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3年,他到魏玛去看母亲。约翰娜·叔本华与当地最有名的公民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结为好友。歌德常到她家去(以同她的女仆苏菲和叔本华的妹妹阿黛尔聊天为乐事)。叔本华与歌德初次相见后,形容他“安详、平易近人、友好,愿他的名字永世受到赞誉”!歌德写道:“年轻的叔本华看来是一名奇特而有意思的青年。”阿瑟对这位作家的好感始终没有得到回报,哲学家离开魏玛时,歌德送给他两句诗:
1819年,《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出版。售出230册。“任何人生的历史都是苦难的历史”;“但愿我能驱除把一代蚂蟥和青蛙视为同类的幻觉,那就太好了”。
So musst der welt du werth verleihen.
这位哲学家每天生活规律十分严格。早晨写作3小时,吹长笛(罗西尼的曲子)1小时,然后戴上白领结到玫瑰市场英国馆子吃午餐。他胃口极大,一幅巨大的餐巾塞在领子里。他用餐时拒绝同其他食客打招呼,不过在喝咖啡时间或与人交谈。其中有一个人描述他“牢骚满腹得有点滑稽,说话虽然生硬,实际脾气挺好,并不伤人”。
午餐以后,叔本华就钻到他的俱乐部——附近的卡西诺协会——的图书馆去看《泰晤士报》,他认为这是报道世上悲苦之事的最好的报纸。下午他牵狗在美因河畔散步2小时,口中喃喃自语。晚上到歌剧院或戏院,对迟到者的杂音、脚步声、咳嗽声都愤怒不已,并写信给当局要求采取严格措施予以禁止。他虽然熟读并仰慕塞内加,但对这位罗马哲学家对噪音的说法却不予苟同:“我一向认为,一个人能安然容忍的噪音量与他的精神力量成反比……一个习惯于摔门而不是用手关门的人不仅是举止失仪,而且是粗鲁而思想狭隘……只有……当觉悟到任何人都无权以吹口哨、大喊大叫、抡锤子、甩鞭子……等等来打断他人的沉思时,我们才达到了相当的文明程度。”
1803—1805年,叔本华17岁时父亲去世(看来是自杀的,尸体被发现漂浮在他家仓库旁的小河沟里),留给他一笔遗产,保证他终身不必工作。这并不能带给他安逸。他后来回顾道:“17岁上,我还没有受到多少正规教育,像青年释迦牟尼看到病、苦、老、死一样,痛感人生的苦难。真相是……此岸世界不是爱众生者所造,而是魔鬼的作品,它把众生带到世上就是为看着他们受苦受难而取乐;所有的资料都证实这一点,这也是占主流的观点。”
1822年,二度访问意大利(米兰、佛罗伦萨、威尼斯)。启程之前,他要他的朋友弗雷德里克·奥桑查一查“书报杂志中提到我的情况”,这一任务没有费奥桑多少时间。
1788年,阿瑟·叔本华生于但泽。后来他以遗憾的心情看待自己的出生:“我的一生可视为一段无用之插页,是对我长眠于‘无’之极乐境界的干扰。”他进一步阐明:“人的存在是一种错误,可以说今天很坏,一天比一天坏,直到最坏的事出现。”叔本华的父亲亨利希是一名富商,母亲约翰娜比父亲小20岁,是风头很健的交际花,对儿子关心很少,结果他成为历史上最大的悲观主义哲学家:“我还是6岁的时候,一天晚上父母从外面散步回来,发现我深陷于绝望之中。”
就悲情而言,可能他是哲学家中感情最细腻的。
1831年,现在43岁,住在柏林,叔本华再次想到结婚。他瞩意于一名17岁的活泼美丽的姑娘弗罗拉·魏斯。在一次游船的聚会上,他向她献殷勤,对她微笑,递给她一串白葡萄。弗罗拉在日记中写道:“我并不想要这串葡萄,因为老叔本华接触过它,我感到恶心,就悄悄地在身后让它滑到水里了。”叔本华匆匆离开了柏林:“生命本质上没有任何价值,只是靠需要和幻觉保持运动。”
这就是可能给人的心灵提供无与伦比的帮助的哲学家的一生。
在一次郊游中,有一位朋友建议去会会女人。叔本华打掉了这个计划,他的理由是“人生苦短,倏忽不定,不值得费这个力气”。
1828年,40岁。他安慰自己:“任何有出息的男人过了40岁……难免有一点愤世嫉俗。”
1859年,盛名之下,他受到了女性的关注,他对她们的看法也有所缓和。原来他认为她们“适合做幼儿的保姆和教师,正是因为她们自己幼稚、愚蠢和见识短”,现在的看法是:她们能做到无私和有洞察力。有一位名叫伊丽莎白·奈伊(拿破仑手下一位元帅的后裔)的漂亮女雕塑家是他的崇拜者,10月里来到法兰克福,在他的公寓里住了1个月,为他塑了一座半身像。
“她在我的住处整天工作。我午餐后回到家里,我们一起用咖啡,一起坐在沙发上,我感觉好像结婚了一样。”
1840年,他有了一只新的白卷毛狗,以婆罗门教的世界灵魂阿特曼命名。此时他热衷于东方宗教,特别是婆罗门教(每天夜里读几页《奥义书》)。他称婆罗门人为“最高贵、古老的人种”,而且威胁要开除他的女佣玛格丽特·施内普,因为她违背了不许给书房的佛像掸灰尘的命令。
1851年,他出版了一部随笔和格言的选集《杂文与笔记》,出乎作者意料的是这本书成为畅销书。
1860年,健康日益恶化,看来离终点不远了:“想到不久以后我的身体将为虫豸吃光,我还能忍受;但是想到那些哲学教授们蚕食我的哲学,使我不寒而栗。”9月底,他在美因河畔散步回家,感到喘不过气来,就此溘然长逝,始终坚信“人的存在是一种错误”。
叔本华的母亲抱怨她的儿子热衷于“思考人间苦难”。
1818—1819年,叔本华到意大利去庆祝他作品的完成。他欣赏那里的艺术、自然风光和气候,不过身体还是很虚弱:“我们应该经常意识到,没有人能远离这样的境地——恨不得用剑和毒药结束自己生命;谓予不信,只要遇到一次意外、生病、或命运和天气的不测风云,就会很容易转而信服。”他访问了佛罗伦萨、罗马、那不勒斯和威尼斯,在招待会邂逅了不少迷人的女性:“我很喜欢她们——只要她们愿意要我。”受到拒绝促使他得出这样的看法:“只有男性的智慧为性冲动所蒙蔽时才会以佳人来称呼那些矮身材、窄肩膀、宽胯骨、短腿的性别。”
叔本华被送到伦敦,在温布尔登的伊戈尔寄宿学校学习英语。他的一位朋友罗伦斯·梅耶收到他的信后回信说:“我很难过,你在英国的经历引得你恨整个这个国家。”恨归恨,他对英语的掌握却臻于完美,在谈话中常被当作英国人。
1825年,在学术界失败之后,叔本华想做翻译家。但是他提出把康德译成英文和把《项狄传》译成德文,均遭出版社拒绝。他在一封信中提到“在布尔乔亚社会中占一席之地”的凄惨愿望,却从未实现。“如果这个世界是上帝创造的,那么我不愿做那个上帝;世上的悲苦令我心碎。”幸好他在最阴郁的时刻可以靠对自己估价得到慰藉,“我还要提醒自己多少回……我的精神和思想对日常生活而言……就如把天文望远镜放在歌剧院中,或是用大炮猎兔子?”
他独处的时间越来越多。他母亲很为他担心:“连续两个月独居一室不见任何人,这对你不好,我的儿子,也让我难过,一个人不能与世隔绝到这样地步。”他经常白天长睡:“如果生活是一种享受,那么人人都会不情愿进入无知觉的睡眠状态,而会欣然再醒过来。但是事实正相反,人人都愿长睡不愿醒。”他把自己与两位他最喜欢的思想家相比,以此来为自己嗜睡辩护:“人的头脑越发达……思想越活跃,需要的睡眠就越多。蒙田说过自己一向睡得很熟,一生中很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睡眠上;他到老年时还每天在一张榻上睡8至9小时。据说笛卡儿也爱睡觉。”
1833年,他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一套简朴的公寓中定居,那是一座有五万居民的城市。他这样形容这一大陆欧洲的金融中心:“一个小而僵化、内里粗俗、靠浮华的建筑撑起来的城市,是夜郎自大的阿布代农民之乡,我才不爱理睬他们。”
1821年,叔本华与一名19岁的歌手卡罗琳·梅东坠入情网。他们的关系断断续续维持了10年,但叔本华无意把这一关系正式化:“结婚意味着尽量做使对方讨厌之事。”但是他向往一夫多妻制:“一夫多妻制的许多好处之一是:做丈夫的不必与妻子的娘家亲戚们关系如此密切,方今就是对这点的恐惧阻止了许多婚姻。与其要一个丈母娘不如要十个!”
叔本华周游法国,访问了尼姆城,一千八百年前罗马工程师们曾在那里修建输水管,把水引过辉煌的加尔桥,保证市民总是有足够的水沐浴。这一罗马古迹并不能打动叔本华:“这些遗迹使人想起千百万人的遗骸早已化为腐草。”
叔本华不为所动,他在笔记本里歌德的诗句旁附了一段尚弗的话:“Il vaut mieux laisser les hommes pour ce qu'ils sont, que les prendre pour ce qu'ils ne sont pas.”
1853年,他享誉全欧洲(他称之为“名誉的喜剧”)。波恩、布雷斯劳和耶拿的大学都请他去讲学。他收到许多崇拜者来信。一位西里西亚的女士给他寄来一首含情脉脉的长诗。一位波希米亚的男士写信告诉他,他每天在他的肖像上放一圈花环。他的反应是:“一个人长期处于微不足道、备受冷落之后,人们终于敲锣打鼓地来了,还把这当回事!”不过他也从中得到一些满足:“如果一个具有伟大思想的人把捉摸不定的舆论当作指北星,他还能实现他的目标,坚持常年创作吗?”那些有哲学头脑的法兰克福人以买卷毛狗来向他表示敬意。
Willst du dich des Lebens freuen,
1844年,他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出第二版,并又加写了一卷。他在“前言”中写道:“我不把现已完成的著作献给我的同代人或同胞,而是献给全人类,因为我确信它对人类不会没有价值,尽管对它的承认将姗姗来迟,这是任何形式的善不可避免的命运。”这一版销售量还不到300册。“吾人最大乐事莫过于受到仰慕;但是仰慕者有种种原因不愿表达其仰慕之情。因此,能以不论何种方式衷心自我仰慕者是最快乐的人。”
此时与他关系最亲密的是一只接一只的卷毛狗,他感到它们有着人类所缺乏的温柔和谦卑:“一看到任何动物,我就开心。”他对那些卷毛狗关爱备至,以“先生”称呼他们,并对动物福利产生浓厚兴趣:“有高度智慧的狗,人类最忠实的朋友,竟被人拴上锁链!每当我看到这样的狗总是深感同情,并对它的主人无比愤慨。我每想起几年前《泰晤士报》的一则报道就备感欣慰:某勋爵有一只大狗,用锁链拴起。一天他走过院子,心血来潮,走过去拍拍那条狗,不料那狗把他整条胳臂从上到下撕了一个大口子。真是活该!它这样做的意思是说:‘你不是我的主人,而是把我短暂的一生变成地狱的魔鬼!’我希望所有用锁链拴狗的人都遭遇这样的事。”
1814—1815年,叔本华移居德累斯顿,写了一篇论文(《论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他朋友很少,与人交谈也不期待回应:“有时我同男人或女人谈话就像小女孩同她的玩偶说话一样。她当然知道娃娃听不懂她的话,但是她有意自欺来创造一种交流之乐。”他成为一家意大利小酒馆的常客,那里可以吃到他最爱吃的菜——威尼斯萨拉米香肠、夹菌小肠和帕尔马火腿。
1843年,叔本华搬进法兰克福一幢新房子,美景街17号,位于市中心美因河附近。他在这条街上度过余生,不过在1859年为了他的狗与房东吵架之后,搬到了16号。
1818年,他写完《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自知是一篇杰作。那篇文章里解释他为何缺少朋友:“一个天才是很难合群的,因为除了他的独白之外还有什么对话能如此智慧而有趣呢?”
1809—1811年,叔本华进入哥廷根大学,决心成为哲学家:“人生殊可悲,我决定以毕生思考它。”
1820年,叔本华在柏林谋求到一个在大学教哲学的教职。他开讲座,讲“哲学的整体:即世界与人的思想之精华的理论”。只有5名学生来听。而在旁边一座楼里,可以听到他的对手黑格尔正对着300名听众讲学。叔本华这样评价黑格尔的哲学:“其基本思想是最荒谬的幻想,一个颠倒过来的世界,是哲学的插科打诨……其内容是傻瓜喜爱的最空洞无意义的词语展示;他的表述……是最讨厌的胡言乱语的废话,使人想起疯子的呓语。”他开始不再对学术界抱有幻想:“作为通例,还不曾有人认真对待哲学,讲哲学的人尤其不,正如作为通例,没有人比教皇对基督教义更少信仰。”
还有一个人描述他经常吹嘘他牙齿好,说明他比常人优越,或者用他的话来说,比那些“庸碌的两脚动物”优越。
1850年,阿特曼去世。他买了一只棕色卷毛狗,起名布兹,成为他的爱犬。据说,有一次一列军乐队经过他家门口,他中断了正在进行的谈话,去搬一张凳子放在窗口,好让布兹能凭窗眺望。邻居的孩子们都管那畜生叫“小叔本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