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德贵：那您个人，在季承他们去以前经济方面也没有感到困难啊？
蔡德贵：从来没有跟我们说过，刘慧这次写《刘麟瑞传》，才从新华社把照片调过来。我们都不知道。家里也不知道的。他一辈子淡泊名利。
季羡林：当然沾光了。
蔡德贵：您在《历史研究》还审过稿子吗？
蔡德贵：反正吴组缃跟您是同学，他没有评上一级，是二级。
蔡德贵：马坚先生1978年就去世了。刘麟瑞先生晚年很惨的，不幸福。病把他折磨得够呛，心情也不愉快。他去世以后，把房子收回了。不知道从哪里扣了一小间，给他的女儿刘慧。刘慧写的《刘麟瑞传》，您给题写了书名的。刘慧也是学阿拉伯语的。
季羡林：那时候论小米。
季羡林：对。
蔡德贵：他有小说。
2008年11月26日下午4:00～5:30
蔡德贵：这个也和您当时学部委员一样的，开始在历史组。我查了刘大年的材料，当时成立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您开始分在历史组，后来公布的时候，把您放在语言组了。
蔡德贵：您就是一级教授的工资，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有钱吗？
季羡林：没有碰到哪个人和我闹过。我三十几岁当系主任，一直到后来，从来和同事关系处理得很好。没有矛盾过。
季羡林：嗯。东方语专过来的。
季羡林：林庚本来是燕京大学的，没有动。
蔡德贵：应该说口语水平是很好的。
季羡林：最初工资忘了，解放前可能大概是法币。
季羡林：对。
季羡林：有总支书记。
季羡林：不是。回民是每天都洗澡的。他那个不是每天洗的。
蔡德贵：在辅仁大学教的学生有没有印象特别深的啊？
蔡德贵：北大的教授像您这样，到街头吃饭的人多吗？
季羡林：我忘记了。在郭老家里边啊，开过编委会，郭老先在西四的家里。后来他搬到什刹海。在他家里开过一次会。
季羡林：忘记了。
蔡德贵：那时候反苏就是反革命。
蔡德贵：王森当过秘书啊？
季羡林：在地摊上，蹲在地上，喝豆腐脑，吃葱花饼。那时候季承去了。那个葱花饼啊，最好吃了。
蔡德贵：那时候一级教授挣那点工资，家里也挺紧张吗？
蔡德贵：王世清的职称一直没有上去。
蔡德贵：那时候，除了王森先生，陈玉龙也在办公室，是秘书吗？
蔡德贵：在家里发脾气？
蔡德贵：冯友兰先生第一次还不是。冯友兰是因为政治问题。
季羡林：大概是。清华大学是张光斗，水利专家。
蔡德贵：那时候就一个秘书，有一段马衡的女儿当过秘书吗？
蔡德贵：不是打小报告了吗？
蔡德贵：地瓜也吃。
季羡林：一个月。
季羡林：这个人是正直。
季羡林：东方历史写过。
蔡德贵：是不是因为回民每天要洗澡？
季羡林：对。我说应该给他一级，但是没有通过。所以他始终是二级。
蔡德贵：您在历史研究方面发表了文章，有些影响。
蔡德贵：那太惨了。
蔡德贵：马寅初拿行政工资。
季羡林：陈玉龙不在。陈玉龙好像是东方语专过来的，解放后晚来的。
季羡林：陈玉龙、陈炎都有。
季羡林：没有。也没有什么接触，我反正讲语言学，讲完了就走。后来送给我一个月三块大洋，最后送了一疋布。
季羡林：对。不是真正研究的学术著作。
季羡林：就是我们两个“二人班”。
季羡林：不一样。后来就是，虽然限制了范围，我也没有做到畅所欲言，就是讲了一点实话，实话主要就是，苏联老大哥不是我们吹的那样，就是这么一个主题。你让我说实话么。后来就抓辫子了。一篇小文章救了我，《塔什干的一个小男孩》。我在塔什干开会啊，（一个小男孩）大概是犹太人，反正是苏联国籍的，会点英文，跟我成了朋友，所以我写了《塔什干的一个小男孩》。做报告有人抓辫子，后来解救我的，就是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对苏联哪，塔什干的小男孩，我对他印象非常深，我赞美他，结果说，就是我对苏联只有爱，没有恨。（笑）救了我，就是这个小男孩。
蔡德贵：人大代表没有啊？
季羡林：对。也不是出卖。
季羡林：对。他原来在回教界，没有什么地位。
蔡德贵：您当系主任，主持系务工作期间，有没有别的教师不大听话的？
季羡林：没有。
蔡德贵：1946年开始没有总支书记吧？
蔡德贵：开始就是您一个系主任，加一个秘书。
季羡林：我也听说了。这个人是人品高尚。
季羡林：就是这样子，大家都知道的。就是“太傅”啊。他不是“太子太傅”，就是“太傅”。后来，这个对冯先生啊，就是大家不是从心里尊敬。郑振铎，我跟你说过了，我们在印度的中国使馆给开玩笑，把冯先生的胡子剃掉了。就是出于对他不尊敬。郑振铎对他不尊敬，因为他想当蒋介石帝王师。理发师给冯友兰理发的时候，郑振铎在旁边站着，说，把他胡子刮掉，理发师是中国人，一下子把胡子剃掉了。一半不行了，这一半也剃掉吧，开了一个玩笑。（大笑）
季羡林：反正是拿着这三块大洋，心里就觉着踏实了。
季羡林：那时候，教授也是拿行政级别的工资。后来征求大家的意见，平衡，这个一级教授，就不能凭你的年龄啦，主要靠学术著作，找了好多人，评这个一级教授。
蔡德贵：和刘麟瑞先生、黄敏中先生一起过来的。东方语专过来好多人啊！
季羡林：嗯。兼过，教语言学。那时候辅仁大学系主任是余嘉锡，他亲自到东厂胡同来请我。一个月三块大洋。
蔡德贵：有一次您在沙滩理发馆，还见过老舍。
季羡林：说这篇文章，我对苏联没有恶感。当时对老大哥那是要毕恭毕敬，而且到一个什么程度呢？我最不理解，说是苏联有的，我们不能有。比如说历史，我们有《历史研究》，苏联叫《历史问题》，他叫历史问题，我们这个刊物就不能有，不能再叫《历史问题》。其实，也没有人提历史问题，就是《历史研究》么。那时候《历史研究》的主编是郭沫若，把我弄进编委。我那时候号称是研究东方史的。其实，我搞的对象是语言，不搞历史。但是那时候《历史研究》编委有我。
蔡德贵：四川的馆子啊！那时候川菜就有名啦？山东人喜欢吃鲁菜，您还喜欢川菜。
季羡林：《一千八百担》。而且他是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凭这两个，要给他评一级，后来没有通过。
季羡林：也不能说混得最差。他也是开罗爱资哈尔大学的，学阿拉伯语的，刘麟瑞，王世清，都是爱资哈尔大学的。
蔡德贵：没有当成。
蔡德贵：那时候陈寅恪先生在清华大学还很困难，冬天连烤火的煤都解决不了，您还帮助联系胡适先生，用书换了美元，才解决了烤火煤。您在北大没有碰到困难吗？
季羡林：重要翻译。对的。
季羡林：在家里也不发脾气，从来不发脾气的。
蔡德贵：解放初您拿1100斤小米了。刘麟瑞先生拿400斤小米。两倍半还多啊！小米值钱啊！到1956年就正教授了，是北大正教授里最年轻的了。刚刚过40岁。
蔡德贵：专业特别棒。
季羡林：肯定是不对的。实际上应该是1958年写的。回来就写的。
季羡林：没有钱。
蔡德贵：林庚没到二级，是不是三级？
蔡德贵：那也都是七八十啦。
季羡林：我不发脾气。
季羡林：没有感到困难。那时候我在辅仁大学兼课。
季羡林：开始没有。
蔡德贵：王世清这一辈子是混得最差的了。
季羡林：开始1946年没有。解放以后有了。
蔡德贵：叫马存真。
季羡林：第一次。
季羡林：不过那个小丛书水平不高。
蔡德贵：是小册子性质的。
季羡林：我喜欢辣的，咸的。
蔡德贵：冯友兰先生也不发火。您说是保持大雅。
蔡德贵：那时候张维在清华是一级教授吗？
蔡德贵：但是发表的时候日期不对了，署的不知道怎么是1962年了。
季羡林：就是啊，是这样。那时候，沙滩有几个有名的饭馆，菜根香，就是卖一样，煮的鸡，你去了以后，给你一只鸡，还有一碟泡菜。在那个菜根香吃饭，我碰到过几个著名的京剧演员，有杜近芳。那个馆子的水平还是高。另外呢，一个四川的馆子，干煸牛肉丝，好吃。
蔡德贵：1951年上海东方书社先后出版，其中有吕毂、陈玉龙《越南人民反帝斗争史》；陈炎《战斗中的马来亚》；马超群，李启烈译《朝鲜民族解放斗争史》；郭应德《维吾尔史略》；王宝圭《缅甸人民的解放斗争》；任美锷编著《东南亚地理》；［日］渡部彻著，陈信德译《日本劳工运动史》；［越］长征著黄敏中译《论越南八月革命》；马霄石《西北回族革命简史》；白寿彞《回回民族底新生》；陈肇斌、王清彬《美帝国主义奴役下的日本经济》。
季羡林：那当然了。
季羡林：整个东方语专都过来了。东方语专就没有啦。后来呢，有一件事情，就是东方语专毕业的学生算不算北大的校友。后来我认为整个学校都到北大来了，当然是北大的校友啦。结果他们狂喜。作为一个北大的校友，随便就可以当的啊？所以那一次，我们到台湾去，到机场热烈欢迎的，就是东方语专，那一批北大的校友，热烈欢迎，到机场。
季羡林：人大代表也不应该有啊！人民选出你做代表，你借这个代表图谋私利，不行的啊！我开始不是人大代表，是政协委员，二、三、四、五届，20年政协委员。那时候最高兴的，就是到政协礼堂的食堂去吃饭。（大笑）可以带家属。政协礼堂那时候在张自忠路那个老地方，人大会堂还没有盖。带着老祖，（指季承）你奶奶和季承去吃过一次，这顿饭，我们三个人用了两张票，还没有“畅所欲吃”。
蔡德贵：我们原先只知道马坚先生，实际上知道刘先生翻译的次数比马坚先生多得多。因为马坚先生把照片挂在家里，刘先生从来没有挂。他从来就没有靠这个吃饭。
季羡林：也不是一开始就不值钱。最早的是银圆券，金银券。
季羡林：应该做啊，我在那里教过书的。
蔡德贵：他在燕京大学啊，合并到北大的。他也没有定到二级吧？
蔡德贵：刘麟瑞先生的口语是最好的。
季羡林：这我没有见过。
蔡德贵：那法币不值钱啊！
季羡林：有副系主任。
季羡林：二级。对吴组缃当时争论很大。就说他这个，没有什么站得住的学术著作。
蔡德贵：陈炎先生、黄敏中先生，包括刘麟瑞先生。
季羡林：嗯。
蔡德贵：那时候您当编委有待遇吗？
蔡德贵：您可是第一次就是一级教授。
季羡林：嗯。后来是二级，最高的就是二级。他没有定到一级。
蔡德贵：和报纸上吹得完全不一样啊！
蔡德贵：怪不得台湾辅仁大学把您做校友了。
季羡林：就是汤用彤先生派来的。
季羡林：对。最早的是马坚。
季羡林：嗯。
蔡德贵：送了一疋布？这就算给您的讲课报酬了。
蔡德贵：那时候一级教授确实是很少的。北大文科就是七个人。陈岱孙最大，翦伯赞、冯定、郑昕，您是最小的。也羡慕啊！那个一级教授。
季羡林：（淡泊名利）这四个字用在他身上，可以的。
蔡德贵：老舍走的时候，把您的理发费也付了。
蔡德贵：讲到东语系，是不是还是讲下去？您在东语系当系主任，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有没有副系主任？
季羡林：老舍那是，不是吃饭，那是理发了。
蔡德贵：您的脾气特别谦和。
蔡德贵：一开始就是小米吗？不是吧！那是解放初吧？
季羡林：一级教授最初并没有这个词，解放前后，有几次调工资，调工资呢，本来有几个老的，翦伯赞、曹靖华，我记得一调工资是他们先调。原来这个什么曹靖华、翦伯赞啊，没有人给他们什么名义。不过大概是翦伯赞与中共有什么联系，后来周恩来给他一辆汽车。那时候北大有汽车的，就他一个人。当时调工资，前面的没有什么可以商量的。大概开始有一阵是，一级工资空着，因为毛泽东不领。行政的，教授也是行政的，马寅初是三级，二级就是国务院总理，一级就是国家主席。所以马寅初三级。
季羡林：政协委员是这样子。我二、三、四、五届，四届当过20年政协委员。就是困难时期，政协委员每个月有8张吃饭的票。那时候你有钱买不到东西啊，有吃饭的票，8张就可以到政协礼堂旁边的食堂去吃八顿饭。人大代表没有。
蔡德贵：连车马费也没有吗？
季羡林：马存真。马坚死的比较早。
蔡德贵：您在单位从来不发脾气。
蔡德贵：您是在辅仁大学兼过课啊？
季羡林：没有。
蔡德贵：王森后来也去了中央民族学院了吗？
蔡德贵：才三块大洋啊！讲一次啊？还是一个月啊？
季羡林：我这个人，反正是，那时候我吃饭，就在地摊吃。
蔡德贵：1946年您把他从云南聘过来的。
季羡林：刘麟瑞、王世清。
蔡德贵：您那篇文章写得很早，一回来就写了。
季羡林：也不是没有根据。他的目的是蒋介石的帝王师。
季羡林：他没有。因为他不是搞（语言）专业的，他是汤用彤先生的学生，搞中国哲学的。
季羡林：不是。王森是秘书。
蔡德贵：可能有一点政治因素。
蔡德贵：他和陈炎一块过来的吗？
蔡德贵：他还特别谦虚。1950年以后，他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毅都当过比较重要的翻译。
蔡德贵：有一次，您从塔什干回来，在内部作了一个讲话，有人把您出卖了？
蔡德贵：他的文字水平和口语标准化的程度，太棒了。
蔡德贵：您还帮他说过话。
季羡林：它是这样子。我回来以后呢，让我讲一讲。我说讲一讲，是这样子。我说，两种讲法，一种是敞开来讲，一种是有保留地讲。他们说，我们把这个范围啊，限制在党内，那就是你敞开来讲。我讲的主要是什么呢，主要就是苏联。因为我们那个去塔什干，中国直接去不了，必然得到莫斯科，然后在莫斯科转飞机。结果啊，我讲的可能是实话，因为苏联当时外边吹得不得了，我们叫他“老大哥”。可我走过苏联以后，觉得不是那么回事。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只要经过苏联的，旅行日程上，本来没有在莫斯科停留的，但是一定要在苏联留。留的目的就是给苏联宣传，这个我也不反对。我们在莫斯科留几天，参观。结果，我说，我们在莫斯科几天，我们在莫斯科参观的只是“五年计划”。当时我们没有想到苏联是那个样子。
蔡德贵：1988年前后，他跟您在一起过春节茶话会之类的聚会。
季羡林：那时候有三块大洋，拿在手里边啊，觉得心里稳当极了。外边那时候是法币。三块大洋不得了的。
蔡德贵：他在阿拉伯语界的口碑是最好的。
季羡林：起码教了得有一个学期吧。那时候东四啊，有人手里边拿着大洋，哗，哗，哗，换法币，可以用这个法币讲价钱。反正他也不赔。
季羡林：回来就写了。
蔡德贵：那个时候，您能够从云南把他调过来，对他一辈子也是不得了的事。
季羡林：为政治服务的。
蔡德贵：您从1946年一直是教授。您的工资的变化，1946年那时候工资是多少钱？
季羡林：嗯。那时候，阿拉伯语翻译，全国就是马教授、刘教授。毛泽东接见这个阿拉伯国家的人，都是他们当翻译。
蔡德贵：您教了多长时间语言学？
季羡林：对。专业特别好。
季羡林：张维在清华。是不是一级，那我就不知道。
蔡德贵：您在1950年以后，主编过一套小丛书，《新时代亚洲小丛书》，有些影响。陈玉龙、陈炎都写了。
季羡林：不发火，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狡猾的，不发火，另外一种是真的不发火。
蔡德贵：他是汤用彤先生介绍过来的吗？
季羡林：当然是七八十了。
季羡林：当然。要不然，谁知道马坚哪！而且他夫人啊……
蔡德贵：开始就有吗？
蔡德贵：那时候您到食堂吃饭，后边就有人说一级来了，一级来了。
季羡林：有一次中南海派人来，说是毛泽东要接见阿拉伯国家领导人，请马坚教授做阿拉伯语翻译，马坚先生要洗澡。哎呀！我急得浑身冒火，等着接见，可是还得等人家要洗澡。
蔡德贵：这篇文章以后，就没有再追究您。
蔡德贵：实际上，那些到北大的东方语专的教师，也是沾了大光了。
季羡林：阿拉伯文整个的是刘麟瑞第一。第一把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