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没有写过信。
季羡林：没有问题啊，我从来不拉帮结伙。
蔡德贵：您《牛棚杂忆》里提到，老祖代替您领工资，回来的路上见到一个姓袁的，让把钱装好了，是谁呢？是袁行霈吗？
蔡德贵：在济南的时候，您在青年会讲演，题目是“从比较语言学的观点看寓言和童话”，一个叫杨思荣的请您吃饭。
季羡林：吴作人，我们是到印度，第一次大规模出访，有他。
蔡德贵：自己绘画吗？
季羡林：嗯。
……
蔡德贵：有几个小问题核实一下，您上中学的时候偷看过《金瓶梅》吗？
蔡德贵：不管什么启蒙，离不开您的这三种关系。您十多年以前就谈到了。
季羡林：我里面没有刺可挑。政治的，我同反动派，对这个问题我一向很敏感，只要闻到有一点，赶快……
季羡林：当然难受了。
蔡德贵：有没有孙承熙？
季羡林：嗯。
……
季羡林：那个好啊。你看过吗？血淋淋的，艺术水平很高，我喜欢艺术。
蔡德贵：说您在南京讲演是胡一贯邀请的。
蔡德贵：也在讨论文理要不要分科的问题，意见不一致。
蔡德贵：没准更早去世了。
季羡林：不是上课，是在家里。家里边。那时候什么书都看。
蔡德贵：您跟张岱年先生来往比较多，张岱年先生人品很好。
蔡德贵：东语系的工作，和总支都是很顺当，没有什么问题啊？
季羡林：对。
蔡德贵：他还是飞虎队的。
蔡德贵：段晴是不是研究生？
蔡德贵：您跟陈炎也有来往吧？
蔡德贵：嗯。您在北太平庄和金克木、赵宝煦住一个屋子。
蔡德贵：他的夫人是搞医学的。有个故事您知道吗？金岳霖先生一个人过日子，家里养一只鸡。赵元任在北京时，有一天，金岳霖忽然给赵元任家打了一个电话，说是家里出了事，请赵元任的夫人赶快过来帮帮忙。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当过大夫，杨步伟当时认为大概金岳霖那时正跟一位莉莲·泰勒（Lilian Taylor）小姐做朋友，可能出了什么男女私情方面的事，跑去一看，原来是金岳霖的一只老母鸡生不出蛋，卡在后窗的半当中，情急之下金岳霖忙请杨医生前来帮忙助产。鸡下蛋以后，金岳霖高兴极了，说到底是大夫。据说金岳霖的逻辑学课程是赵元任让给他的。您不是说过，金先生讲课，有一次说用中文讲不下去了，就哭了，说还是用英语讲吧。
季羡林：嗯。
季羡林：嗯。
季羡林：对。
蔡德贵：他带一班人马过来了。
季羡林：有这个话。
季羡林：王树英不是。
蔡德贵：马鹏云在南亚所工作过吗？
蔡德贵：他信誓旦旦，不做资产阶级的金童玉女。
季羡林：这个没有。
季羡林：挺好的。
季羡林：不记得了。
蔡德贵：蒋忠新、黄宝生，都是。
蔡德贵：杨丙辰跟站长有关系。
季羡林：是我编的。
季羡林：杨丙辰糊涂。跟这个人有点关系。杨丙辰脑筋不清楚，反正沾个什么边。当时我们最恨的是统，军统、中统，最怕的也是什么统，边是不能沾的。孙承熙是老实人，受命看我的日记，在里面挑刺。
季羡林：来往，他后来不是划了个右派吗？
季羡林：那时候厚今薄古啊。我认识西单书画商店老板，西单的书画店的老板很熟，他那里规定，每一个月多少钱，月底不够，就找我，我就给补上，当然他给我送画来。
蔡德贵：真正梵文、巴利文的，张宝胜也是。王树英就不是了。
季羡林：不熟。就是见过。
蔡德贵：您吃过谭家菜，是在翠花胡同吗？
蔡德贵：而且这话是好心的话。
季羡林：没有。他是老实人。那个人，他是整个地把我的日记看了一边，当时我觉得很对不起他，我说你有时间看我的日记，不如花力量写一篇学术论文。孙承熙那个人还是老实人。就是奉命看我的日记，鸡蛋里边挑刺，做这个工作。我的日记里边，第一个清楚，第二个清白。我跟不管什么，中国外国的反动派一向没有勾结。我对这个东西比较敏感，因为当时不是两统吗？军统、中统，我都不沾边。那时候军统北京站的站长，据说是留德的学生。据说，也不一定可信。我们那个杨丙辰哪，就是北大德语系系主任啊！那个人是，原来我们的关系，因为我是搞德文的，跟他有来往。请我在他家里吃过饭。我们的感情还是挺好的，那个人呢，政治不敏感。
蔡德贵：就是转型期思想怎么适应的问题。您的三个关系的问题，就可以解决的，用科学精神解决天人关系，用人文精神解决人际关系，用宗教精神解决身心关系。
季羡林：当然是好心话了。
季羡林：当时是这样子，情况就是恢复组织生活，当时的领导考虑啊，找一个又红又专的，烈属、贫农，或者这样的，有点名气的，就找到马鹏云了。马鹏云认为这个事情很重要，要好好表演一番。于是乎，摆了一张桌子，桌子上好多东西，摆完以后，亮相了，第一个就把那个梵文讲义拿过来，撕得乱七八糟，全撕掉了。后来我就想，看你对这个西服裤子啊，怎么处理。我那个时候半人半鬼，最严重的时候已经过去了，结果到了西服裤子那个地方，立刻缩手了，没有撕。当时我觉得可笑极了。
蔡德贵：都是自己买。
季羡林：有过。北京图书馆馆长袁同礼请吃饭，胡适也在一起。他那时候在北京的日子不多，老往南京跑，上了蒋介石的当。蒋介石散布流言啊，让胡适当总统。胡适信以为真，我们都不信，蒋介石什么人物啊，大政治流氓，他打下的天下，让你做总统，怎么可能呢，根本连影都没有。所以那时候他经常不在北京。后来关于胡适应该不应该走，当时啊，有争论。有人赞成他走的，有人不赞成他走的。我和邓广铭啊，都属于不赞成走的。后来回想这件事，我的意见错了，他幸亏走。不走，怎么样呢？留下一个大右派，一个批判对象。
蔡德贵：您跟胡适有没有交往的插曲了？跟他一起吃饭有吗？
季羡林：嗯。不一致才是正常的。没有一件事，大家是完全一致的，完全一致倒是不正常。
季羡林：没有。马鹏云这个人也怪我。那时候不是都是印地语教研室么，我就当面对他说，你既不像烈属，也不像贫农，也不像军属。你是四不像，这个话不好听。
季羡林：学术界在关心什么呢？
蔡德贵：那些梵文讲义都是您编的啊？
蔡德贵：解决人类的这三种关系，挖掘一下。
蔡德贵：那个早，是1946年前后了。《列子与佛典》，胡适说，生经一证，确凿之至。李亦园说，胡适一直说，做学问一定要像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那样。您见过李亦园吗？
蔡德贵：他撕那个讲义，您心里肯定非常难受啊！
……
2009年3月18日下午2:00～4:30
季羡林：不是。袁有礼。那时候我是不可接触者，我的家属啊，也是不可接触者。有的人敢跟我的家属讲几句话，得有点勇气。
蔡德贵：您自己80岁以后，最满意的是《中华蔗糖史》和《外国糖史》。
季羡林：没有画过。
季羡林：二十几本日记。我还记得跟他说，你费这个劲，你自己写一篇论文。
蔡德贵：给您送过画吗？
蔡德贵：是您的恩师之一。
蔡德贵：您在南京见过胡一贯吗？
季羡林：嗯。对。一万八千字。还有《赵元任全集》，序言也是我写的。
季羡林：整个的，都来了。
季羡林：反正他是南京东方语专来的。东方语专啊，是蒋介石办的，他办这个的目的啊，就不正。东方语专校长，不是张礼千吗。
蔡德贵：后来您给胡适有没有写过信？
季羡林：嗯。
季羡林：胡一贯？
季羡林：因为我讲这三种关系，一个人就是这三种关系啊，没有第四种。这三种关系处理好，就和谐。处理不好，就是不和谐。
蔡德贵：除了《中华蔗糖史》，就是《弥勒会见记》，您很满意。
季羡林：记不清楚了。
蔡德贵：《牛棚杂忆》里，您提到的，您的得意弟子，当面把您的梵文讲义给撕了。
蔡德贵：回来以后有来往。
季羡林：嗯。
蔡德贵：上学的时候，偷看您不敢吧？老师在讲课，您敢偷看闲书吗？
蔡德贵：很感人啊。您给《胡适全集》写的序言很长。
蔡德贵：跟吴作人交往。
蔡德贵：香港评论，有人注意到，“工程师治国”的现象快终结了。这是一个好兆头。文科出身的比较多了。大家关心的是这些方面。实际上不出您十几年前说的几个问题。
季羡林：（《牛棚杂忆》）那时候也不许出。我是中央党校出版社的曲伟给出的，要没有中央党校的招牌啊，据说《南方日报》发表了很多文章。《牛棚杂忆》我有两条原则，一不生气，二不带刺，有什么说什么，不挖苦，我自己也并不火，要说心里很舒服，也是不可能的。
蔡德贵：但是他毕竟是您的学生啊！
季羡林：见过。《列子与佛典》，有新的东西。
蔡德贵：王树英、张宝胜都退休了。
季羡林：没有。什么书法家、画家，我从来没有张口要。
蔡德贵：50年代您收藏就瞄准了书画。
蔡德贵：挑出什么刺了吗？
季羡林：什么意思呢？
季羡林：《中华蔗糖史》和《外国糖史》。《外国糖史》有现成的两本，《外国糖史》一个是德文的，一个是英文的，阿拉伯人起的作用很大。
季羡林：讲演有过，但是不知道是谁请的了。
季羡林：都超过60啦？
蔡德贵：日记很多的。
蔡德贵：您自己最擅长的是古文字，但是对书画，也很在行。您对列宾的画很欣赏。
季羡林：晚年有一篇文章《列子与佛典》。
蔡德贵：过去忽视宗教精神是不对的。
季羡林：不是那时候，是解放军快进北京了。在里面都听到炮响了。
蔡德贵：赵元任您熟吗？
季羡林：嗯。
季羡林：嗯。我写过一篇东西，《站在胡适之墓前》。
蔡德贵：关心思想启蒙。
季羡林：嗯。
季羡林：段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