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这些话我很开心。我祈祷肺部感染能够成功控制我的身体，把我从炼狱中解救出来。我可以听到爸妈在谈论我床边的病历。金也会来看我，她穿的木底鞋走在房间外的走廊上嗒嗒作响；她看我时露出的明媚笑容几乎打破了黑暗。但是什么都帮不了我，我听到护士们抱怨工作环境或者同男朋友的约会，但是我对此毫不关心。
我好像是掉进了一个兔子洞里，一直被往下吸。我劝自己的身体放弃。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人都不需要我，如果我消失了，没有人会注意。我对未来不感兴趣，我只想死。所以希望来临之时，就好像一丝新鲜空气吹过坟墓一般。
第二个星期我开始流鼻涕，并且很快就严重起来。接着发高烧，开始呕吐，人们意识到这并不是简单的感冒。我病得很严重，爸妈带我去了当地医院看急诊，医生给我开了药然后就让我们回家了。但情况更严重了，妈妈又带我去医院，进行胸部X光照射后发现我得了肺炎。
但是有一天我躺在豆袋椅上，一个护工走到了我身边。她是新来的，她跟我说话的时候我记下了她的声音。她双手抓住我一只脚，然后开始按摩。我感到她用双手击打我疼痛而丑陋的脚，抚摸我的关节，放松僵硬的肌肉。我不敢相信她愿意碰触我，而她确实这样做了，这令我认识到，也许我还有一些小小的理由不能完全放弃生命。也许我不像我所想的那样惹人讨厌。
但我最终和它联系起来，是因为回到护理中心后发生的一件事。虽然发生的一切都让我相信我在这个世界上有自己的位置，但我仍旧失望不已：我没能死去。我仍旧有呼吸，每天早晨会醒来，晚上会入睡。他们喂我吃饭，让我积蓄力量；让我晒太阳，使我像需要被照顾的植物一样。我没有任何方法使人们不让我活。
我并不在乎他们是不是给我治病，一心想着爸爸很快要出差，那时我就要被送走了。我无法再次承受了。肝肾功能开始下降，一会儿昏迷，一会儿醒来，我听见父母坐在我身边着急地交谈着。这个病房里还有其他病人，警铃一响起，就会有护士进来看他们。
“我必须要把这个插进去。”她几乎有些生气地说，“如果不这样你会死的。”
然后我听到了熟悉的嘎吱声，这个女人总是随身带着有拉链的铅笔袋，里面全都是芳香疗法所需要的精油。“好了，现在。”她轻声说道，空气里充满了薄荷的味道，“我确定这只脚好多了，对吗？我们再来按摩另一只，让它也放松一下吧，好吗？”
一天下午我躺在床上，听到有人和一个护士谈话。然后出现了一张脸，那是我不太熟悉的一个女人，叫做玛伊拉。她是护理中心管理委员会的主任，每次爸爸都去她办公室签支票。但现在我不明白为什么她会来看我，因为只有我的家人才会来。
“他从前面走进电影院的时候我好好看了他一眼。”她们给我清洗身体的时候，一个护士对另一个护士说道，“他的屁股可真性感。”
悲伤在我心中产生了巨大的伤口。我活够了，不想再抗争了。脸上罩上了一个输氧面罩，我祈祷它能被拿掉；一个理疗师来敲打我的胸腔并且帮我清理，我希望她不要这么做；她还把一根管子插进我的喉咙里帮助减轻胸腔发炎，我希望她不要管我。
得知我必须要去乡下那家非常讨厌的疗养院时，我终于放弃了。还记得爸妈带着我们去看他们的一些朋友。妈妈喂我吃午饭，我知道我无法做任何事情来告诉任何人：我不想再次被送走。家人在我周围聊天和说笑的时候，他们不会知道我内心有多么绝望。
“你好吗，马丁？”玛伊拉弯腰看着我说道，“我听说了你的病情，所以想来看看你。可怜的孩子，希望他们在这儿能把你照顾好。”
我最终对生命放弃希望的时候，才意识到在这个世界上将我们联系在一起并不需要绳子和锁链——甚至是最不起眼的行动也可以将我们紧紧相连。
玛伊拉低头看我的时候脸上很是担心，还迟疑地笑了笑。我突然意识到，另一个人，在血缘和道义上都和我毫不相关，却想到了我。虽然我并不希望，但这种意识还是给了我力量。自那以后，我几乎无意识地开始注意别人对我付出的温暖：有次我听到一名护士妹妹跟别的护士说她喜欢我，因为我是一名好病人；一名护工在我肩膀上涂药液，帮我减轻皮肤上的疼痛，以免我长褥疮；出院那天我坐在车里，一个男人经过时对我微笑。这些并不是忽然发生的，但是回头看去，正是因为这些陌生人的细微表示，才开始将我重新和这个世界联系到了一起。
这个女人的名字，当然就是维娜，这是她第一次正式和我说话。但是这一刻却把所有其他的碎片都吸引到了一起，拼成了一张完整的拼图。我不知道每一个陌生人给了我什么，直到他们无意碰触到我残缺、扭曲和无用的身体，他们让我意识到我并不那么让人讨厌。就是在这时，我认识到陌生人也可以救我——即使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这样做。
“你就知道这个！”她朋友笑着警告她。
1998年的时候我二十二岁，恢复意识已有六年之久。那个时候我已经相信，永远不会有人知道我的内心仍然是完整的。这么多年我都徒劳地希望自己会得救。但想到永远都逃脱不了活着的那种让人崩溃的单调，我关闭了自己的内心。我只想结束自己的生命，在得了严重的肺炎之后我几乎如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