涌现出一种共识：到那时为止，世界最优秀的思想存在于从帕台农神庙建成到罗马陷落那段时期的希腊城邦和意大利半岛上极少数天才的头脑中，方今读书人的当务之急就是熟悉这些著作的丰富的内容。于是包括柏拉图、卢克莱修、塞内加、亚里士多德、卡图卢斯、隆基努斯与西塞罗等的主要著作，以及一些经典作品的选段——如伊拉斯谟的《警句》与《名言录》、斯多布斯的《观点》、安东尼奥·德·格瓦拉的《金色信札》以及彼得罗斯·克里尼托斯的《尊贵的学问》——都重新出版，遍布欧洲各国的图书馆。
它在我退隐中慰我良多，令我摆脱百无聊赖之苦，随时助我从烦人的应酬中脱身。它能磨钝痛苦的刀锋——只要不是那无法抵御的剧痛。无以解忧，唯有读书。
思想是否给了我们任何值得感谢的东西，是大可质疑的。
但是书斋的书架及其所包含的对智力活动的无限敬仰并不是事情的全部。只要站在房间的中央，仰望天花板留心观察，就可以看见木梁上的57条语录，那是蒙田在16世纪70年代中期从《圣经》和经典著作中摘录出来让人刻上去的，这些语录表现了对有思想的益处的深刻保留：
蒙田自己被这一想法所打动并加以发挥：像动物一般生活强似拥有巨大书斋的理性的人的生活。动物生了病本能地知道如何照顾自己：山羊受了伤，能从几千种植物中找出白鲜草来，乌龟让毒蛇咬了自动就去寻找牛至，鹳鸟能给自己用盐水灌肠。相反的，人只能依赖昂贵而误人的医生（药箱里装满了怪诞的配方：“蜥蜴尿、大象粪、鼹鼠肝、从白鸽的右翼下抽出的血，还有，给阵发性急腹痛患者用的研成粉末的耗子屎”）。
我们还敢说拥有理性的好处是为了缓解我们的苦难吗？（我们把理性抬得那么高，并且据此认为自己可以君临万物之上。）如果有了知识，我们失去了没有它反倒能够享受的宁静，有了知识，我们的生活状态还不如皮朗故事里的猪，那要知识做什么呢？
他自幼就是以古典著作开蒙的，拉丁文是他的第一语言。七八岁时已经学了奥维德的《变形记》。16岁以前，他买了一套维吉尔的著作，熟读《埃涅阿斯记》，还有泰伦斯、普劳图斯的作品以及恺撒的《评论集》。他嗜书如命，所以任波尔多市议员13年之后，决心引退，以便完全献身于书。读书是他生活的慰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