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曾有过多种宗教，但影响大、成系统的是儒、释(佛)、道三教。随着这些宗教的兴起，便开始了以孔子及其弟子、三清及其弟子、释迦牟尼及其弟子或孔子、老子、释迦牟尼三人为主要对象进行的雕镌塑作。严格说起来，儒教算不上宗教，因为孔子始终没有成为一个具有超自然力的偶像。两汉谶纬流行，孔子曾被附会为具有某种神力的人物。自魏晋以后，朝朝代代烧禁纬书，孔子也重新回到了圣人、智者的地位上；儒家思想，也一直作为一种经邦治国、安身立命的理论和伦理进行宣传。但植根于商周传统的泛神崇拜(天地四方诸神崇拜)和祖先崇拜(以祭祖、行孝为主要内容)却依附于儒家思想而被视为儒教或礼教，一直受到中国社会的各阶层的重视而香火不断。因此，儒教作为一种准宗教在中国就有一种特殊的、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地位。当然，真正称得上宗教的，唯佛、道二教。道教形成于东汉后期，其时佛教已开始在中国传布，道、佛二教向来有摩擦，唇枪舌剑，互相攻讦〔jie节〕之事不断。道教将中国民俗中许多神祇囊括进来，组成一支庞杂的队伍，因而有很雄厚的民间基础；它的经义许多来自道家思想和神仙家思想，有牢固的传统基础；在行为上，道教又遵从礼教的一些原则，又使它有一定的世俗性。佛教要在中国站住脚，不能不看到道教这些优越性。道教的这些特点，加速了佛教的中国化进程。
中国人相信万物有灵，从原始社会以来就奉行多神崇拜。而且祖先崇拜一直是进入文明社会后各代统治者最重要的祭祀活动。这种文化环境，产生不了一霸天下的某个宗教或出现政教合一的情况。尤其自秦汉以后，已形成以皇帝为中心的集权式国家。维系这个国家的，是以祖先崇拜演化而来的“孝”作为中心的制度。一个社会成员，必须以三纲五常作为行动规范；而同时，社会流行的长生不老的神仙思想，又强烈地表达了对人的生活的留恋和对生的欢娱的追求。可以说，秦汉以后，人是现实中的人这一意识是十分明确的。佛教进入中国之时，正是面临这样一种生存环境。佛教是厌世的，是轻礼法的，它要求信徒遁入空门苦苦修行，以求来世得到好报。这些思想与中国社会现实水火不容。为能立住脚跟，佛教不得不放弃自己许多规矩，在生与死之间彷徨。由此产生的佛教艺术，也体现了这种矛盾性。这些，就决定了佛教只能作为一种附属的东西在这个国家生存。在汉代，佛是众神的一类，在佛教雕塑中，他们也的确是处于各种神仙中，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位。汉以后，虽然有的政权倡佛，有的政权反佛，但有一个总的趋势，就是佛教始终是一种附属于政权的教派。反映在佛教雕塑上，最有名的有北魏文帝造佛像“令如帝身”。又如唐武则天为自己取代李唐天下造舆论，伪造了《大云经》，称自己为弥勒佛转世，故在龙门石窟中大造弥勒像。按过去的格式，三世佛造像，以释迦牟尼为现在佛居中，燃灯佛为过去佛居左，弥勒佛为未来佛居右。但因为武则天之故，弥勒佛居中。武则天去世后，又恢复旧制，释迦居中，弥勒居边。这一中一边的变化，可看成一件逸闻趣事，但也为我们判断佛像的制作年代提供了根据。龙门石窟最有名的大卢舍那佛，是武则天捐资开凿的，据考证佛像就是根据武则天本人形象制作的。此像在秀美中又有一股英武之气，倒真有点像武则天其人。(图20)1987年，陕西扶风县法门寺地宫出土了一批唐代佛教艺术的稀世珍品，其中有一件鎏金“奉真身菩萨”，是专为给唐懿宗祝寿所造。这种菩萨反映了皇帝转世的观念，本身就说明了佛教在中国的地位。又如宋太宗到开封大相国寺烧香时，问是否应当拜佛。高僧赞宁回答说：“现在佛不拜过去佛。”这种吹捧皇帝、将皇帝当成现在佛的例子各朝各代均有。到了清代，发展到将乾隆皇帝直接塑为500阿罗汉中的一位，以及直呼慈禧太后为老佛爷，都是这一行为的极端表现。直接为皇帝或最高统治者服务，只是佛教的附属性的一个方面，还有一个重要方面，是为以孝为中心的礼制服务。释迦牟尼成佛后收自己父母为信徒，他的父母要跪拜老师。出家人不拜父母，根据就在此。但这种形式完全背离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孝道，为中国文化所不容。早在东晋，高僧慧远著《佛儒合明论》就宣扬尊敬君王，孝顺父母。唐代佛教最盛，但律令明确规定僧尼见到父母必须跪拜。在政府这种严厉态度下，佛教只好放弃自己的一些教义和教规，服从政府管理。律宗高僧法慎说：“与人子言依于孝”；禅宗六祖慧能说：“恩则孝养父母”，都是尊重中国礼教的表现。姚合《送僧默然》的两句诗：“出家侍母前，至孝自通禅”，就非常清楚地说明了出家与尽孝的关系。表现孝道的艺术形象，最典型的就是四川大足宝顶大佛湾石刻，于崖壁刻了一幅极为醒目的释迦牟尼为父抬棺送葬图以彰明孝道，又于此石刻像旁刻了《佛大方便报恩经》，叙述了佛家重孝的思想。在释迦抬棺的一边，有一组父母恩重的石刻。其中有怀胎、分娩、哺乳、推干就湿、离别父母等等艺术形象，从怀胎开始到长大成材，清楚地刻出了一个人得自父母的大恩大德的具体内容。这些石刻的位置都在视线最易看到的地方，充分表明了镌刻者要引人注意的良苦用心。
中国佛教雕塑，就是在以上两个自相矛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并形成了自己的体系。这个体系的建立过程，就是佛教雕塑中国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可简略地从佛教雕塑内容的礼教化、佛教雕塑人物的华夏化、佛教雕塑手法的藻饰化三个方面表现出来。
佛教雕塑不是一般的雕塑。它是偶像的制作，不是自由创作，因而它有教义需要上的一些规定。如佛的造像要求，据《法界次第》、《涅槃经》、《智度论》、《中阿含经》、《无量寿经》等佛典说有32大人之相；《法界次第》、《大乘义章》又根据这32相定出80种随形好。对于菩萨、天王等等，也有种种规定(佛教中称“仪规”)。这些规定从形象、内容、尺寸等等方面，特别是佛的手印、衣饰、坐式等，都说得很清楚，都是造像时的根据，不能含糊。有确定性，是佛教雕塑的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正好是第一个特点的反面：没有确定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自相矛盾的现象？原因就在佛教本身。佛教不同于别的宗教，如基督教、伊斯兰教，以一部经书为一教的根据。佛教的经卷浩繁，而且各地区各时代都有增加，这浩繁的经卷必然导致混乱。例如佛的大人相和随形好，前面说有32大人相和80种随形好。但《观无量寿经》说：“无量寿佛有八万四千相，一一相各有八万四千随形好。”《华严合论》又说：“略说大相在九十七种大人相，随好无尽。”这些天文数字般的随形好，只能让人无所适从。又如在具体形象上，80种随形好中有“广而殊好”、“净满如月”，这还有具体形象可依。在造像中，尽量使面部饱满，不要过多地分块面以免造成过多的阴影。但要造三身佛中的法身佛就麻烦了。《智度论》说佛是“满十方虚空，无量无边”。即是说，佛等于宇宙本体，这就无从构思，倒是符合老子“大像无形”的说法。以上还只是说造佛像中的一两个问题。大量的问题是各种经卷中出现的形象，各有各的根据，各有各的信徒，也就各有各的造像，这就更增加了许多混乱。
从雕塑的角度来看，儒教的内容除反映祖先崇拜的山西太原晋祠圣母殿宋代群塑和反映泛神崇拜的四川都江堰市汉代镇水石人等一些作品外，主要的已反映在别的许多雕塑品类中。(图19)道教除了内容外，在雕塑手法上，没有什么新的创造，基本上全盘学佛教。陕西西安反映早期神仙思想的西汉牛郎、织女石雕像，四川剑阁鹤鸣山、大足石门等地丰富而劲健的唐、宋道教石刻，福建泉州清源山大气而流畅的南宋老君石刻巨像，山西晋城玉皇庙生动传神的元代二十八宿泥塑等，都是道教雕塑的佳作。中国的宗教雕刻，最重要的是佛教雕塑。佛教雕塑有完整、独特的体系，数量多，分布广，流传久，内容复杂。而且，参与其事的艺术家、工匠为数甚多。例如《中国美术辞典》收南北朝至清代雕塑家103人，其中有80人以上从事佛教雕塑。
图19 侍女泥 北宋 山西太原晋祠
图20 大卢舍那佛石 唐 河南洛阳龙门石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