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石的使用与认识，与玉大致走了一个相反的方向。石首先是作为一种被加工、被使用的材料出现于人类生活中，以后才逐渐对石的各种特性进行总结，并由此引出石的精神内涵。最后石自身成为一种独立于物象之外、能与人的感情相通的灵物。不同类别和形状的石，能寄托人不同的感情。即使我们将石作为抽象雕塑来看，它也不是冷冰冰地游离于人的生活以外，而是与人心灵息息相通，成为人的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伴侣。陆放翁(陆游)“花若解语还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的诗句，很好地道出了中国人与石的这种亲密关系。
唐宋的玩石之风，有以白(居易)、苏(轼)、米(芾)为代表的寄寓文人情怀，也有以“花石纲”为代表的搜奇觅珍。这两种不同的对石的审美取向，宋以后则发展成为中国石审美的两大特点。其一体现于应用性，如江南园林叠石；其二体现于赏玩性，如山水盆景(包括树木盆景)和奇石珍玩。
对宋代的雕塑成就，历来的评价甚低，认为中国雕塑自此开始衰落，且每况愈下，甚至还有宋代无雕塑可言之论。真实情况如何呢？宋代是山水画达到高峰的时期，也是文人画大兴的时期。在这一形势下，佳石、盆景，带着浓郁的文人气息和书卷气息，演变成一种新的雕塑品种——文人雕塑。这一中国最独特的雕塑艺术，高峰就在宋代。就这点而论，宋代的雕塑成就，可与任何一个朝代匹敌。这些雕塑，要么一块，要么组合，或安于庭院，或置于案头，或陈于架上，或纳于袖中，时时观赏，时时品玩。宋代对石的品赏形成一种时代风气，凡天下奇石都列入品赏之内。在这些奇石中，有品种奇特者，有世上罕见者，也有海中珊瑚，岩中化石。宋代杜绾所著《云林石谱》共列石116种，其中有天下名石及其特点与历史，也有佳石及其品性与产地等，可谓是宋代赏石的一部简明辞典。书中提到对石之极品太湖石的加工(按需求加工后沉于水中，久经流水冲刷，再取出时，加工之处石理宛如天生)，也就是雕塑制作。此外，书中对一些名石的叙述中，颇多文人名士收藏或玩赏的记载，由此也能看到宋代文人玩石风气之盛。可以说宋代崇石之风，夹杂着高雅的审美情趣与浓厚的猎奇习气，而“花石纲”则是这种风气的集大成。“花石纲”即北宋徽宗赵佶〔ji 吉〕为在汴京(今河南开封)修造艮〔gen〕狱(皇家园林名称)，征集江南珍异花木奇石而设。经十几年的搜刮，艮狱以太湖石、灵璧石一类奇石堆成假山，“雄拔峭崎，巧夺天工……千态万状，殚奇尽怪”。除了假山外，还在园中竖立许多造型奇特的单块石头作为点景，这种设置目的与今天的园林雕塑的作用是完全一样的。汴京被金人攻破后，艮狱也被毁。名贵的太湖石散失四方，一些被金人掠至金中都(今北京西南)。以后朝代更迭，这些太湖石又散失许多，今故宫、颐和园等皇家宫苑内，尚有不少艮狱旧物留存。
唐代是石与人生融和的时期。唐代玩石之风大盛，尤其在文人士大夫中，互相赠石，诗文唱和不乏其例。如白居易、李德裕、牛僧孺都是玩石名家。其中李、牛二人在政治上是势不两立的对手，唐代政坛上有名的牛、李之争，就由他二人引起。但在玩石这一点上，他们二人都是白居易好友。这个例子再好不过地证明中国文化中的玩石对精神的净化作用。若论唐代玩石最有代表性者，当属白居易。与前代和同代人相比，白居易至少在三个方面特别突出。一是以石比坚贞忠烈，如其《青石》诗中云：“愿为颜氏段氏碑，雕镂太尉与太师。刻此两片坚贞质，状彼二人忠烈姿。义正如石屹不转，死节如石确不移。”二是以石为伴侣。如其《双石》诗中云：“回头问双石，能伴老夫否？石虽不能言，许我为三友。”又在《北窗竹石》中写道：“一片瑟瑟石，数竿青青竹。向我如有情，依然看不足……有妻亦衰老，无子方茕〔qiong穷〕独。莫掩夜窗扉，共渠相伴宿。”三是以石自比，如写《太湖石》，先言此石神奇之姿，再言此石神奇之事，最后归结为才太大无器之用，实是以石比己。又有《莲石》诗云：“青石一两片，白莲三四枝。寄将东洛去，心与物相随……莫言千里别，岁晚有心期。”也是以莲石自比。此外，李德裕的诗：“闻君采奇石，剪断赤城霞”，“名山何必去，此地有群峰”，也都是赏石的名句。牛僧孺在给白居易的一首诗中，提到“念此园林宝，还须识别精”。将太湖石与园林相联系，并明确太湖石为园中之宝。(图28)与此诗相呼应的是白居易会昌三年(公元843年)五月为牛僧孺建园的一篇记事文(《太湖石记》)。言牛僧孺当丞相时为官廉洁，唯不拒别人赠石，并“以石为伍”，“惟石是好”。牛僧孺将形态不一的太湖石列置园中，“三山五岳，百洞千壑，覶〔luo罗〕缕簇缩，尽在中。百仞一拳，千里一瞬，坐而得之，此所以为公适意之用也。”白居易这篇文章，充分说明石在唐代人生活中重要的作用。唐代玩石赏石，多为园林中列石与叠石，对奇异之石的欣赏，也见于唐人的生活中。如上举李德裕诗(“闻君采奇石”)中所说临海太守所赠奇石，即为产于天台之花乳石，色如玳瑁，莹润坚洁可爱。又吴兴卞山产桃花石，皎然《桃花石枕歌》一诗中比之为和氏美玉(“卞山幽石产奇璞，荆人至今采不著”)。东阳、永康松化石，为松树化石，盘根大柯，文理曲折，陆龟蒙《二遗诗》写此石自然天成，有山林之趣(“万股清风吹作籁，一条寒溜滴成穿”；“幸与野人俱散诞，不烦良匠更雕镌”)。综上所述，唐代对石的赏玩，已进入了人石相融的阶段，而对各种奇石的注目，又拓展了石与人联系的范围(非园林用石)，这些无疑对宋代玩石赏石高峰的形成，作了认识上和材质上的准备。
如果说夏商周三代、秦汉是对玩石的一种认识和实践上的奠基，那么魏晋南北朝则是这一认识和实践的重要转折时期，表现出了石与人生的交感。随着魏晋南北朝山水诗、山水画的发达，对石的认识也有了山水之情、山水之思。如梁朝萧推《赋得翠石应令诗》中所云：“依峰形似镜，构岭势如莲”。又如陈朝摽〔piao漂〕法师《咏孤石诗》中所云：“中原一孤石，地理不知年。根含彭泽浪，顶入香炉烟。”这些句子，都表明了诗人由石引出的山水之思。这时期在造园中的叠石之艺也渐趋精巧。如北魏张伦造景阳山“有若自然。其中重岩复岭‘嵚崟〔qinyin钦银〕相属，深谿〔xi溪〕洞壑，逦逶〔liwei里危〕连接。”但这个时期，对孤石的“独高不群”、“孤秀白云”、“独标千丈”这种贞介之质吟咏尤多，说明诗人由石引发的这种山水之情，是诗人在动乱的年代里，移情于石，以石自比，抒发了人们对事世不满的情绪和自己身处浊世而求清白的愿望。
这个时期在石的认识中，还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在宋代这个山水画对山川自然景物表现得淋漓尽致的时代，对石头的审美反而跳出了山水之思、山水之情的框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审美形式，即从状物肖形往抽象的观念发展，如漏、透、瘦、皱、文、丑、秀、拙等，并从中推演出君子、大人、中正、耿介、沉稳、挺拔种种道德内涵。在完成这种认识的过程中，苏轼、米芾〔fu福〕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文人赏石的代表人物，苏、米二人有共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苏、米二人都有高雅的情趣。区别在于，米芾是向追求石形的尽善尽美发展，即要“尽天划神镂之巧”；苏轼玩石，除追求尽善尽美之外，更追求石中特有的情致。就赏石的特点而言，米芾突出在一个“痴”字，苏轼则突出在一个“情”字。米芾的“痴”，是他这个人的特点，表现在他的一切言行中。作为石痴，则表现在他爱石的一些与众不同的行为上。正如魏晋名士阮籍好饮，闻步兵厨善酿好酒，要求出任步兵校尉。米芾喜石，知安徽灵璧出佳石，也要求到地接灵璧的涟水为官。米芾玩石，如痴如醉，见石下拜，呼石为兄，有时玩石置公务于不顾，终日闭门不出。米芾才学，称誉当代，他在玩石方面的所作所为，对当代及后代都有极大影响。广州九曜园中“九曜石”，经千年留存至今，为国内名石。这九组石之所以有名，除了白如圭、状如兽的形状，还因米芾“瑰奇九怪石，错落动乾文”的诗句，使多少倾慕者纷纷而来。苏轼在《题过所画枯木竹石》一诗中说：“老可(文与可，苏轼表兄)能为竹写真，小坡(苏东坡)今与石传神。”但苏轼要传神的石，不是一般形状的石，而是形态丑而奇的石或怪异之石。关于这一点，宋人早有评议。如米芾在《画史》一书中说：“子瞻(苏东坡字)作枯木，枝干虬〔qiu求〕屈无端，石皴〔cun村〕硬亦怪怪奇奇无端，如其胸中盘郁也。”朱熹认为，苏东坡画怪石，一是表现了“英秀后凋之操，坚确不移之姿”(《跋陈光泽家藏东坡<竹石>》)；一是“其傲风霆阅古今之气，犹足以想见其人也”(《跋张以道家藏东坡<枯木怪石>》)。苏东坡一生，颠沛流漓，但他所到一处，必悉心收集该地奇石、佳石。如有名的“雪浪石”得自中山(今河北定县)、曲阳(今河北曲阳县)；“仇池石”得自扬州；在黄州(今湖北黄冈县)取江中五色斑斓、光润莹彻、纹如刷丝之石为怪石供，并以此石供送佛印禅师清玩；在高密取海中圆滑可爱之石与石菖蒲共养，成为有名的清供而为天下人所追习之。对这些佳石、奇石，苏东坡都用诗文给予记录。从诗文中，我们可以体会到苏东坡对这些石所倾注的感情。如《双石》诗写“仇池石”：“但见玉峰横太白，便从鸟道绝峨眉。秋风与作烟云意，晓日令涵草木安。一点空明是何处，老人真欲往仇池。”太白、峨眉都是苏东坡家乡的名山，苏东坡之所以独钟仇池石，原来是可以从此石中寄托他的思乡之情。又如在《取弹子涡石养石菖蒲》诗中说：“我持此石归，袖中有东海……置之盆盎中，日与山海对。”这又是以小寓大、以细石怀山海之情。石在苏东坡眼中不仅仅是玩赏之物，而更重要的是用它们喻性、明志、寄情。宋及宋以后的论石之书甚多，有记产地的，有记奇石的，有记制作的，有记神异的，但都没有超过苏、米二人所开创的境界。苏、米二人在玩石中的审评标准，极大地影响了后人。其中最重要的是集中在寓造化之功(山水云烟之像)、赏心悦目(色泽、纹理)、寄情寓性(从漏、透、瘦、皱、文、丑、秀、拙等引出的含意)这三个方面。
图28 游山俑陶 唐 陕西西安出土石器时代这一称呼，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最初认识是建立在制器之用上，这是由石头的坚硬物性决定了的。在夏商周三代、秦汉时期，对石的认识开始演化。夏商周三代、秦汉对石的认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对物性的演化(器物之用)；对物性的理化(品性的认识)；对物性的异化(兆应所反映出来的灵性)。在三代诸多的以石言理的理论中，《周易》“介于石”、“以中正”这一说法对后代影响最大。此语是对“豫”卦(䷏)第二爻(六二)的解释：“介于石，不终日，贞吉”；“不终日，贞吉，以中正”，以石为例阐明君子的行动原则。石是坚定不移的，故称“介”；“六二”在下卦(☷坤卦)居中，阴爻阴位得正，故这一爻的品性是“中正”，正好与石性相符。“介于石”、“以中正”作为行动原则，其一用于修养，君子应在任何环境中处变不惊，坚守中正，如石一样坚定不移；其二用于处事，凡碰上如石头一样不改变的情势时，君子要及时采取应变措施，才能避免祸害。“介于石”、“以中正”虽然以石比附人事，但作为对石的认识，贡献极大。它所提出的石头“贞介”、“中正”之性，一直是后世各代对石最恨本的认识。从晋代陶渊明的“介介若人，特为贞夫”(《读史述九章·鲁二儒》)，直到清代郑板桥“介如石，臭如兰，坚多节，皆《易》之理也，君子以之”(《题画·兰竹石》)。多少代的有骨气文人都用石的这一贞介、中正之性来言情寓志。三代好言鬼神之事，秦汉时兴谶纬之风，言兆应成为一代显学。石的兆应是石有灵性的发端。随着对自然、对社会的认识的深入，石的灵性于是乎就成了人与石相通的基础和人与石亲近的感情之桥。秦汉时有的思想家提出“山体曰石”(刘熙《释名·释山》)，“云触石而出”(刘向《说苑·辨物》)；有的又提出石与金同类，其性质“从革”(《汉书·五行志》引刘歆语)，即可以进行改变。由这些理论，可知当时认为石是组成山的骨，是山的构架。这种构架又是气所凝聚而成。“从革”又指出石有再创造、再生的特性。汉时梁孝王筑兔园，“园中有百灵山，山有肤寸石、落猿岩、栖龙岫。”巨富袁广汉于北邙山下筑园，“构石为山”。这些行为都是“从革”的具体表现。以石组成象征性山体，以石的本性来组合成另一种美的东西，这是对石审美并将人的这一审美取向付诸实践的开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