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对。在清华。
蔡德贵：老教授怎么洗澡呢？您是年轻的教授，怎么洗澡呢？
季羡林：我对他真尊敬。陈寅恪先生到清华，我知道陈先生年老体弱，最喜欢当年住北京的天主教外国神父亲手酿造的“栅栏”葡萄酒，便到神父的静修院（今车公庄北京市委党校），那是利玛窦的坟墓所在地，到那里的地下室去买了几瓶“栅栏”葡萄酒，带到清华园去。这个天主教的牧师啊，不是不能结婚吗？他们讲，我就牺牲这一条，不结婚，但是一辈子可以吃香的，喝辣的。所以他们对这个烧酒有些办法。所以那时候，就是这样子，陈寅恪先生在清华，我就到栅栏去买葡萄酒。栅栏大概是个地方的名字。
季羡林：我年龄是年轻的，不过我当时是系主任。
蔡德贵：那您洗了中盆吧？
蔡德贵：是您主持的这次会吗？
蔡德贵：那不是解放前的吗？解放后院系调整以后取消了。
蔡德贵：您特别尊敬陈寅恪先生。后来您还到西郊的清华大学给陈寅恪先生送酒，对吧？
蔡德贵：上次说到江青是改足派。
蔡德贵：那时候可能已经是法币了。您在辅仁大学兼课一个月才三块大洋，汽车就一块大洋。那了不得的。
蔡德贵：这一下治好了罗先生的耳背症，于是高兴——或被气——得连饭也没吃就走了。
蔡德贵：说不几句，大概到了5分钟吧，座中的盛成先生便喊道：每人5分钟，人人都要守规矩。罗先生做耳背状，回喊说：你说什么？盛先生重复了一句，罗先生也重复了一句。大概是看着这么下去，颇有子子孙孙无穷尽也的意思，这时候，您便忽然一声高喝：盛老说得对，谁也得守规矩！
蔡德贵：您这几个陈寅恪先生的弟子，推着他到中山公园赏花，是在沙滩吗？
蔡德贵：几瓶红葡萄酒，现在算不了什么，但是在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当年，却是非同小可的事。您知道他愿意喝酒啊？
季羡林：就一次。买了几瓶。那时候出门或者要坐校车，或者坐洋车。坐校车很贵，一次要一块大洋。清华大学的校车在东城一个点，西城一个点。西城的点在桂香村，东城的点在稻香村。坐校车有时间限制，而坐洋车是很危险的。我买的那个，就是那个天主教徒烧的红酒，送给陈寅恪先生。那时候出门两种办法，一种是坐校车，另外一种就是坐洋车，洋车很危险的，因为路上有劫道的，大概吴宓先生么，好像就被劫过。带的一些书，后来在旧书店里，发现有吴宓的书，就是强盗劫道，卖到旧书店的。那时候坐洋车的时候啊，比较少，没有办法，一般就不坐，有危险。路上有劫道的。路上有一个老头，拿着个铁锨，天天在那里，锄那里的路，走过的话呢，他就说要点钱，也不多。
蔡德贵：那他怎么洗澡，您清楚吗？
季羡林：系主任洗中盆。
蔡德贵：您支持盛成，是不是得罪罗大冈先生了？
季羡林：嗯。
蔡德贵：张积慧这个山东人真不简单。
蔡德贵：假如胡也频不走，您有没有可能加入左翼作家？
蔡德贵：他在哪里工作呢？
蔡德贵：罗大冈在研究会还有什么职务吗？
季羡林：那时候张东荪的两个儿子，张宗燧、张宗炳弟兄两个。张东荪的两个儿子，都在北大。张东荪不是政治活动家么。张宗炳是学生物的，口碑还不错。张宗燧，他本来不够洗大盆的资格，但是让他洗大盆，我记得他是学生，因为他在北大声誉不佳，洗大盆。一次通不过，二次还是通不过，到最后通过了。把发言稿要过来了，那发言稿上面一处写着哭，哭，另外一处也写着哭，把大家搞得啼笑皆非。这个玩意儿，还能讲真话吗？反正通过了，提了几次都通不过，就哭，哭，还真按照那个发言稿标出的哭。结果就通过了。阶级感情就深了，可这还叫说真话吗？还真哭，有人说，是不是在眼角上涂上辣椒面了？不然，怎么掉泪啊？那个人聪明是聪明。就是完了以后，拿过发言稿来，看上面哭，哭，哭。
蔡德贵：是吗？
季羡林：不是。
季羡林：对。
季羡林：那时候这个发工资的时候啊，大家也不管什么体面了。那些教授啊，也在那里领工资，排队，领了那个法币，跑百米的速度，到东四，东四那时候那个贩子啊，拿着大洋，哗！哗！哗！表示我这里可以兑换。因为比价老是变，教授赶快到东四跑。它那个价钱老是变，所以赶快跑，你可以占点便宜，要是晚一个小时，大洋就升值了。所以一发工资，都在那里等。
蔡德贵：在沙滩的北大时，沈从文是北大教授了吗？
季羡林：他在法国多年，做了一本书《我的母亲》（Mamère），他这个不知道怎么的，和中国学术界总是格格不入。罗大冈呢，是法国留学生，在外国文学研究会，我们在一起工作。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会首届会长是冯至，后来就是我。
2008年12月5日下午3:00～4:00
季羡林：我没有加入啊！我后来这样子（在清华大学读书），胡乔木在半夜里，到我宿舍里面，劝我参加共产党，我说，我不干，玩命的事，我不是那个材料。实际上，我有一个论调，就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论调的：政治都是肮脏的，历史上也肮脏，现在也不干净。就是这个论调。到后来，思想改造运动，你知道叫洗澡，洗澡有大盆、中盆、小盆。大盆是校长，那时候北大真正管事的，是汤用彤，汤用彤啊，是校务委员会主席，洗了个大盆。因为我这个，认为“政治是肮脏的”，思想改造运动主要就是针对我这个思想来的，对于我来讲。
季羡林：那当然，真不简单。
季羡林：是在沙滩。
蔡德贵：您在沙滩的时候是不是和沈从文经常有来往？
季羡林：忘记是谁主持这次会了。
蔡德贵：他不是北大的吧？
蔡德贵：买了好几次吗？
季羡林：不是教授。开始的时候作家有名的，当教授还是不容易的。不过后来啊，比较容易了。当时还要讲资格。有个笑话，他在西南联大的时候，我没有在西南联大待过，他的意思就是明天下午有事，不能上课，他写“明天下午，因事未能上课”。就是证明他对汉语的掌握啊，还不如大学生。
蔡德贵：我不认识他。
季羡林：中法大学的。
季羡林：没有。盛成这个人在国外待的时间太久，与国内格格不入。他那本《我的母亲》，法国有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人，叫什么名字我忘记了，非常欣赏。这本书还得过法兰西荣誉军团骑士勋章，我也看过，这本书没有什么文采，不能说是什么文学家的。
季羡林：我那时候没有这个资格。我崇拜沈从文，为什么呢？我有个议论，就是一个作家，拿出他的著作看两页，就知道作者是谁。结果呢，这个作家，就是说，有他的独特个性。个性最突出的就是沈从文，沈从文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他当兵出身，出生的地方是湘西的，我对他的文章特别赞赏。后来，这个我给你讲过，就是郑振铎、巴金、靳以办过一个《文学季刊》，我在上面写过一篇书评，你给我纠正过，就是《夜会》的书评。因为什么呢？以前对丁玲那时候我不认识，她当时已经得过苏联的一个斯大林文学奖。我对她的印象是怎么来的呢？胡也频，她的丈夫，在济南高中教过书，我也算是他的学生。那时候，他其实每次讲，都是讲什么叫现代文艺，什么是现代文艺的使命，现代文艺呢，就是普罗文学，使命呢，就是革命。因为他也没大念过多少书，也讲不出多少道道来，老是讲那么一套。后来居然在那个学生宿舍里面，在走廊里组织现代文学研究会，宣传革命。那时候我是积极分子，我写过一篇文章，这个没有价值的，《现代文艺的使命》，很简单，就是革命，革命，革命！后来我说，当时的青年革命家啊，太幼稚，不成熟，要是真正的革命家，不能那样，不能暴露。他不光是暴露，简直就是直接告诉人，我就是革命者，那国民党能够允许他啊？那个现代文学研究会，我是积极分子。国民党后来就通缉胡也频，胡也频到上海去了，被蒋介石抓起来了，和柔石等大概七八个人，在龙华监狱里面被（蒋介石下令）枪杀了。
季羡林：她是改足派。
季羡林：他穷的，是冬天冷，生不起火。我回来跟胡适讲，胡适是，那时候北京私人的轿车啊，没有几辆，胡适有一辆，他用他自己的轿车，让我带着钱，我记得是带的美元，到清华。陈寅恪先生的书啊，卖了一批。后来这个东语系图书馆，就收藏一批陈先生卖的（书）。那时候，我坐胡适的私人汽车到清华去送美元，把一些书拉回来。
蔡德贵：冯友兰先生当时还在清华大学吧？
季羡林：盛成啊？不知道在哪里工作的。你知道中法大学吗？
蔡德贵：1947年冬，天寒，煤价猛涨，陈寅恪先生这位被称为“教授的教授”的学界泰斗，没有钱买煤取暖。您还给陈寅恪先生解决冬天的烧媒问题。
蔡德贵：不是前门的大栅栏吗？
蔡德贵：拿着铁锨够吓人的。您是不是没有坐洋车，走过去了？
季羡林：有这回事。对。有这么回事。盛成这个人，你知道吗？
季羡林：我也坐洋车了，但是走的一段路，够长的。坐那个校车啊，很贵，我记得汽车是一块大洋，很贵的。
季羡林：他怎么洗澡忘记了。当时在教授里，他的声誉，因为当蒋介石的帝王师，也不高。
季羡林：解放前的。我们在沙滩红楼，那是解放后了，北大还没有迁出来，在民主广场举行一个盛大的欢迎会，欢迎校友陈毅返校，我说过的，他在中法大学的课没有什么可听的，陈毅到北大中老胡同租房子，到北大旁听或者偷听，哪里是什么北大校友。在沙滩民主广场我们欢迎校友陈毅返校，陈毅讲，我哪里是北大校友啊？其实就是因为他到北大旁听过。那时候陈毅已经成了名。我们还欢迎过张积慧、时乐濛。后来我大概和时乐濛都在政协碰到了。政协大概分成的社会科学组，我们那个组最初有好多有名的人物，陈伯达、周扬，还有华北局的宣传部长还是书记的李雪峰，都是政协的。在沙滩，时乐濛讲话，说我哪里是什么战斗英雄啊！就是做了一首歌。张积慧真不容易，美国的那个驾驶员哪，很有名气的，他把美国的王牌驾驶员打下来了。那个驾驶员掉到地上就死了。
季羡林：也没有什么得罪。会后我们，就是和罗大冈还是在一起工作。
季羡林：反正是年老的人，都喜欢喝一点吧。
蔡德贵：据说，上世纪80年代，在一个与法国文学相关的会议上，会议规定每人发言须限在5分钟内。罗大冈先生从怀里掏出摞稿子，颇有霸了讲坛的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