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9年，盛名之下，他受到了女性的关注，他对她们的看法也有所缓和。原来他认为她们“适合做幼儿的保姆和教师，正是因为她们自己幼稚、愚蠢和见识短”，现在的看法是：她们能做到无私和有洞察力。有一位名叫伊丽莎白·奈伊（拿破仑手下一位元帅的后裔）的漂亮女雕塑家是他的崇拜者，10月里来到法兰克福，在他的公寓里住了1个月，为他塑了一座半身像。
叔本华周游法国，访问了尼姆城，一千八百年前罗马工程师们曾在那里修建输水管，把水引过辉煌的加尔桥，保证市民总是有足够的水沐浴。这一罗马古迹并不能打动叔本华：“这些遗迹使人想起千百万人的遗骸早已化为腐草。”
“她在我的住处整天工作。我午餐后回到家里，我们一起用咖啡，一起坐在沙发上，我感觉好像结婚了一样。”
亨利希·叔本华他独处的时间越来越多。他母亲很为他担心：“连续两个月独居一室不见任何人，这对你不好，我的儿子，也让我难过，一个人不能与世隔绝到这样地步。”他经常白天长睡：“如果生活是一种享受，那么人人都会不情愿进入无知觉的睡眠状态，而会欣然再醒过来。但是事实正相反，人人都愿长睡不愿醒。”他把自己与两位他最喜欢的思想家相比，以此来为自己嗜睡辩护：“人的头脑越发达……思想越活跃，需要的睡眠就越多。蒙田说过自己一向睡得很熟，一生中很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睡眠上；他到老年时还每天在一张榻上睡8至9小时。据说笛卡儿也爱睡觉。”
这就是可能给人的心灵提供无与伦比的帮助的哲学家的一生。
1809—1811年，叔本华进入哥廷根大学，决心成为哲学家：“人生殊可悲，我决定以毕生思考它。”
1788年，阿瑟·叔本华生于但泽。后来他以遗憾的心情看待自己的出生：“我的一生可视为一段无用之插页，是对我长眠于‘无’之极乐境界的干扰。”他进一步阐明：“人的存在是一种错误，可以说今天很坏，一天比一天坏，直到最坏的事出现。”叔本华的父亲亨利希是一名富商，母亲约翰娜比父亲小20岁，是风头很健的交际花，对儿子关心很少，结果他成为历史上最大的悲观主义哲学家：“我还是6岁的时候，一天晚上父母从外面散步回来，发现我深陷于绝望之中。”
叔本华被送到伦敦，在温布尔登的伊戈尔寄宿学校学习英语。他的一位朋友罗伦斯·梅耶收到他的信后回信说：“我很难过，你在英国的经历引得你恨整个这个国家。”恨归恨，他对英语的掌握却臻于完美，在谈话中常被当作英国人。
1828年，40岁。他安慰自己：“任何有出息的男人过了40岁……难免有一点愤世嫉俗。”
生平（1788—1860）1814—1815年，叔本华移居德累斯顿，写了一篇论文（《论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他朋友很少，与人交谈也不期待回应：“有时我同男人或女人谈话就像小女孩同她的玩偶说话一样。她当然知道娃娃听不懂她的话，但是她有意自欺来创造一种交流之乐。”他成为一家意大利小酒馆的常客，那里可以吃到他最爱吃的菜——威尼斯萨拉米香肠、夹菌小肠和帕尔马火腿。
叔本华不为所动，他在笔记本里歌德的诗句旁附了一段尚弗的话：“Il vaut mieux laisser les hommes pour ce qu'ils sont, que les prendre pour ce qu'ils ne sont pas.”
1851年，他出版了一部随笔和格言的选集《杂文与笔记》，出乎作者意料的是这本书成为畅销书。
叔本华的母亲抱怨她的儿子热衷于“思考人间苦难”。
1843年，叔本华搬进法兰克福一幢新房子，美景街17号，位于市中心美因河附近。他在这条街上度过余生，不过在1859年为了他的狗与房东吵架之后，搬到了16号。
1860年，健康日益恶化，看来离终点不远了：“想到不久以后我的身体将为虫豸吃光，我还能忍受；但是想到那些哲学教授们蚕食我的哲学，使我不寒而栗。”9月底，他在美因河畔散步回家，感到喘不过气来，就此溘然长逝，始终坚信“人的存在是一种错误”。
就悲情而言，可能他是哲学家中感情最细腻的。
1818—1819年，叔本华到意大利去庆祝他作品的完成。他欣赏那里的艺术、自然风光和气候，不过身体还是很虚弱：“我们应该经常意识到，没有人能远离这样的境地——恨不得用剑和毒药结束自己生命；谓予不信，只要遇到一次意外、生病、或命运和天气的不测风云，就会很容易转而信服。”他访问了佛罗伦萨、罗马、那不勒斯和威尼斯，在招待会邂逅了不少迷人的女性：“我很喜欢她们——只要她们愿意要我。”受到拒绝促使他得出这样的看法：“只有男性的智慧为性冲动所蒙蔽时才会以佳人来称呼那些矮身材、窄肩膀、宽胯骨、短腿的性别。”
温布尔登，伊戈尔寄宿学校在一次郊游中，有一位朋友建议去会会女人。叔本华打掉了这个计划，他的理由是“人生苦短，倏忽不定，不值得费这个力气”。
1818年，他写完《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自知是一篇杰作。那篇文章里解释他为何缺少朋友：“一个天才是很难合群的，因为除了他的独白之外还有什么对话能如此智慧而有趣呢？”
Willst du dich des Lebens freuen,
1850年，阿特曼去世。他买了一只棕色卷毛狗，起名布兹，成为他的爱犬。据说，有一次一列军乐队经过他家门口，他中断了正在进行的谈话，去搬一张凳子放在窗口，好让布兹能凭窗眺望。邻居的孩子们都管那畜生叫“小叔本华”。
1825年，在学术界失败之后，叔本华想做翻译家。但是他提出把康德译成英文和把《项狄传》译成德文，均遭出版社拒绝。他在一封信中提到“在布尔乔亚社会中占一席之地”的凄惨愿望，却从未实现。“如果这个世界是上帝创造的，那么我不愿做那个上帝；世上的悲苦令我心碎。”幸好他在最阴郁的时刻可以靠对自己估价得到慰藉，“我还要提醒自己多少回……我的精神和思想对日常生活而言……就如把天文望远镜放在歌剧院中，或是用大炮猎兔子？”
1831年，现在43岁，住在柏林，叔本华再次想到结婚。他瞩意于一名17岁的活泼美丽的姑娘弗罗拉·魏斯。在一次游船的聚会上，他向她献殷勤，对她微笑，递给她一串白葡萄。弗罗拉在日记中写道：“我并不想要这串葡萄，因为老叔本华接触过它，我感到恶心，就悄悄地在身后让它滑到水里了。”叔本华匆匆离开了柏林：“生命本质上没有任何价值，只是靠需要和幻觉保持运动。”
1820年，叔本华在柏林谋求到一个在大学教哲学的教职。他开讲座，讲“哲学的整体：即世界与人的思想之精华的理论”。只有5名学生来听。而在旁边一座楼里，可以听到他的对手黑格尔正对着300名听众讲学。叔本华这样评价黑格尔的哲学：“其基本思想是最荒谬的幻想，一个颠倒过来的世界，是哲学的插科打诨……其内容是傻瓜喜爱的最空洞无意义的词语展示；他的表述……是最讨厌的胡言乱语的废话，使人想起疯子的呓语。”他开始不再对学术界抱有幻想：“作为通例，还不曾有人认真对待哲学，讲哲学的人尤其不，正如作为通例，没有人比教皇对基督教义更少信仰。”
1821年，叔本华与一名19岁的歌手卡罗琳·梅东坠入情网。他们的关系断断续续维持了10年，但叔本华无意把这一关系正式化：“结婚意味着尽量做使对方讨厌之事。”但是他向往一夫多妻制：“一夫多妻制的许多好处之一是：做丈夫的不必与妻子的娘家亲戚们关系如此密切，方今就是对这点的恐惧阻止了许多婚姻。与其要一个丈母娘不如要十个！”
还有一个人描述他经常吹嘘他牙齿好，说明他比常人优越，或者用他的话来说，比那些“庸碌的两脚动物”优越。
此时与他关系最亲密的是一只接一只的卷毛狗，他感到它们有着人类所缺乏的温柔和谦卑：“一看到任何动物，我就开心。”他对那些卷毛狗关爱备至，以“先生”称呼他们，并对动物福利产生浓厚兴趣：“有高度智慧的狗，人类最忠实的朋友，竟被人拴上锁链！每当我看到这样的狗总是深感同情，并对它的主人无比愤慨。我每想起几年前《泰晤士报》的一则报道就备感欣慰：某勋爵有一只大狗，用锁链拴起。一天他走过院子，心血来潮，走过去拍拍那条狗，不料那狗把他整条胳臂从上到下撕了一个大口子。真是活该！它这样做的意思是说：‘你不是我的主人，而是把我短暂的一生变成地狱的魔鬼！’我希望所有用锁链拴狗的人都遭遇这样的事。”
这位哲学家每天生活规律十分严格。早晨写作3小时，吹长笛（罗西尼的曲子）1小时，然后戴上白领结到玫瑰市场英国馆子吃午餐。他胃口极大，一幅巨大的餐巾塞在领子里。他用餐时拒绝同其他食客打招呼，不过在喝咖啡时间或与人交谈。其中有一个人描述他“牢骚满腹得有点滑稽，说话虽然生硬，实际脾气挺好，并不伤人”。
约翰娜·叔本华1803—1805年，叔本华17岁时父亲去世（看来是自杀的，尸体被发现漂浮在他家仓库旁的小河沟里），留给他一笔遗产，保证他终身不必工作。这并不能带给他安逸。他后来回顾道：“17岁上，我还没有受到多少正规教育，像青年释迦牟尼看到病、苦、老、死一样，痛感人生的苦难。真相是……此岸世界不是爱众生者所造，而是魔鬼的作品，它把众生带到世上就是为看着他们受苦受难而取乐；所有的资料都证实这一点，这也是占主流的观点。”
1822年，二度访问意大利（米兰、佛罗伦萨、威尼斯）。启程之前，他要他的朋友弗雷德里克·奥桑查一查“书报杂志中提到我的情况”，这一任务没有费奥桑多少时间。
1813年，他到魏玛去看母亲。约翰娜·叔本华与当地最有名的公民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结为好友。歌德常到她家去（以同她的女仆苏菲和叔本华的妹妹阿黛尔聊天为乐事）。叔本华与歌德初次相见后，形容他“安详、平易近人、友好，愿他的名字永世受到赞誉”！歌德写道：“年轻的叔本华看来是一名奇特而有意思的青年。”阿瑟对这位作家的好感始终没有得到回报，哲学家离开魏玛时，歌德送给他两句诗：
1833年，他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一套简朴的公寓中定居，那是一座有五万居民的城市。他这样形容这一大陆欧洲的金融中心：“一个小而僵化、内里粗俗、靠浮华的建筑撑起来的城市，是夜郎自大的阿布代农民之乡，我才不爱理睬他们。”
1853年，他享誉全欧洲（他称之为“名誉的喜剧”）。波恩、布雷斯劳和耶拿的大学都请他去讲学。他收到许多崇拜者来信。一位西里西亚的女士给他寄来一首含情脉脉的长诗。一位波希米亚的男士写信告诉他，他每天在他的肖像上放一圈花环。他的反应是：“一个人长期处于微不足道、备受冷落之后，人们终于敲锣打鼓地来了，还把这当回事！”不过他也从中得到一些满足：“如果一个具有伟大思想的人把捉摸不定的舆论当作指北星，他还能实现他的目标，坚持常年创作吗？”那些有哲学头脑的法兰克福人以买卷毛狗来向他表示敬意。
1819年，《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出版。售出230册。“任何人生的历史都是苦难的历史”；“但愿我能驱除把一代蚂蟥和青蛙视为同类的幻觉，那就太好了”。
So musst der welt du werth verleihen.
1844年，他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出第二版，并又加写了一卷。他在“前言”中写道：“我不把现已完成的著作献给我的同代人或同胞，而是献给全人类，因为我确信它对人类不会没有价值，尽管对它的承认将姗姗来迟，这是任何形式的善不可避免的命运。”这一版销售量还不到300册。“吾人最大乐事莫过于受到仰慕；但是仰慕者有种种原因不愿表达其仰慕之情。因此，能以不论何种方式衷心自我仰慕者是最快乐的人。”
青年叔本华像
1840年，他有了一只新的白卷毛狗，以婆罗门教的世界灵魂阿特曼命名。此时他热衷于东方宗教，特别是婆罗门教（每天夜里读几页《奥义书》）。他称婆罗门人为“最高贵、古老的人种”，而且威胁要开除他的女佣玛格丽特·施内普，因为她违背了不许给书房的佛像掸灰尘的命令。
午餐以后，叔本华就钻到他的俱乐部——附近的卡西诺协会——的图书馆去看《泰晤士报》，他认为这是报道世上悲苦之事的最好的报纸。下午他牵狗在美因河畔散步2小时，口中喃喃自语。晚上到歌剧院或戏院，对迟到者的杂音、脚步声、咳嗽声都愤怒不已，并写信给当局要求采取严格措施予以禁止。他虽然熟读并仰慕塞内加，但对这位罗马哲学家对噪音的说法却不予苟同：“我一向认为，一个人能安然容忍的噪音量与他的精神力量成反比……一个习惯于摔门而不是用手关门的人不仅是举止失仪，而且是粗鲁而思想狭隘……只有……当觉悟到任何人都无权以吹口哨、大喊大叫、抡锤子、甩鞭子……等等来打断他人的沉思时，我们才达到了相当的文明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