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有人问我对苏联当前的文学有什么看法。我想说明一下为什么拒绝表态，也可以借此机会，说明高尔基隆重葬礼那天，我在红场上宣读的讲话中的某些观点。我谈到苏维埃共和国的胜利本身提出的“新问题”，还说这些问题能在历史上产生，并且引起我们思考，是苏联的一项不小的光荣。我认为文化的未来，同这些问题可能解决的方式紧密相关，因此重新谈一谈，再作几点说明，看来是不无必要的。
X是画家，要展出他近期创作的油画。
“今天我们所需要的是人人都能理解，并且当即理解的作品。这一点，如果肖斯塔科维奇自己感觉不到，那么别人干脆不再听他的作品，就会让他感觉到了。”
我前往苏联之前，就思考这样的问题。
于是，他就反驳说，我这是资产阶级思维方式，而他却坚信，马克思主义既已在许多领域硕果累累，那么也会创造出艺术品。他还补充说，新作品之所以尚未出来，就是因为人们太看重旧时期的作品。
去苏联之前我就写道：
在第比利斯，我有机会看了一个现代画展，只字不提也许会显得大度些。但是，归根结底，这些艺术家达到了目的，即（通过图像）教育人，说服人，团结人（这些图像的主题，取材于斯大林的生活片段）。唔！这些人，当然不是“形式主义者”！只可惜，他们也不是画家。我从而联想到，阿波罗为帮助阿德墨托斯，不得不熄灭自己的全部光辉，结果再也没有作出任何有价值的——至少让我们看得上眼的东西。不过，无论革命之前还是之后，苏联造型艺术从未有过上乘之作，最好还是谈文学吧。
“我年轻那时候，”X对我说，“有人向我们推荐某些书，建议不要看某些书，而我们的注意力，就自然而然转向后一部分书。今天就大不一样了，青年人只看推荐给他们的书，其他的书，连看的愿望都没有。”
在列宁格勒，要参加文人和大学生的一次集会，他们让我准备一篇简短的演说。当时我到苏联仅仅一周，还尽量保持和谐的声调。我把讲稿交给X和Y。他们随即让我明白，讲稿既不合路线，也不合基调，我准备讲的话显得极不妥当。哦，当然啦！后来，我自己也豁然开朗了。而且，这篇讲稿，我也没有机会发表，便收录如下：
在苏联，一部作品再怎么优美，只要背离路线，就要遭到鄙弃。美，被视为资产阶级的一种价值观。一个艺术家再怎么有天才，只要不遵循路线创作，公众的注意力便转移，离他而去；对艺术家、作家的要求，就是合时宜，合了时宜，其余的一切就会随之而来。
以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例，他也就是这样没有什么读者了，谁也说不准究竟是青年离开他，还是有人将青年的目光从他身上引走——人的头脑经过了深加工。
大多数人的认同、掌声、赞扬与喜爱，自然而然趋向公众能一看就懂、就认可的作品，即趋向因循守旧，因此我颇为担忧，在今天光荣的苏联，是否有某个波德莱尔、某个济慈，或者某个兰波不为人所知，默默地生活，正因为有其价值，很难被世人理解。然而，我最看重的人，正是兰波们、济慈们、波德莱尔们，甚至司汤达们，因为他们起初受人蔑视，而明天就将成为最伟大的艺术家。
有些利益总是在丧失之后才认识其价值，要体会这一点的最好办法，莫过于去苏联（或者去德国，自不待言）逗留一段时间，这有助于我们珍视在法国还享有的、有时也被我们滥用的无比宝贵的思想自由。
“咳！我当然清楚了……可是刚才，有人在听我们谈……而我的画展很快就要开幕了。”
“你们这就是要迫使所有艺术家随大溜儿，”我对他说道，“而那些最优秀的，不会同意玷污他们的艺术，哪怕让艺术屈从也不干，你们就要迫使他们沉默。你们口口声声说，要为文化服务，要发扬光大和捍卫文化，将来肯定要成为文化的耻辱。”
自从革命胜利，建立政权并巩固之后艺术便经历了一场巨大的危险，即正统的危险，就跟艺术在法西斯高压下所经受的危险一样大。艺术屈从一种正统观念也就完蛋了，即使那是最健全学说的正统观念。艺术要陷入故步自封。获胜的革命能够也应当向艺术家提供的，首先就是自由。没有自由，艺术也就失去意义和价值了。
大多数人，甚至包括一些最优秀分子，从不欣赏一部作品中崭新的、潜在的、令人困惑的因素，他们只欢迎已经熟悉的东西，即平庸的东西。当初有资产阶级的平庸，同样，现在有革命的平庸，确信这一点很重要。必须坚信作品中附和一种学说，哪怕附和最健全的、颠扑不破的一种学说的东西，从来不能赋予艺术作品以深层价值，并使其流传下去。作品具有深层价值并能流传下去的原因，恰恰在于它提出新的疑问，超前提出疑问，以及超前回答尚未提出的问题。我十分担心，充满纯马克思主义精神，并借此今天获得成功的大量作品，过不了多久，就会让来接触的人闻到无法忍受的诊所味；而我认为，作品只有摆脱这种顾忌，才最有价值。
“您要明白，”X向我解释说，“这绝不再是公众所要求的，绝不再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东西。他写过一出芭蕾舞剧，非常出色，也非常引人注目。（‘他’，是指肖斯塔科维奇，有些人向我谈起他时，那种溢美之词纯粹是给予天才的。）可是，民众听完一出歌剧，出了剧院连一支曲调都哼不上来，还要那歌剧干什么呢？（什么！他们居然到了那种地步！其实，X本人也是艺术家，艺术造诣很高，此前他向我讲的话一直很有见解。）
我则反驳说，最美妙的作品，甚至后来能成为大众最喜闻乐见的作品，有时起先只能得到极少数人的赏识；就连贝多芬……当时我恰巧带着一本书，便递给他：“喏，您看看这段。‘数年前，我（讲话者是贝多芬）在柏林举行一场音乐会。我全身心地投入进去，想必真达到了某种境界，期望是一次真正的成功。然而您瞧： 我拿出了灵感的最佳创作，台下却毫无赞许的表示。’”
我们抵达苏联时，关于形式主义的大论战，还没有清理干净。我试图弄明白他们用这个词要表达的意思，觉得抓住这样一点： 但凡艺术家对“内容”的兴趣少于对“形式”的兴趣，就被指控为形式主义。还要马上补充一句： 作品的“内容”，只有遵循某种方向，才被认为值得关注（更确切地说，才能被容忍）。艺术作品一旦丧失方向，因而丧失“意义”（我这里玩起文字游戏），就将定性为形式主义。我得承认，一写下“形式”和“内容”这些词，就不免觉得好笑。然而，看到这种荒谬的划分将决定文学艺术批评，就不是笑而应当哭了。这种做法，从政治角度上看，可能是有用的，但是文化也就免谈了。一旦不能自由批评了，文化也就陷入危机。
沃尔特·惠特曼在林肯总统遇害之际，写出他最美的一首诗歌。然而，这自由之歌如果是勉强写出来的，惠特曼如果是被迫接受指令，按照既定的格式写作，那么这首“挽歌”就可能丧失其品质与美感，甚或惠特曼就根本写不出来。
X也向我承认，像贝多芬那样一个艺术家，遭受这样一次失败，就很难东山再起了。“您应当明白，”他继续说道，“我国的一位艺术家，首先必须路线正确。否则的话，多高天赋的作品，也要看成‘形式主义’。对，这正是我们找到的词儿，用来指我们不愿意看或不愿意听的一切。我们要创造出一种新艺术，无愧于我们这样伟大人民的艺术。艺术，今天必须是大众的，否则就称不上艺术。”
我认为，作家的价值同激励他的革命力量相关联，更确切地说（我毕竟不是那么狂热，仅仅认同左派作家的艺术价值），同他的对立力量相关联。这种对立的力量，既存在于博絮埃、夏多布里昂身上，或者今天的克洛岱尔身上，也存在于莫里哀、伏尔泰、雨果，以及许多作家身上。在我们这种社会形态中，一个伟大的作家、伟大的艺术家，基本上是不安分的，总要逆潮流而动。但丁、塞万提斯、易卜生、果戈理……无不如此。莎士比亚及其同时代人，似乎情况不同了，关于这一点，约翰·阿丁顿·塞蒙德讲得精彩：“那个时代的戏剧艺术之所以达到那样高度……恰恰是因为他们（作者）的生活和写作，同全体人民心心相印。”索福克勒斯恐怕也不是这样，荷马则肯定不是，我们觉得，希腊是通过他的口在歌唱。也许再也不逆潮流而动了，有朝一日……恰恰是这种前景，将我们充满疑虑的目光引向苏联： 革命的胜利，就要促使其艺术家随波逐流了吗？因为，产生这样一个问题： 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消除了艺术家抗议的一切动因，又该是什么局面呢？艺术家不必再起而抗争，那么除了随波逐流，还有什么可做的呢？当然，只要还有斗争，只要还没有完全确保胜利，艺术家就可以描绘这种斗争，就可以参加战斗，为胜利贡献力量。但是，胜利之后……
他说话的声调越来越高，简直像讲课或者背课文。这场谈话是在索契宾馆大厅。我不再答话，干脆走开。但是过了一会儿，他又到我的客房来，这次却压低声音说：
如果是必须响应某种号令，那么思想至少还能感到不自由。然而这样事先就加工定型了，不待号令就先行响应，思想就连受奴役的意识也丧失了。如果有人来对苏联青年说他们思想不自由，我认为他们许多人会感到惊讶，会予以反驳。
……
