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还要指出一点： 每个加盟共和国，都有自己的民间艺术，这种艺术状况如何呢？严重的平均主义倾向长期作祟，这种艺术不受重视，但是如今重又受人喜爱，他们予以保护，力求恢复，仿佛明白了这种艺术的不可替代的价值。譬如印花布吧，重新采用一些旧的花色式样，推给大众，至少供其选择，这恐怕不失为一种明智的取向吧。如今的产品市民化、小市民化，庸俗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莫斯科商店的橱窗里，陈列的商品实在倒人胃口。从前用模板印染的花布特别美丽。不过那是民间艺术，要用手工操作。
列宁格勒的新街区，我参观得很少。我在列宁格勒所欣赏的，是当初的圣彼得堡。我没见过更美的城市，也未见过石头、金属和水更和谐的结合。真好像到了普希金或波德莱尔的梦幻之城。有时，它令人想起基里科的绘画。城中建筑物比例完美匀称，好似莫扎特一支交响曲的主题。“那里一切，只体现秩序和美。”在那里，神思可以惬意地游荡。
广大群众精神不振，在我看来，这是斯大林过去要解决，现在仍要解决的最重要、最严峻的一个问题。因此产生了“突击手”（Udarniks），因此产生了斯达汉诺夫运动。同样，恢复工资的不均等，也就有了理由。
我听人叙述过，一组法国矿工到苏联旅行，参观一座矿山，他们出于同志的情谊，请求替班，换下一组苏维埃矿工，而他们也没有特别卖劲儿，无意中个个达到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指标。
再说，有了比较，口味才能提高，而当时并没有选择的余地。不存在“某种服装穿着更好看”。在这里，供应什么就得喜欢什么，要不要就是这东西。既然国家兼为厂家、买主与卖主，质量便只能随文化而进步了。
于是我想到（尽管我反对资本主义），我们国家从大企业家到小商贩，无不煞费苦心，绞尽脑汁： 造出点什么新颖东西，才能投大众所好？他们每个人无不精心策划，要以何等精品挤掉竞争对手。国家没有对手，对此并不在乎。那么质量呢？——“何必呢，反正也没有竞争。”有人就这么对我们讲。在苏联，产品质量何以都那么低劣，大众何以缺乏鉴赏力，这样解释也未免太容易了。大众即便有“鉴赏力”，也不可能得到满足。不，在这里，推动进步的不再是竞争，而是由文化逐步带动发展起来的对未来的需求。换了法国，这一切无疑会发展得更快，因为这种需求已经存在了。
这些人站在这家商店门前在干什么？他们在排队，而且队伍拉到另一条街。总有两三百人吧。他们在那里等待，非常平静而又耐心。时间尚早，商店没有开门。三刻钟之后，我又从那里经过。还是那群人，在原地耐心地等待。我不免纳罕： 何必提早到来？早等着有什么好处？
我投入这里的人海中，洗了个人浴。
“什么，有什么好处？……只有先来的才能买到东西。”
我们到苏呼米附近，参观了一座模范集体农庄。它建立已有六年，度过了初创的艰难时期，如今成为最兴旺的农庄之一，有“百万富翁”之称。这座农庄面积极大，到处呈现幸福的景象。这里的气候也适宜，草木庄稼欣欣向荣。每户住宅都是木质结构、吊脚悬空小楼，如画一般秀美可爱，周围还有一个相当大的园子，种满了果树、蔬菜和鲜花。去年农庄收益惊人，便有了大量的储备，劳动日的工钱就能提高到十六卢布五十戈比。这个数目是怎么确定的呢？结算的方式，跟资本主义农业企业完全一样，是按股分红的。须知这一点是确定无疑了： 苏联再也不存在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的现象了。这是巨大的成就。这里再也没有股东，而工人本身（当然指的是农庄工人）共同分享收益，还无须向国家交纳税金。这当然再好不过，只是还有别的农庄，那些穷困的农庄，每年总要青黄不接。因为，如果我理解不错的话，每座农庄都是独立经营的，根本谈不上相互帮助。也许我弄错了吧？但愿是我弄错了。
我们参观的工厂中，有一家运转得很出色（我是一点儿不懂，听说机器好就赞赏，看到食堂、工人俱乐部、工人住宅，以及为他们的福利、教育和娱乐所做的一切，我都由衷地赞叹一番），他们向我介绍一位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我已经看到他那贴在墙上的大幅招贴肖像。据说，他五小时能干完八天活儿（还是八小时干完五天活儿，我记不清了）。我贸然问一句，这是否等于说，起初五小时的活儿他要干八天？我的问题提得不好，人家干脆不回答。
从列宁格勒返回，再看莫斯科，就更不堪入目了，粗俗得压抑和削弱人的精神。房屋建筑除极少例外，都非常丑陋（不仅仅是最现代的建筑），相互之间极不协调。我完全清楚，莫斯科日新月异，正在改观。这是一座建设中的城市，一切都表明这一点，到处都显示变化。但是我担心第一步没有走好。人们一味大砍大伐，拆毁清除，再重新建造，一切都好像随心所欲。莫斯科尽管丑陋，但仍然是一座最引人注目的城市： 它生机勃勃。不要再看那房屋了，这里令我感兴趣的是民众。
只要生活必需品还供不应求，多余的东西，就理所当然不予考虑。在苏联，温饱还大成问题，也就没有为吃好多做或早做努力。
几小时后，我走进商店。这家商店大极了，里边拥挤得令人难以置信。但是售货员倒也不慌不忙，因为周围的顾客没有一点不耐烦的表示： 他们或坐着或站立，有的还抱着孩子，每人都等着轮到自己，没有编号，秩序却一点也不乱。如有必要，他们会等一上午，甚至一整天；刚从外面进去的人，立刻觉得里面空气令人窒息，但过一会儿就适应了，人就是这样，什么都能适应。我差点儿写上： 什么都能顺应。不过，苏联人远远胜过逆来顺受，他们似乎乐意等待，也乐得让你等待。
美妙绝伦的隐修院博物馆，我没有什么心思谈论，觉得能说的都不足以表达。然而，我还是要顺笔称赞一句那种聪明的热忱： 一有可能，便围绕一幅绘画，收集这位大师的习作、草图、速写，收集一切对我们有教益的材料，以便说明形成的缓慢过程。
夏季自始至终，几乎所有人都一身白色，每人都与众相同。社会平均化的现象，哪里也不像莫斯科街头这样明显： 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每个成员似乎都有相同的需求。我未免夸张，但只是一点点。人们的衣着打扮，异乎寻常的清一色，大概头脑也同样如此，假如能够见得到的话。正因为清一色，每人都高高兴兴，显得很快活。（长时间物质匮乏，有一点东西就很好。只要看见旁人也不多什么，自己也就知足了。）只有经过细致的考察，差别才显露出来。到这里乍一看，个人完全融入群体里，一点儿个性也没有，因此说到人们时，似乎应当使用部分冠词，决不能说des hommes（一些人），而是de l'homme（人的部分）。
我在这座十分兴旺的农庄，参观了好几座住宅……我想表述一下，从每户的“内部”得到奇特而伤心的印象，一种完全丧失个性的印象。每户室内，全是同样的难看家具，挂着同样的斯大林像，再也没有别的东西，没有一件私人物品，没有一样私人纪念物。每座住宅都可以互换，一户户庄员似乎也可以互换，搬进另一座住宅甚至都不会有所察觉。这样一来，幸福当然更容易得到。会有人对我说，这也是因为庄员无不共同欢乐，房间仅仅是睡觉的小窝，而生活的全部情趣转向俱乐部、文化公园、集会的各种场所去了。还能有什么更好的期望吗？全体的幸福，只有在损害个性的前提下才能获得。要想生活幸福，那就随大溜吧。
努力提高质量的重点放在食品上。这一领域要做的事情还多得很。有时我们抱怨某些食品质量低劣，可是第四次来苏联访问的杰夫·拉斯特则相反，惊叹近来取得的巨大进步，这距他上次访问仅有两年时间。尤其蔬菜与水果，除了极少品种之外，质量即使不算低劣，至多也只能算很一般。这个方面和各个方面都一样，重一般而轻精品，即追求最大产量。香瓜西瓜产量惊人，可惜淡而无味。波斯有句粗俗的谚语，我听人用英文引用过，我也只想用英文在此援引：“女子生为尽职责，男儿生为寻欢乐，西瓜生为供口福”，而这里却用错了地方。葡萄酒往往很好喝（卡赫特地区茨南达利的新酿味儿很美，尤其令我难忘），啤酒就马马虎虎了。有些熏鱼（在列宁格勒）味道极佳，只是不宜长途运输。
不过，还应当说句公道话，在这片灰暗的背景上，除了斯达汉诺夫工作者，还有整整一代热情洋溢的青年，他们是“劳动的先锋”、快乐的酵母，能将死面发起来。
有人向我解释说，报上发表消息，到了一大批……不知是什么货（那天想必是坐垫）。货可能进了四五百件，可是想买的人足有八百人，一千甚或一千五百人。不到傍晚便卖得一件不剩。需求量太大，人也太多，供不应求，而且相差太远，这情况还要持续很久。现在还不能满足需求。
话题再回到莫斯科人上来。他们给人头一个强烈的印象，就是异乎寻常的懒散。说懒散也许太过分……不过，斯达汉诺夫运动巧妙地创造出来，就是对付（从前是用鞭子）懒散作风的。在所有工人都有活儿干的一个国家里，斯达汉诺夫运动是无济于事的。要知道在那里，一旦放任自流，大部分工人就会松懈下来。在这种情况下，什么还都能运转，这真是奇迹。领导者们究竟付出多大努力，可就说不清楚了。为了弄清付出努力之巨大，必须先做到准确评估俄罗斯人民极低的自然“效益”。
人们不禁要问，苏维埃制度加上法国人的性格，加上我国劳动者的热情、觉悟和所受的教育，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到呢。
我时而闯过人群，时而被人流裹卷，从上到下，从这一端到那一端，将这家商店看了个遍。几乎所有商品都那么令人厌恶，真让人以为，那些布匹、物品等，尽量做得倒人胃口，这样就可以节制人的欲望，不到特别需要谁也不购买，绝不会因喜爱而买东西。我本想给朋友带回些纪念品，可是全都不像样。不过，我也听说几个月来，他们已经作出很大努力，力求提高质量，而且只要肯花时间注意寻找，说不上在哪儿还真能发现相当喜人的、令人对未来放心的新产品。然而，先必须满足数量，再考虑质量；长期以来数量不足，现在终于能满足需求了，但也只是勉勉强强。况且，无论推荐什么新产品，哪怕是在西方人看来十分丑陋的东西，苏联人民也好像无不喜爱。但愿大幅度提高产量，不久就能让人挑选择优购买，并且坚持生产优质产品，逐步淘汰劣质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