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这本小书的文字使我有他乡遇故知的感觉。那种特别英国式的散文风格，简洁而优雅，机智而含蓄，能用小字眼就不用大字眼，惯以轻描淡写代替浓墨重彩，给读书留有回味的余地，这些都深得英国古典散文的传承。我一向认为，一种臻于上乘的文字首先是本土的，不是洋腔洋调的，中文如此，其他国家文字也如此。例如纯粹英国英文与带点法国味或德国味（指文风，不是口音）的英文就不一样，哪怕后者非常流畅而正确。（现在国内流传的美国式英文又当别论，其实美国真正的大作家也有文字不俗的。）因为每一个有悠久文明的民族的语言都是经过千锤百炼，形成自己特殊的审美和表达方式。每一种文字本身又有文、质、雅、俗之分。凡精美的文字，大多读来明白晓畅，看来朴素无华，修辞却极有讲究，越是如此，要精确传神地译成别国文字就越加难乎其难。正是这本小书的这一特点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对自己的中文形成一种挑战，使我跃跃欲试，于是就知难而上了。
其实，这种精神在东西方的哲人那里是相通的（我得赶紧声明，我决不是要把东西方的哲学作牵强附会的比附，那正是我反对的）。如“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论语》），“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子》），都是指的只要自信真理在我，就坚持到底，无所畏惧。压力可能来自掌握生杀予夺之权的统治者，也可能来自世俗的无知和成见，还可能来自自己本身对名利的欲望，这些同样都是压制理性探索的死敌。中国春秋时代的先哲主张各异，同时也都拥有那份自信，那种依靠自己的智慧独立思考的精神，因此才有光耀千秋的“百家争鸣”的局面。而从伊壁鸠鲁对待权势财富的态度来看，也能找到中国读书人的不为五斗米折腰而归隐田园，崇尚淡泊宁静、归真返璞的影子，还有魏晋名士特立独行的风骨。书中所描绘的尼采对人生必须经过苦难的看法，有点“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的味道。从这个意义上讲，哲学作为一种超越世俗的精神，在各民族的智者那里是相通的。
作者并没有表明他对任何一种哲学的倾向性，对其中有一些也以调侃的笔法透露了一点质疑。但是从作者的角度看，这些哲学家的思想虽然相距甚远，甚至相对立，却有一个一以贯之的共同点，那就是哲学一词希腊文的原义：“爱智慧”，而且用这种智慧来慰藉人生的种种悲苦。这也是本书的切入点，因此以此为题。下面这段话最好地概括了作者自己的旨趣和写这本书的真意：
在作者看来，哲学最大的功能就是以智慧来慰藉人生的痛苦。这痛苦有主观自找的，例如名缰利锁，欲壑难填；有外界强加的，例如天灾人祸，种种不公平的遭遇。但是在哲学家那里都可以找到解脱之道：苏格拉底以通过理性思辨掌握真理的自信直面压倒优势的世俗偏见，虽百死而不悔。塞内加参透人事无常，对命运作最坏的设想，因而对任何飞来横祸都能处变不惊。伊壁鸠鲁认为人生以追求快乐为目的，但是他对快乐有自己的理解：摈弃世俗的奢华，远离发号施令的上级，布衣简食，良朋为伴，林下泉边，悠哉游哉！蒙田（姑从德波顿，把他也列入哲学家）自己大半生在藏书楼中度过，却贬低书本知识，因厌恶上流社会的矫揉造作，而走向了另一极端——让饮食男女的原始本能登大雅之堂；他痛恨当时学界言必称希腊的引经据典之风，提倡用百姓自己的话代替“亚里士多德如是说”，这样，因能力、知识不足而自卑者可以从中得到慰藉。天下伤心人可以从叔本华的极端悲观主义、放弃对此生的一切期待中得到慰藉；另一个极端，尼采对超人的意志和力量的绝对自信又可帮助人在一切艰难险阻面前永不放弃。
这一贯穿全书的追求真理的精神和独立人格，也许正是作者要与读者分享与共勉的启迪。
作者阿兰·德波顿近年来在欧洲已经崭露头角，但是在我国还没有进入读者的视野。我本人也是在接手本书的翻译后才对他略作了解。首先使我意外的是他的年轻——生于1969年，写此书时才三十出头，而书中所显示的学养、见识和开阔的视野给我的第一印象似乎应在中年以上。继而一想，也不奇怪，我国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成名的作家、思想家、学问家也不过这个年龄，而这些前辈在深厚的国学功底之外还有西学。实际上一个人的文化底蕴应该在二十岁左右，甚至更早，就已奠基。德波顿生于瑞士，由于其父母特别喜欢英国，八岁就被送到伦敦上寄宿学校，四年后全家人移居伦敦。他最早学的是法语，现在写作以英语为主，同时通晓法、德、西班牙语。从这本书来看大约至少能读希腊文和拉丁文。十八岁入剑桥大学，正式学历为剑桥大学历史系毕业。他自称大学时代只有两样追求：爱情和创作。前者很不成功，促成了后者的成功，因而他深信失恋与文学是并行的。对学校的课程他一点也不感兴趣，好在学业比较宽松，他有足够的时间随心所欲地博览群书，自学成才。整个大学期间他主要依靠大学图书馆和附近一家书店，在那里他父母给他开了一个账户，随他自由买书（后来他买书之多令他父母后悔当初的慷慨）。他读书不是被动地接受知识，而是为寻找一种表达方式，为此徜徉于文学、艺术、美学、哲学、心理分析之间，上下古今求索，从中邂逅知音，产生共鸣，在跨越千年的著作里欣然找到先得我心之感，逐步接近了自己的目标。这样，上大学不是为求学位，只不过提供他一个读书的氛围；而读书不是为了日后求职，只是帮他找到自己独特的创作模式。所以，他不愿把他的写作归入任何一类：小说、历史、哲学……最多能称之为“随笔”，以个人的声音谈人生的重大题材。
不论哲学家的主张如何，他们共同的特点是不随俗、不从众、不畏权势，通过独立的深思熟虑而得出自成体系的对宇宙、对人生的看法。一旦形成，就身体力行，以大无畏的精神捍卫、宣扬之。本书以苏格拉底之死开篇，开宗明义用这种精神统领全书：
“这种思想的独立性给我以启迪和激励。它向我展示了一种力量，可以抗衡在行动和思想上曲意迎俗的习性。在苏格拉底的生死之间包含着一种召唤，唤起人聪慧的怀疑精神。”
当然，本书的吸引力与难译之处不仅在于文字，更在于内容。这是一本以介绍几位哲学家及其思想的非学术性书，既像写自己读书心得的随笔，又像普及知识的“科普”作品。人物的挑选、切入的角度和思想的诠释都凭作者的个人兴趣和理解。对某位哲学家的言论是否引用得当，诠释是否到位，专家们可以提出各种批评和质疑。但是如果不以学术性著作来要求（本来就不是），我觉得本书决不是“戏说”，表达方式虽然活泼俏皮，作者的态度却是相当严肃的。可以相信，他对所涉及的哲学著作是认真读过，经过自己思考的。
由于精力与时间有限，我一般不轻易接受翻译的约稿。因此译文出版社的朋友最初提出要我承担他们准备出的一套丛书中的一本时，我本能地倾向于推辞。但是当他们把阿兰·德波顿的《哲学的慰藉》一书送到我手上后，翻阅之下，立刻就被吸引住了。首先是文字，后来才是内容。说来惭愧，我也算是主修英国文学出身，在大学上的基本课程是从莎士比亚到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作品。较之诗歌、戏剧，我自己更偏好小说和散文。但是一出校门，我的工作就与文学绝缘，也做了不少翻译工作，却多为政治性的文献、资料以及口译，少有文采可言。近20年来，专业是国际政治研究，所读书刊文章很少在文字上有特点，而且大量是美国人的著作。在这个领域内我所读到的真正上乘的英文是丘吉尔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忆录，虽不是文学作品，却在遣词用字上有不可言传之妙。当然，丘吉尔除了政治家的身份外，作为写作家的英文也是享有盛名的，不必我赘言。
从作者自述的意图来看，他是成功了。能把这门艰深的学问写成这样有趣，引人入胜，实属难得，可以称得上是深入浅出之作——我一向认为“深入浅出”是有学术含量的文章的高难境界。不研究哲学的人读了这本书可以增加知识，得到启发，甚至进一步对人生有所感悟。年轻人也许会从此爱上哲学，决心进一步登堂入室。至少，也可以作为优美的文学随笔来读。当然，作者对这些哲学家的理解程度可能深浅不一，对有的概括比较准确，而对有的可能有失偏颇。这也是见仁见智的问题。读者自可做出批判，得出自己的看法。
德波顿在各种报刊杂志发表的文章很多，二十三岁开始出版第一部作品，是小说体裁，以后两部也是小说。但是正如前面讲的，他写小说力求打破讲故事和表现情景的传统模式，探索情景背后的所以然，要弄明白各种人际关系后面的动力是什么。他最喜爱的、能引起共鸣的作家之一是普鲁斯特。他的第四部著作：《拥抱逝水年华》是从文学通向哲学的桥梁，这本书使他名声大噪。由此引出下一部：《哲学的慰藉》。如果说他的小说是寓哲学探索于文学创作之中，那么这本书则是用文学笔法写哲学。为什么在漫长的哲学史上偏取这几个人？作者说就因为这几个人他能读懂，令他喜欢，岂有他哉！更深一层的意思就是他认为哲学家的伟大不在于高深莫测，而在于能与常人对话。他以自己驾驭文字的才华把通常是枯燥晦涩的哲学思想写得生动活泼而通俗易懂，目的就是要把哲学从高头讲章拉下来，进入平常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另一方面，他又通过哲学家之口告诉人们思想的重要，人生道路上遇到种种问题，不假思索凭本能作出反应，与通过思考，理性地对待，结果是大不相同的。他认为在世俗的世界里只有哲学能解人生痛苦之谜。但是哲学著作又多艰深难懂，令普通人望而生畏。而在他看来，哲学如龙虾，外面有一层硬壳，还有应该剔除的污垢，但是里面的肉却是美味而营养丰富的。《哲学的慰藉》的作用就如给龙虾剥壳的钳子和掏肉的长钩。他思接千载，驰骋跳跃于古今之间，把古人的思维展示在现代人物和时髦的生活方式之中，不由人不得出结论：人性在某些方面是永恒的，因而有些哲理也是永恒的。
广而言之，以这位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为最高象征的主题似乎在召唤我们担负起一项既深刻又可笑的任务，那就是通过哲学求得智慧。尽管古往今来被称作哲学家的思想者千差万别（他们如果聚集在一场大型酒会上，不但互相话不投机，而且很可能几杯酒下肚就要拳脚相向），还是有可能在相隔几世纪之间找到一小群情貌略相似的人，其共同点就是忠于“哲学”一词希腊文的原义——“爱智慧”。人以群分，把这一小群人归在一起的共同爱好在于就人生最大的痛苦的根源向我们说一些宽慰而切合实际的话。我愿从斯人游！
“这位哲学家宁愿失欢于众，获罪于邦，而决不折腰。他决不因别人指责而收回自己的思想。而且，他的自信不仅是出于一时冲动或者匹夫之勇，而是来自更深层次的、根植于哲学的源泉。哲学给苏格拉底以坚定的信仰，使他面对千夫所指能够保持合乎理性的而不是歇斯底里的自信。”
这本书的确很难归类，无以名之，名之曰才子书。欧洲知识分子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就是浸润在有深厚历史积淀、丰富多彩、和而不同的文化之中。他们通晓几种欧洲语言是寻常事，不少人自幼就有机会在这片古老而现代的大地上遍游名胜古迹。欧洲的教育制度虽然也受现代专业化的影响，但在人文领域内的通才教育传统和氛围还是比高度功利化、市场化的美国教育制度多一些文化底蕴。德波顿正是从这种文化土壤中生长的幸运儿。他自称早年受的是严格而规范的教育（大概这是父母决心送他到英国上学的原因），上大学之前到法国游历了一年，爱上了法国文化的浪漫主义气质，因此到了大学，力图摆脱英国式传统的束缚，寻求自由创作。事实上，惟其他有了严格规范的底子，才能在十八岁之后这样自由自在地思而学、学而思，有能力钻进那龙虾的硬壳，尽情地吸收欧洲文明的营养，并与他人分享。他力求简洁的文字也是这种锤炼的结果。有人说他思想接近“前卫”、“后现代”，他特别表示不能认同那种佶屈聱牙的文风。他在书中还借蒙田之口要读者不要被那些晦涩难懂的书唬住，那多半是作者缺乏清楚表达的能力之故。这一点也令我感到古今中外相通，切中时弊。看得出德波顿的活泼、晓畅的文风也正是得力于早先的规范的训练。总之，天赋的灵气加适宜的土壤再加机遇，成就了这位才子型人物。
译者自知对哲学是门外汉，有关知识没有超出常识范围，翻译此书有些诚惶诚恐，力图避免望文生义，或出硬伤，贻笑方家。现将翻译本书的原则和体例作一说明：书中涉及六位哲学家，其著作的原文有希腊、拉丁、法、德四种语言。从书后索引看，作者不论是间接叙述或直接引语绝大部分都来自这些著作的英译本，书中只有个别地方引了原文。译者的原则是只对本书的英文负责，一切引语也从书中的英文译出，不负责查对原著。有不少著作国内已有中译本，但我还是根据本书的文字自己译出，没有抄录已有的中译本。一则是为了与全书译文的风格保持一致，二则更重要的是，中译版本有时不止一个，偶然碰巧发现同一引文，往往与书中的英文并不完全吻合。除非一一查对原文，并且比较各种译文版本，得出自己的判断（那就是另一种专业研究工作了），否则只能一律以本书为准。惟有《圣经》例外，因为中文《圣经》有其特殊的语言，书中引语除个别无法查到的之外，大多照抄中国基督教协会印发的《新旧约全书》中文本，即便文字有些古怪。关于人名地名，约定俗成众人皆知的，当然不成问题（如苏格拉底）。但是约定俗成也有不同范围，有的在圈内认为已有定论，而圈外人就不一定知道。本人自知非哲学界人士，对此没有把握。在查阅有关资料中常发现译名也有不同版本。有些常见的名字就存在不同译法，例如Seneca至少有塞内加和塞尼卡两种译法。本书关于人名、地名翻译的参照本有：《希腊哲学史》第2卷（汪子嵩等著，人民出版社，1997年）、《大英百科全书》中文版，以及新华社出的外国人名、地名译名手册。查不到的只好揣译。全书译名的统一工作则偏劳责编衷雅琴女士了。
在翻译过程中遇有疑难问题曾请教叶秀山、周国平等哲学界专家，承蒙他们热心、认真、及时指教，助我解惑。由于本人不懂希腊文和拉丁文，曾请叶秀山先生帮忙。第四章第四节的希腊文根据叶秀山先生提供的牛津版英译本《亚里士多德全集》第2卷（乔纳森·巴恩斯主编）引文译出，同一节中的一段拉丁文引语则由出版社请冯象先生帮忙译出。在此一并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